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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拜完后,文天祥站起身来,劲项高昂,大义凛然,长叹一声,说出了八个字:“吾事已毕,心无怍矣。”,下面哭声一片。

……

第二天,忽必烈允许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从东宫出来殓尸,在刑场上,很多江南义士不顾杀头的危险帮文天祥处理后事。在文天祥的衣带间,他的妻子发现了一篇附有序言的赞,赞文上滴透了一代忠臣的斑斑血迹:

吾位居相位,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子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其时离宋朝灭国已六载,文天祥时年四十七岁。

东林名士(1)

无锡城东最值得去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东林书院的旧迹了。东林书院在明代历史上的意义已不仅是一个讲学谈论道的书院,这个书院中的学生几乎个个都心忧天下讽议朝政;从这里走出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力挽狂澜地影响了晚明的政治。也许江南本不该有东林党这样硬气十足的音符,民风的柔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心灵的正直。当然东林党也因为他们的直抒己言纵论天下而得罪了朝廷,可事实证明,从这里走出的人,才是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真正的脊梁,我先想到的是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两位都是东林书院的创建者,也都是无锡人。

东林书院其实早有其名,宋代政和年间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杨龟山从洛阳南下时,就在这个地方讲学,自那时就有了这个书院。因为这位杨姓理学家的名字,所以又叫龟山书院。经历了南宋元代明三代,在元朝时也被周围的百姓改为寺庙,倾废已久,至于为什么后来顾宪成和高攀龙怎么会想到重修东林书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历八年,顾宪成已三十一岁了,二十七岁中举人以来也已四年之久,这年他下决心北上参加会试,凭他的才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进士。中进士的人一般都要被授予官职,可刚当官不久的顾宪成就与几个同榜进士,志同道合的朋友议论朝政评点时事,措辞往往非常激昂锐利。顾宪成是个书生气很浓的人,过于正直的他会得罪很多朝中的权贵,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万历九年,时任首辅的张居正患重病,满朝的官吏都凑钱要给张居正在东岳泰山祈祝。只有顾宪成一人认为不可,一位和顾关系不错的朝中的官吏生怕自己的朋友得罪了张居正而代他签上了“顾宪成”的大名,顾宪成知道这事后,骑着马赶到那里,亲手抹去朋友给他代签的名字,刚正耿直如此。明神宗宠爱郑妃,不务朝政,顾宪成就上疏说神宗“内宠将盛,群小将逞。以私掩公,以一己掩天下。”,这样说皇帝还得了,一怒之下皇帝削去了他的进士籍,不过朝廷中许多有识之士都说顾宪成此举,让正气为之一吐。万历十五年时,顾宪成又不顾自己的安危,上书神宗皇帝,要他“分别君子与小人”。皇帝也是你说的么,好,又被贬湖广。顾宪成到也不怕,听到这个惩处的决定释然一笑,他知道那个方向柳宗元甚至苏东坡都在那呆过,于是他第一次被贬谪到这蛮荒之地。外放做官的经历很快又结束了,朝廷看来还是离不开顾宪成,他又回到了京城,这回担任的是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一年时,立储君的事又提上了日程,神宗仍旧骄宠着他的郑贵妃,那么自然就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之前已经下旨立了太子。这回要改,只能推脱说要等皇后生子后,再向吏部提出册立的事,同时又将皇长子三子五子一并封王,说以后可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当三王被封的旨意传扬出去后,朝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哪有立三个太子的先例。顾宪成这时又冲在了前面,力持异议,他代表了大部份朝臣的意见,上疏神宗皇帝,提出了九条不可行的理由,为了让神宗采纳他的意见,同时顾宪成还写信给首辅王锡爵,希望他能从中解释和劝说神宗皇帝,使太子的事早日定下。神宗虽然后来接受了顾宪成的意见,但对这个多事的江南人也渐渐反感起来。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首辅王锡爵因为年龄太大,要谢政致仕,退休前还得先为朝廷推荐一些内阁臣子,顾宪成也在被推荐之列,其中还有大学士王家屏等人,王家屏曾因为立太子的事为神宗厌弃。皇帝让吏部重新提交名单,名单传到神宗眼前时,发现这王家屏怎么还在里面,怒火中烧,将管理官员升迁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降为杂职,过了段时间干脆将他革职为民,顾宪成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仕途,此时他已四十五岁。革职之后的顾宪成虽然仍心忧天下,但已使不上劲,在北京附近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住了下来休养,当然平时还是忘不了给朝廷推荐合格的官员。顾宪成虽然被革职,可他心里从没有过后悔和歉疚,因为作为吏部的官员,本来职责就是给朝廷举荐选拔合格官员的,做事自然要讲原则求公平,必须要选到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来为朝廷服务,可是朝廷对这个赋闲官员的建议爱理不理,失落的顾宪成打算回南方无锡去。京城与无锡相隔千里,一路奔波,让顾宪成精疲力尽,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可是回家后就大病一场,一来是因为往日在朝廷过于投入的工作和旅途的劳顿,一来更因为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

东林名士(2)

