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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从〃白听〃复述的情况看,刘文典当天晚上的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到了鲁迅的小说,又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还谈到了鲁迅的为人。尽管带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但在遣词造句上确实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有的语句甚至直接揭了鲁迅的短。

那么,刘文典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演讲呢?他真的是像有些报纸所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达到红起来的目的〃吗?

刘文典与鲁迅的交往

这就要从刘文典与鲁迅的早年往来说起。

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云大中文系师生积极筹备了一个纪念特刊,约十五万字,内容主要是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论文。刘文典应邀向特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鄢朝让、袁世平第一次讲述了他与鲁迅的关系。这次访问的文字整理稿后来被收进纪念特刊,题目《回忆鲁迅》还是刘文典亲笔题写的。

据刘文典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他与鲁迅的〃渊源〃最早缘于〃先后同门〃,都是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前后,鲁迅重返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这时听说章太炎于神田大成中学内开〃国学讲习会〃,于是邀集几个朋友另请章于《民报》社讲《说文解字》。1909年6月,鲁迅回国。这时,刘文典刚刚到日本留学,四处拜师无门,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拜见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学林社的章太炎,从此成为〃章门弟子〃。

第64节:〃骂鲁迅〃风波(3)

由此可见,鲁迅从章太炎学在先,刘文典则在后,两人在章太炎的讲学处并未谋过面。不过,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籍学生平时往来甚多,刘文典也多次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故事,知道他们有两大有趣的特点:第一、周氏兄弟都不喜欢说话;第二、他兄弟两个随时都是口不离糖,以至饭都很少吃。鲁迅那时还不抽纸烟。

从别人的口中,刘文典在心里悄悄刻画出了对于周氏兄弟最初的印象:周作人的西洋文学较好些,中国的旧学,鲁迅要学得好些。因为周作人是日本京都立教大学的学生,那里很多教授都是美国人。当然,这个仅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印象,大体上是模糊的。

回到国内后没几年,刘文典和鲁迅都进了北大文科教书。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因《新青年》杂志而聚集在陈独秀的周围,只不过刘文典除了写稿之外,很少过问《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因而也一直未得机会与鲁迅见面。到了北大以后,两人〃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鲁迅没有去过刘文典的家,刘文典也没有去过鲁迅的家。

刘文典说,他当时〃并不佩服〃鲁迅,〃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每次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见面,他也几乎没听到过鲁迅同别的教授谈话,而且总是一下课就披起大衣走人。只不过,刘文典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吃糖了,而是拼命地抽纸烟。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文典没有课,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想看看这位〃师兄〃是如何上课的?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五点钟才回家。在这一次课上,刘文典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这和他后来〃佩服〃、〃崇拜〃陈寅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对于后者的〃佩服〃、〃崇拜〃是全方位的。至于鲁迅人格的伟大,刘文典〃那时还没有发现〃。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刘文典与鲁迅长谈了几次。听到刘文典谈论对《昭明文选》的看法,鲁迅竟然没有像以前痛骂〃选学妖孽〃那样痛骂刘文典,反而给予他很多的赞赏,这让刘文典很是高兴。两人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交流而接近了许多,只是仍谈不上成为亲密的朋友。

刘文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是少年同学、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在教学、工作之外,两人仍然没有任何的私人往来。

鲁迅后来成了中国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员健将,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向恶毒的旧制度发起挑战。但刘文典在读了鲁迅的《呐喊》之后,〃很不以他为然〃,因为在《呐喊》的序言中,鲁迅说〃中国的革命绝不会成功〃,而且还用〃曲笔〃在烈士的坟头上加了一个花圈。

读完这些文字,刘文典很是不安,他认为〃鲁迅不只是孤僻,简直是冷酷了〃。这样的观点,也为他1949年7月11日的那场演讲埋下了伏笔。对于后来被人誉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刘文典始终没有做到完全地〃崇拜〃,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后来,鲁迅离开了北京,先后到了广州、厦门、上海等地,刘文典与他也从来没有书信往来。

第65节:〃骂鲁迅〃风波(4)

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因1929年5月李秉中结婚,新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请亲朋好友。李秉中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学生,而且深得这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赏识。

李秉中写了部《边雪鸿泥记》,请胡适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只好央请刘文典打听一下近况。刘文典满口答应,立即给胡适写信,并在结尾落笔:〃请你务必拨冗回弟一信,以便答复前途。〃

鲁迅更是把李秉中当做不可多得的〃少年知音〃之一。他也曾为李秉中的《边雪鸿泥记》多次写信给胡适,关切之心,令人感动。1924年9月24日,在一封给李秉中的信函中,鲁迅更是大胆解剖自我,首次坦露〃曾经想到自杀〃的隐秘心迹:〃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样的声音在鲁迅的生命中还是很少听见的。他后来与李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李秉中结婚,刘文典和鲁迅同时到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刘文典记得,那一天,他去得比较早,但鲁迅更早,躺在芍药栏边的一张藤椅上,悠然地闭目养神。刘文典看到鲁迅穿了一件新的竹布大褂,便开玩笑说:〃这可是《风波》里赵七爷的装束啊!〃

鲁迅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生气。《风波》是鲁迅写的小说,赵七爷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个遗老,总靠假学问骗人。鲁迅知道,刘文典只是一时口快,并没有揶揄他的意思。

由于婚礼迟迟没有开始,刘文典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鲁迅旁边,与他说了半天的话。鲁迅这一天的精神似乎特别好,面色也不像往常那样枯涩,只是说话的神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严肃,就连说笑话时都是一样。

老友重逢,刘文典很热心地问起鲁迅在外地生活的状况。鲁迅说,有一次在广州,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就不客气地回话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一句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国民党军警震得一愣一愣的,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刘文典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有趣。

两人正聊得热火,新郎新娘出来了。在主人的邀请下,大家各自走到大厅里吃西餐。席散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多钟,刘文典就匆匆地回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鲁迅。其实,这次鲁迅在北京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刘文典并没有去找过他,足见两人交情的深浅。

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1926年7月6日的当天日记里也有记载,不过依然是他一贯的简约笔法:

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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