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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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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著作是极具可读性的，其次，它们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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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1）

郁达夫三十岁时即着手编定出版《达夫全集》，真是空前绝后。依老例，《全集》总是盖棺之后的清理，至少也要垂垂老矣才可以做的事。在郁达夫，却一边慨叹“男子的三十岁，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杀，总在这前后实行的。而更有痛于自杀者，就是‘心死’”，一边“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账”。所谓“过去的生活”即是从他1921年以来的创作。

《全集》的一、二、三集都是在1927年出版的。《寒灰集》、《鸡肋集》均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第三集《过去集》则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因为8月15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刊登了郁达夫的《启事》，《启事》声明退出创造社。此前一天，郁达夫编定了他的《日记九种》，并写下一篇颇为沉痛的《后叙》，痛惜与十数年老友的分手，又说“文人卖到日记和书函，是走到末路时的行为”。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郁达夫是第一个。

《日记九种》的销行成绩非常好，甚至超过了《沉沦》。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10月15日出版的《沉沦》，是郁达夫的第一本创作集，也是新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集。《狂人日记》虽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呐喊》的结集却是到1923年才出来。含了三个短篇的《沉沦》，制造了暴风雨似的轰动，销售了两万多册。周作人的批评是权威性和结论性的：《沉沦》是一件艺术品，是“受戒者文学”。周作人反对“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但《沉沦》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唤起了道德范畴内的文化共鸣，即坦言的性要求的新道德之声，《沉沦》应和了反封建的时代主潮。但是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沉沦》就是自然主义地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性苦闷心理和性变态行为，包括因为是“*”人而受到日本女人歧视的“异乡屈辱”也尽在性苦闷范畴内。*、窥浴、山间野合、妓院，这些直率的场景给那一代新兴读者以惊骇和震撼。性主题，也是新文学接受的新主题之一，这些，都保证了《沉沦》在文学史上的永远的席位。

郁达夫曾经提出一个“时间试练”的概念，他说：“凡作品之被视为伟大的，大抵总要经过一百年或五十年的试练之后，才能成立。”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试练”，郁达夫本人的小说都不够伟大甚至杰出，它曾有过的光辉已经渐次黯淡下去了。七十年前，陈西滢在列举十部新文学名著时，在小说中拈出《沉沦》和《呐喊》。他说：“郁先生的作品，严格地说起来，简直是生活的片断，并没有多少短篇小说的格式。里面的主人，大都是一个放浪的，牢骚的，富于感情的，常常是堕落的青年。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时才开始，收束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就结束，因为在开始以先，在结束以后，我们知道还是有许多同样的情调，只要作者继续写下去，几乎可以永远不绝的。”结构本身，并不是郁达夫小说的致命伤，结构上比较完整的中篇《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均被认为是写坏了的小说。《迷羊》第一次着力正面写女性形象，并且具有写实主义的色彩，但终于被早先的感伤主义复发所冲抵了。一对恋人（大学生和女戏子）在情感高烧之后跌入常温，跌入日常的琐碎和经济上的困顿，女方出走。在可能达到写实的高度之前，男方却得知女人是为了不影响他的身体而离去。没有了早先震撼性的主题，又没有新的意义诞生，使这部小说几乎接近了通俗文学的边缘。《她是一个弱女子》关于性和暴力的骇人描写，只是将先前的性变态故事换了女性为主角。几个可以一读的短篇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过去》，用灵的要求平衡和化解了肉的要求，使作品有一层温情的笼罩。

第十五章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2）

郁达夫小说只成功地写出了一个人物，就是他本人，颓废的、病态的、感伤的、易哭的青年。如果说，小说中的郁达夫不免感伤过度、夸大其词、冗赘絮叨、难以自拔地矫情，那么，日记中的郁达夫要精简得多真实得多，即使感伤、颓废，也是真实的精简的感伤和颓废。《日记九种》记录了他1926年11月至1927年7月，九个月的生活历程，可能是郁达夫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之一。

