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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起，让边区的天空一片晴朗。

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针对的是蒋介石在当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内大声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眼看到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徐佛观却十分担忧。当年10月，他返回重庆后呈上“延安印象意见书”，那时他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

此前，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他那个只有一铺大炕，一张木椅、桌子、一条木凳和一盆木炭的窑洞内，阅读了大量马列理论、经济学和哲学书籍，然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分析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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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唤起工农同心干（5）

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说要创造出一个太阳给蒋介石看看，这个太阳是什么？其实，在蒋介石说不相信天空上有两个太阳的时候，国民党的太阳已近垂暮，共产党的太阳却如初生一样，光芒四射。如果这两个太阳必然有一个被击落的话，那一定是国民党。

有人把最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的原因，归结为军事失误，那是片面的，在1943年的延安，一切就应该可以看得明朗，对于共产党来说，执政是迟早的事情。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的指导中心和民主圣地，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他们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冲破阻挠，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和边区。其中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甚至有国民党军政人员。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进行考察之后，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原因在哪里？我们可以从###的###里找到答案。他说：“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共产党成功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利器”之一，就是唤醒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当（革命成功后的）美好生活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拒绝它的“诱惑”。当然，如果没有共产党在民众中坚实的信用基础为后盾，再美好的愿景也是不可能让人心动的。所以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对决的时候，共产党许诺一个比国民党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就可以动天下之心。

延安，是如此让人神往。当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做《解放区的天》。歌词着有四句，却写得干净而真实。只说一个“好喜欢”就让人几乎流泪。曲子是激昂而且欢快的，节奏快得很，唱完四句就不住地欢呼起来了。歌词是这样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看到同时代的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并将这种洞察力与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谋略相结合形成清晰的愿景。更为伟大之处在于将这种愿景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激励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

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大社会环境中，面对中国人民渴望民族独立、渴望建设一个民主、强大的国家的愿望，以延安为中心，描绘了一个有希望、有活力的“精神家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高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在管理学上，当一个组织提出愿景之后，如何让愿景真正成为组织内成员的真正精神动力，关键就在对愿景的管理。

愿景管理的办法是让组织的成员描绘个人的愿景，然后在个人愿景的基础上描绘共同的愿景，也就是我们此前所说的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的统一。

愿景管理是一种把人们同未来连结起来的一种激励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管理人们的希望”。愿景是关于未来的描述，所以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让人们感受到愿景的力量。很多组织之所以在设定愿景之后并没有成为所希望的基业长青的组织，关键在于愿景和现实之间，无法建立起一个可以沟通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如何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愿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基于愿景的感召形成组织精神，让组织精神首先感染组织内部成员，然后再扩大到组织外部的群众中。

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中国共产党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理论创新上，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并达到成熟，进而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党驾驭复杂局面的政策和策略艺术走向成熟。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最伟大的创造，是边区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所在。在执政的实践上，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管理上，积累了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法制化、规范化、诚信公平的新型政府，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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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唤起工农同心干（6）

当时有一位来延安的作家目睹边区盛况，创作了一篇散文，把小小延安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写得生动逼真：“延安的空间，每日振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各种的声调腔音，还不时有异国人在欢笑，呼叫，畅谈。不同国度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省县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地方的人到这里来了！都踏上了这一块相同的土地！延安，仿佛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把一切坚硬强壮如钢铁的人们吸引来了！”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员不过3万，根据地仅存一处不足百里的武装割据区，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1948年3月，当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这片黄土地时，前后仅仅13年的时间，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发展到200多万，全国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就在这一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他不仅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践者，是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延安精神的形成，是毛泽东在先进认识论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精心地培育和敏锐地捕捉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闪烁着时代光芒的精神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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