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6部分（第1页）

，他们在圆周，我在圆心上。”唐骏说，“我不希望建立自己的山头。有些人离我近，有些人离我远，办公室政治就出现了。”半年过去后，唐骏的承诺得以兑现。“我不相信换了一半的微软中国高层管理人员，我的业务就会突飞猛进地增长，”他说，“这个承诺带来的效益是什么？是凝聚力。这是我们广州会议的核心。”他发现，自己很会搞团队建设，因为并没有媒体预测的高层跳槽、员工流动。

二、唐骏PK盗版

比尔·盖茨发怒了融入微软中国并不是唐骏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业绩问题。唐骏清楚：微软让他当总裁，就是要他将业绩做得比前任好。业绩问题背后是盗版问题。只要大家都用正版，唐骏的业绩会好到天上去，但唐骏清楚，他在任期间不能“过分”地打击盗版。过分地打击盗版，他的下场会跟他的前任一样。不过分地打击盗版，这是唐骏与他前任——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最不同的一点：他们都是打击盗版高手。唐骏认为：“我很难评价我的前任处理盗版的方式和方法，但我不会加大力度来告诉人们盗版横行。”“过分地强调盗版会导致反感。”唐骏将心比心地说，“中国人不喜欢被强迫，中国人喜欢将心比心。话讲清楚了，说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他所谓的事情好办，是指不会遇到他的前任在中国那么大的阻力。唐骏认为，打击盗版不应由微软这样的商业公司推动。盗版对中国软件产业的影响更大，国家不会任其发展。微软最明智的做法是配合政府的行为。“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盗版毁了他们前程，将他们扼杀在了发展期。”以前数任总裁的做法是这样的：微软划定游戏规则，政府、产业界、企业跟着微软制定的规则走就行，只有这样，中国的软件产业才有机会。微软俨然是个领导者。在美国微软是领导者，它带动了美国软件产业的崛起，而美国软件业的崛起，则产生了盖茨这样的美国式英雄与微软这个美国式传奇。微软谆谆教导：学习微软，中国就能产生美国式的英雄与微软式的传奇。唐骏则很聪明：中国不能复制美国式传奇，中国有自己的规则。唐骏对微软总部说：微软在中国的角色就是配合政府，安安分分地做一个企业公民，不能速成，只能缓进。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喜欢盗版，我希望他们盗版我们的软件，到时我就能向他们收钱。”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让中国人去偷吧，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作家方兴东后来在《挑战微软》一书中又反复提及这句话，并被渗入道德因素。这句话还被译成：“只要他们想偷，我们希望他们偷我们的。”因为用户会上瘾，因为他可以算出未来十年的收成。这句话甚至被简化成：“中国人是小偷”。比尔·盖茨说话直率，此话用商业标准衡量没有问题。后来由于渗进道德情绪，这句话演变成微软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公关危机之一。一个坊间笑话是这样的：比尔·盖茨刚到中国时很兴奋，因为有上亿人使用电脑，电脑里都装着Windows；接下来他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用微软的东西，微软在中国却没有营收呢？等他弄明白时，他开始愤怒了，因为人们一边免费使用微软产品，一边大骂微软。坊间笑话没有史学价值，但却准确反映了微软的困境，唐骏得想办法突破这样的困境。前有微软　　后有盗版唐骏需要说服微软总部，对微软中国区的总裁考核不重在业绩上，特别是短期考核。这样，他才有做事的空间。唐骏是这样说服微软美国总部的：盗版对微软营收的影响并不大。2001年，即唐骏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前一年，微软全年共赚了158亿美元，合1400亿人民币。对于微软来说，在中国丢掉一个亿（美元），等于全公司放假半天。短期不注重业绩，并不代表长期不注重业绩。微软当下的任务是让中国人用微软的产品，等产业环境变好了，微软自然就能收到钱。与盖茨的原话相比，唐骏的话不含道德批判，不会对中国企业、中国人造成情感上的伤害。事实上，中国软件产业界也明白：任由盗版横行，受伤的除了微软外，还有中国软件产业。唐骏之后，中国的企业，包括金山、用友等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呼吁打击盗版、净化中国软件产业环境。在这些企业之后，加入打击盗版行列的是中国政府，然后是产业界的知识分子。微软、企业、政府、知识分子四股力量，最终推动着中国打击盗版事业缓慢向前，微软一进中国就开始了这项事业，但唐骏最先考虑将这四股力量结合起来。