在这部畅销的日记写作即将结束之前，郁达夫多少已经有意公开它，当时他专门写过一篇文论《日记文学》，他说：“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认为日记不仅是考据作家作品的资料，本身就是文学。还说：“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这是他第一次谈起“文学作品，都是自叙传”，以后又曾数次修正性地坚持这个论题。几年之后，他谈到传记文学，说到“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哭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日记九种》便“见得真，说得像”，不避琐碎地记录了郁达夫本人的“外面的起伏事实”和“内心的变革过程”。他的本阶段“公生活”，包括如何自粤返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其时他是出版部的“总务理事”。日记记录了他的编稿写稿，理账追账，以及与老友部下的纠葛恩怨；“私生活”更繁琐细碎一些，包括大量买书、读书，看电影、搓麻将、吸鸦片、上妓院、饮酒、喝茶、听戏，最完整的主线，是他对王映霞女士的追求、挫折和终遂其愿。郁王之恋，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

即使单单将《日记九种》作为资料，它也使我们大有收获。中国作家，除了其作品，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进入其内心世界观察了解的机会，他的感情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史最空白的地带，也是最有必要进行深入发掘的领域。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徐志摩公开过他们的情感记录。《两地书》和《爱眉小札》、《眉轩琐语》，对比《日记九种》，是何其不同。《两地书》中偶尔闪露的热情，真让我们为鲁迅鼓掌，但总体太冷静太理性。《爱眉小札》、《眉轩琐语》，包括徐志摩致陆小曼的几十封书信，都太写意，浓腻得有些化不开，还是看不清他们的内心。《日记九种》就敞开得多，写实得多。率直的自我披露是郁达夫一贯的特色和优长之处。如果《日记》情感部分还略嫌单薄的话，同期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情书是极好的补充，郁达夫始终如一的长处与短处，都信手摊给我们了。包括他在原配孙荃与王映霞之间的犹疑、彷徨、痛苦、忏悔，高烧似的热爱激情，垂死般的绝望沮丧，都给我们清楚地看在眼里，所以也肯给予他理解和同情。郁达夫始终如一的不加遮掩，注定了他的为文风格和为人风格，使所有的人都容易亲近他，包括漂泊北京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和伟大的鲁迅。虽然，这风格推向极致时有暴露狂似的病态，十几年后他曾大量发表诗文，公布他的婚变。

鲁迅一向以为郁达夫的脸上最少“创造气”。在创造社成员中间，郁达夫是文人气和书生气最重的一个，却也不乏对社会时事的锐敏。1927年2月，他在《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是他与创造社老友分裂的导火索。文中以为，广东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说“要尽我们的力量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郭沫若从北伐军中来信指责“倾向太坏”，成仿吾在《洪水》也发文批评。4月8日，“四·一二”前四天，郁达夫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引发它的是郁达夫一些朋友的被拘捕。此文比郭沫若著名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早出一些日子。后来广州有署名孔圣裔者作《郁达夫先生休矣！》，总结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就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的高压政策。”郁达夫不仅受到文学批判，而且在拒绝以“委员”换取创造社“不封”之后，果真导致创造社被搜查和封门。

第十五章　全集读不得　郁达夫（3）

郁达夫在时论上的犀利，反映在文论上就是批评的中肯，感性的细密和理性上的准确，还要加上才华的飞扬。比方他对林语堂的评价就十分地有预见性。他说林语堂，“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向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林语堂虽然不曾气吞谁，但尔后确是在美国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和成功。这段“妄评”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该文是十集大系中最精确的一篇导言，其中对鲁迅、周作人散文异同的分析更是影响鲁学至今。他对鲁迅的热烈评价更是众所周知的，且不说他于鲁迅身后的系列震撼性的发言，早在1928年他就断言：“我总以为就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他的长篇《回忆鲁迅》，是所有忆鲁文字中最深切动人，或者只有萧红的一篇可以与之并美。他的记人散文，除这一篇之外，就数八篇系列自传最精美了，是最炉火纯青的文字，可惜只写到留日之初就断落了。不过，这种文字在他多年小说创作之后是可以预料的，我还是更推崇他的文学批评部分。大概，是因为中国太少优秀的批评家的缘故。

