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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审的,但是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仅仅取得了这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罗网。

第十五章 撤销控告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师要求县长延期开审。但是我反对,要求县长不延期,因为我要供认,我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如下:

“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条所发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的。据他们说,他们受着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其他的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问在这类事情上是有过不少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该是遵从政府对我发的命令。但是我要是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实,就是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制中,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现在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县长和政府律师都感到出乎意外,县长即宣布延期判决。同时我则把详情电告总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和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决以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我的案子撤销,而收税官①也写信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得到这么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果。

①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县长兼法官,收税官负实际行政责任,其权力远远超过一般人对这个官职的理解。印度独立迄今,此制尚未更改——译注。

我去拜会收税官海柯克先生。他似乎是一个好人,热心于主持公道。他告诉我,我需要什么文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调阅;如果我想找他,随时都可以去。

印度就这样第一次直接接受了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实际教训。地方上和报纸上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宣传。

我的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但是这次调查不需要新闻记者或报纸上的社论加以赞助。三巴朗的局势实在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所以过分的批评或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破坏我所希望做的事情。于是我便写信给各主要报纸的主笔,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因为凡是应当登载的东西,我一定给他们送去,让他们随时得到消息。

我知道政府容许我住在三巴朗的态度,是当地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我也知道,就是那些当官的,虽然他们不敢公开说什么,也是不高兴的。所以不正确或令人误解的报道更加容易刺激他们,而他们的忿怒当然不会向我发泄,而必然向那些可怜的战战兢兢的农民发泄,而这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为这件案子寻求事实的工作。

尽管我预先有些警戒,种值园主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我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我的同事和我自己的种种污蔑。然而我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变他们的锋芒。

种植园主对于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攻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攻击得越厉害,人民越发钦敬他。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下,我认为邀请别省的领袖到这里来是不适当的。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给我保证说,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他,只要通知他一声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有麻烦他。我这样地避开了这次斗争的政治意味。但是我偶尔也给那些领袖们和主要的报纸寄一些报告去,不过只供他们参考,并不打算发表。我看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其起因不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其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能有助于这件事情。三巴朗的斗争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凡是在任何方面给人民以无私的援助,最后总是在政治上有助于国家的。

第十六章 工作方法

要详细记载三巴朗的调查,就必得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所能办到的。三巴朗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一个大胆的尝试,而我不过就我认为值得写下的情况逐周写出来而已。读者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调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腾出来,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还不敢把屋子租给我们。幸而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进行这件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还没有为这种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出钱,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向朋友募捐。当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这大概是他们当时争论过的问题。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为这次调查向全国发动募捐,因为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助15,000卢比,但是被我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不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设法。梅赫达医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寄来。于是我们便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大批的钱,因为我们决心竭力节约开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贫苦情况。最后发现我们果然不需要大量的钱。据我记忆所及,我们总共花了不到三千卢比,捐到的钱,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最初阶段,我的同事们所过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经常使他们难堪的笑柄。每一个律师都有一个佣人,一个厨子,因此也都各有厨房,他们常常迟至午夜才吃饭。虽然费用是由他们自己支付的,这种不正常性使我发愁,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不致有什么误会,他们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厨房,并严守一定的时刻。因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两个厨房又太费钱,大家就决定只要一个素食厨房。大家还觉得有必要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开支,也给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成群的农民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带着一大队同伴,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伴们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没有效果,而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个至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谈话,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们的所述并非完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便不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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