唐骏领导下的微软中国对待盗版的态度与前任不同。他不主张依靠打击盗版来作为业务增长的手段，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引导，加强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盗版对微软的损害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点点利益的损害，1％也不到。但盗版及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会危及中国软件发展的根本利益。唐骏的话，这在2001年已成中国软件产业内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唐骏对中国企业、中国政府、中国媒体讲：中国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软件发展资源、人才和市场。发展软件产业的关键是树立人们的软件消费意识——即保护知识产权意识，这个意识对于软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保护知识产权，做出来的东西没人买怎么发展？谁还会再投资做研发呢？那样中国的软件如何进步呢？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起码的软件行业规矩！在中国，“挑战微软”的除了方兴东的书外，软件产业界还有两个公司试图挑战微软：一个是金山软件公司，这家公司推出的办公套件WPS被视为微软办公套件Office的替代品；一个是四通利方，微软视窗Windows需借助其产品《中文之星》才能在中文环境中运行。前者的领军人物叫求伯君，后者的领军人物叫王志东。他们是中国优秀程序员的代表，在与微软的角逐中，他们先后失败。他们的失败，因为微软，更因为中国盗版横行的软件产业环境。但失败成就了他们，王志东后来进军门户网站，求伯君后来进军网游。新浪与金山先后成功上市，作为中国程序员的代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编写出优秀的软件，而是因为避开了与微软的正面竞争。这是一代软件人的悲剧。求伯君、王志东、王江民（程序员，江民科技创始人）、鲍岳桥（程序员，中文平台软件CCDOS创始人）、刘迎建（工程师，汉王创始人）等一代中国软件人，他们无不感慨：前有微软，后有盗版。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台了几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文件，让唐骏感觉很好。也有言论称，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过分了。但他认为：“如果认定一定要与国际接轨，那长痛不如短痛。”不改善产业环境，中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软件产业始终发展不起来，二是无法与国际接轨。尽管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正在形成，但唐骏依然不敢将希望寄托在这方面。在他看来，打击盗版是政府的事情，他帮不上什么大忙，他要做的不是打击盗版，而是帮助中国将软件产业做大。微软当时在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中，只占3％的份额，唐骏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的增大上。“盗版率是在下降，但盗版率的下降不以微软的意志为转移，而如果中国软件与服务市场增大一倍，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即便不增加，收入也会增加一倍。”所以，唐骏一来到北京，一会儿见用友，一会儿见金蝶，希望获得企业的支持与理解。唐骏当然还要见政府官员。唐骏向政府保证，微软要做“好的企业公民”，“不仅做纳税大户，还会帮助中国发展软件产业，办更多的合资公司，捐献更多的网络希望小学，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软件MBA。”唐骏领导的中国微软要融入中国本土，以改变原来竞争者的角色。陈天桥挑战微软唐骏与陈天桥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初，但陈天桥首先要见的人不是时任微软中国总裁的唐骏，而是“反微软斗士”方兴东。方兴东是清华大学一位在读博士，却不甘心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特别是与微软相关的事情，他更是十分关注。2002年的一天，当时的盛大网络总裁陈天桥到北京专门拜访了方兴东。这个日后名满天下，当时还籍籍无名的小伙子向当时已经因为挑战微软而在圈内闻名的方兴东诉苦：微软太霸道了，联合地方工商局到盛大网络打击盗版，要求盛大业务停运。陈天桥觉得不公平：与同行相比，盛大的正版预装率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微软拿盛大开刀。对于微软为什么拿盛大开刀，陈天桥臆测：因为盛大很赚钱，打盛大能打出油水，微软一向挑最有油水的公司打击。那时候的盛大网络已经很赚钱了，每天营收能达100万元，可谓日进斗金。但出身草莽、素来强悍的陈天桥就是不信邪，跟方兴东一样，要挑战微软。