郁达夫曾经有一段极其透彻的议论批评家的文字，他说“率直、宽容、同情、学识，为批评家之四德。此外则人生的经验，与想象力审美力的具备，亦为好批评家之必须条件。批评家同时亦创作家也，因批评文学，不得不清晰美丽，有力动人”。宽容与同情，大致可叠为一个元素。郁达夫兼备上述三项大德，可以引他与梁实秋就卢梭一题之论争为例子。单说学识，可以找到他读书之丰来证明。入东京帝大之前，他就读高等学校，四年间读过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上下。帝大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也回忆，郁先生借书，从不查目录，只在架上从头一栏一栏一架一架地成批借阅。他在杭州自建的风雨茅庐所藏中国书籍有*千卷，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后来在南洋他曾列这批书的丧失与老母的饿死、胞兄的被暗杀，同为战争带给他的大劫。这种书海畅行之后，才可能建设一个他所谓“比较深思与活用的头脑”。

郁达夫在日记中坦白，在批评上中肯，在忆人时深情，那么在游记里，就是名士*，清爽怡人了。他的流畅隽永不造作的散文风，在游记中有更纯粹的表现。他给自己的第一部游记起名《屐痕处处》，“一个既不僭，又不雅，但也不俗的名字”。

郁达夫文集的名字，很值得留意。《茑萝集》、《薇蕨集》，茑萝、薇蕨都是很柔弱卑微的植物；《奇灵集》、《敝帚集》、《断残集》、《忏余集》，都是很习惯的很强烈的自谦自贱的意思。抛除文人常例的姿态性这一点，他的书题还是多少反映他心底里自卑的作怪。鲁迅书题是讽刺性的挑战性的，郁达夫的书题却是感伤性的内敛性的。郁达夫移家杭州后，心态中病的部分稀弱了，更趋平和正常，甚至优雅，有名士气。

名士气，是易受攻击的，但在郁达夫身上出现，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包括他生前手编的最后一集散文，叫《闲书》，都很可以理解和被喜欢。

本书坚持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反对读作家全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集值得完整地读下来（研究是另一个范畴了），对郁达夫尤其不例外。《达夫全集》只出到第七集《断残集》，实际只是系列文集的形式，这种规范形式可以集中收录各期作品，方便读者系统地阅读作家的全史，比当今作家乱出集子，叠叠重重的，要合理多了。

第十六章　不合时宜　梁实秋

梁实秋从来不曾在红色中国的文学史上消失过，他一直在鲁迅文章的正文里被批判着，在鲁迅文章的注释里被读解着。资本家的乏走狗，反动文人，这便是他的职业和出身。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够公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是一位不合时宜的文人。

不合时宜的人，是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方说了错误的话做了错误的事情的人；或者，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方说了正确的话做了正确的事的人。总之，是和时空错位的不合拍的人。

梁实秋在成为一个小品作家之前，一直是不创作的文学家，虽然写过一点诗和散文；是一位批评家，虽然徐志摩以为他是不容忽略的批评家，实则是一位立论粗糙、自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批评家。所以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不断受着批评和批判。两次大的批判，一次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文学、革命、阶级性，受到左翼文坛的批判。且放下不提。另一次，是抗战时期他的“抗战无关”文学论，这一回，批判他的队伍更广大一些。事情的起因是梁实秋在接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在《编者的话》中的一段文字。他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未必就错，但的确就不合时宜。引一段老舍1941年的文章，他说：“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及至到了战时，即使批评者高抬贵手，一声不响，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感情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真像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这又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是应该倡导的态度和精神。

打一个比方：一个人家死了人，亲朋好友来送葬。你或者不哭，并不是人人都要在致丧时痛哭，但你还偏偏要宣扬你不哭的精神和主张，说你的不哭也是真实的，这就比较地讨厌和愚蠢了。后来梁实秋终于不张扬了，静悄悄写开了《雅舍小品》。这是知行合一，由知向行的靠拢，而不是“知”了“知”了的絮叨。

《雅舍小品》是1940年起，梁实秋用“子佳”笔名在《星期评论》上开的专栏。后来，受友人怂恿，他将1939年至1947年的散文三十四篇汇成集，仍以《雅舍小品》为题，成为他的第一部散文著作，也是他最畅销著作。早在1928年，梁实秋就在《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论散文》，迄无作品的实践，抗战时才终于有了一个交代。

“雅舍”只是建在重庆北碚山半腰的六间简易房屋，梁实秋仅居其二。战时的陪都，许多文化人都是住在类似的甚至更差的房子里度过来的，多多少少后来都有些追忆，似乎只有梁实秋的雅舍身居其时便为之命名立传以至闻名了。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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