陈天桥挑战微软，并没有道义上的立足点，但在当日的环境下，却能激起情感上的共鸣。陈天桥放手一搏，其结果很难预见。当时，中国反对美国霸权的情绪强烈，挑战微软霸权的声音不断。这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上海市工商局居中协调，唐骏息事宁人，陈天桥见好就收，让这起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连一向敏感的媒体也没有任何反应。多年之后，各方当事人才又旧话重提，回忆当日的一些细节。时过境迁，说者与听者都不复当年，仅作饭后谈资。这件事影响了后来的陈天桥与唐骏。当时，唐骏代表微软中国，陈天桥代表盛大，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内心却惺惺相惜。那是陈天桥与唐骏第一次见面。一年后，唐骏加盟盛大，带着“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的头衔出任盛大总裁，若追溯源头，则缘于这次见面。陈天桥、唐骏可谓不打不相识，两年之后，他们将走到一起，在中国企业史上导演了一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大剧。差别定价策略推动打击盗版的行动对业绩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不能让中国用户购买微软的产品。唐骏认为，微软目前的产品定价策略也不可能获得中国用户的认可。中国用户认为微软产品价格太高，与中国实际收入情况不符。许多企业谈及微软产品，都说：“Windows和Office太贵，如果便宜点，可以考虑买正版。”对此，唐骏很无奈：“我对价格的调整幅度不大。微软实施全球定价策略。我敢保证微软在中国的价格决不比美国贵，但我没有权力让微软在中国的价格比美国便宜很多。否则，微软的产品会从中国返销出去，那时赚钱的是走私商，用户也不会得到很多便宜。”微软总部担心，走私盛行，会扰乱微软全球定价体系。唐骏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时，其实微软在中国已经有十年历史了，但微软的业绩老上不去。原因有二：一是盗版横行，二是微软产品价格太贵。200～300美元一套正版软件，是中国用户的不能承受之重。唐骏任期两年，一直推动微软的价格调整，以让更多人使用微软的正版软件，享受正版软件服务。其成果之一就是推出简化版Windows，价格不到20美元，对部分用户（主要是学校用户与政府用户）实施差别定价。唐骏的这种策略对于微软营收增长的贡献并不大，但这种策略却换得了中国企业与政府对微软的理解与尊重。从这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与企业开始觉得，微软的声音不再那么霸道，微软的行为也变得缓和。这也体现了唐骏对中国企业的理解：连陈天桥的盛大都觉得微软的软件卖得太贵，遑论那些不赚钱的小企业，一般个人即使有心也无力。刚刚上任的唐骏认真研究了微软的历史：在过去的十年中，微软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微软，是在中国建立办事处，成立分公司，考虑怎样建立微软的营销体系，发展微软在中国的营销伙伴，将微软的业务搬到中国，将微软的产品卖到中国，希望业务发展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现在的微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微软要看重的不应是短期经济利益，而应是微软在中国的长期利益，短期经济利益要符合长期利益。唐骏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将微软由第一阶段带向第二阶段。理清盗版问题，正确调整微软与中国客户的关系问题，唐骏还只是找到了方向，要做好微软中国的总裁，这才刚刚开始。

三、新官“三把火”

军乐团计划当唐骏出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消息传出之初，他在上海“躲”了一个多月，5月11日才到总部北京。“我先调查。”他说。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后，唐骏抛出了他的三把火：一、抚内；二、安外；三、提出远景，也就是他的“军乐团计划”，让自己成为团队中的一员，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此，唐骏上任3个月后（2002年7月）推出了“军乐团计划”。“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我的举措就是改革内部的管理机制，建立透明式管理机制。”唐骏说。在北京露面之前，唐骏把微软中国13位高层主管拉到广州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他在会上阐述了他的管理理念：规范、透明、公平。随后，“军乐团计划”传达到每个员工那里。在微软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唐骏就身着白色的乐团指挥服，充满激情地“跳舞”。他要求每个员工都作为不同的乐手进入微软中国的运转之中，而奏出的“乐章”要保证每项收入增长超过50％。唐骏本人则是乐团的萨克斯手。唐骏吹萨克斯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很是了得。在上海时，唐骏曾经请一位专职教师指导自己，到北京出任微软中国总裁以后，其办公室内也依然放着琴盒。微软中国的“军乐团计划”的灵感缘于他的爱好。唐骏的计划得到了微软CEO鲍尔默的支持。所需大部分费用来自于美国总部。2002年微软中国的设置，将原来的京、沪、穗三家一下子增加到8家，覆盖到沈阳、南京、成都、西安、武汉。这些分公司成员主要负责与当地客户、合作伙伴进行沟通。这是“军乐团计划”的第二层意义：通过“军乐团计划”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改善关系。“军乐团计划”的第三层意义是建立亲善的政府关系，这是“军乐团计划”实现的关键环节。当年，鲍尔默访华，与中国计委签订协议，投资中国62亿元，从此微软花在与中国政府关系上的感情投资与资金投资均明显加大。在与国家计委62亿元的协议中，国家计委对微软没有承诺，微软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软件产业。包括向中国国内企业提供出口订单、人才培养、输入资金和管理经验、技术转让、产品本地化、开放源代码。通过“军乐团计划”，唐骏试图建立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包括企业内部，公司与合作伙伴，公司与政府的和谐关系。“军乐团计划”的硬指标是：未来3～5年，微软中国是微软全球67家子公司里增长最快的一家；未来3年中成为亚洲最大子公司；未来的5年中，成为微软全球前八强子公司，届时年收入将达到10亿美元。唐骏认为，在一个和谐的环境，经过3到5年，微软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微软中国这个团队应该像军乐团一样，大家的步伐曲调都应该和谐一致，我不要每个人都是世界级的人物，我要的是世界级的团队。”唐骏是微软中国乐团的团长兼指挥，当然要清楚对于乐手的要求，“我们的员工都很优秀，我希望大家组合成一个团队之后，不会因为个人的优异降低了团队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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