在家休息了两年,整日与书为伴,累了就坐上一叶小舟在江南的河道里畅游,比起京城的烦累,无锡这个江南故乡给自己带来的完全是惬意。当然,作为士大夫,顾宪成不可能没有那种忧国忧民的天下意识,万历二十四年的年底,吏部文选司以前的同事唐仁卿,回江南老家探亲,路过了无锡张泾,他也好久没见着这位刚正不阿的顾先生了。顾宪成见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近日国家的局面怎样,朝廷又发生了哪些事?弄得唐仁卿钦佩不已,原本以为一个赋闲之人早已归隐恬淡,不想顾先生仍是这番执着。顾宪成大概也知道朋友们会不理解他这种心态,所以在给别人的信中他这样说:“生平颇怀热肠,何能耕闲钓寂。”,是啊,大半生这样忙忙碌碌了,一下子闲下来去耕作垂钓,这种寂寞肯定是耐不住的。当然到不如说他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他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他还想为大明王朝做些实在的事,可是现在他知道神宗不会给他机会了。那怎么办,退而求其次也可以,顾宪成首先想到的是读书讲学,他想通过讲学来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而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学非讲可了,而切磨淘洗,实赖于此。”,收拾精神,顾宪成是不愿意这样终老在温婉的江南水乡间的,他要发出热量,作为一个读书人,他这极有眼光的选择,令人尊敬。

顾宪成出生后的十二年,高攀龙也在无锡出生了,他们的家离得并不远,似乎也注定他们的人生轨迹应该会很相近。万历十七年时,高攀龙已二十八岁,这一年二月他一个人独自去了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当然也进士及第,吏部决定让他担任行人司行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品级不是太高,但执掌着传圣旨和行册封的一些事,清闲却也很重要。在行人司,这个高攀龙似乎和他的同乡顾宪成一样不安分,吏部给他那个官职就是让他少说话闲着的时候多看看书的,这到好,他偏偏有很多话要说。当时四川有个沽名钓誉的提学佥事叫张世则,他几次上疏给神宗皇帝,要求他能崇正学辟异学,原因是什么呢,张世则自己写了本《大学古本初义》,说只有自己的这本书才恢复了《大学》的原义,朱熹的那套是贻误后人的歪学,建议明神宗将之废除而用自己写的教科书。高攀龙自小就研习程朱理学,虽然也承认理学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还不至于要象你张世则说的得废除掉,于是就也给明神宗上书。上书也就罢了,高攀龙在奏文中建议神宗要多用谏臣,多听意见,这意思分明是说自己不善纳谏,神宗一听到这些话自然对他没好印象。但高攀龙不会罢休,这一年的十一月,内阁首辅打击一些直言敢谏的朝臣,弄得人心惶惶,高攀龙又上了篇奏疏,措辞严厉地要神宗爱惜朝廷人才远离不忠小人,一个帝王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国泰民安。这份奏疏首先激怒的是首辅王锡爵,而后固执的神宗皇帝也非常生气,王锡爵问神宗皇帝象高攀龙这样目无尊长而狂妄的的人该怎么处置,明神宗给他一道旨意,一下子把他从京城贬到广东揭阳县去。到广东这个小县做什么呢,去管理文书出纳,显然王锡爵和神宗皇帝是拿他玩呢,不是善谏么,到了音书不通的万里之外还谏给谁听去。

京城到广东也是万里之遥,一路千山万壑,艰辛跋涉,在路上高攀龙并没因自己遭贬谪而灰心,他其实早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不然也用不着冒死谏讽神宗皇帝了。这一路他走了两个多月,到广东时已是早秋,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的人是并不在乎官职卑微与否的。高攀龙在工作之余仍不忘在县里举办一些考试,选拔有学识的少年加以培养,他觉得朝廷的希望总在这些年轻的人身上,甚至在此之余他还惩治了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觉得这个京城来的官员与平时见的很不一样,办了一件又一件的实事。过了一段时间,高攀龙请假北上回无锡时,揭阳县的许多听他讲学跟他读书的生员都舍不得他。这到好,神宗的给他的贬谪半点没影响到他的情绪,反使他的心境更平和了,他知道要将自己所学为国家做些事,就必须做到宠辱不惊。他想好了,回到故乡无锡后,好好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读书,他选择了漆湖,在这湖中央建了一个水居,四面环水,荷叶滴露,每天在这里饱览群书。当然平时也出门访友讲学,与他往来最多的就是此时也赋闲在家的顾宪成,他们两似乎天生注定会是一对挚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东林名士(3)

一天,顾宪成和高攀龙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说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一些讲学论道的场所,比如说武进的钱一本、常州的刘元珍等人,都办了学校。顾宪成的意思是能不能将这些讲学团体联合起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可以谈学论经也可以广交天下朋友。高攀龙当然赞成,两人一排即合,决定创建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他们首先想到了东林书院,只要重修一下绝对可以,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朝廷的批准。顾宪成和高攀龙,还有自己的弟弟顾允成三人一起活动起来,游说周边的父母官,到了万历三十二年,终于获得了官府的批准。

于是,这一大批的江南名士找到了谈学论经的场所,更找到了纵议国事的气氛。东林书院,明代最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议政言辞都将从这里播洒到神州大地。

正在顾宪成给书院的学生讲学时,听说江南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让顾宪成气愤不已。这事和盐税有关,当时无锡有一个叫赵焕的商人,因为告发了名叫俞愚和金阳两位税使虐民的不法之事,而被这两人以逃税为由,活活打死,这还不算,两个税官还将赵焕的尸体仍到河道中。赵焕的儿子赵希贤见父亲遭此残害,控告两个税使横行乡间以及杀人的罪行,俞愚和金阳这两人又用惩治逃税这借口将赵希贤关押起来,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用木杖打死他。顾宪成知道后,几次三番地致书给当地的官员。迫于压力,当地的官员硬着头皮惩治了俞愚金阳两位税官,释放了赵希贤。为什么说硬着头皮呢,当时的矿盐税使是极有地位的,这些人往往都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直接向神宗任命的税官负责,是荒怠朝政的神宗赋予他们不可一世的权力。当时的神宗只顾自己享受和挥霍,弄得国库亏空,那怎么办,他想到了民间,从民间大量收税,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奢靡的耗费,而这些全国各地的矿盐税官是神宗独立设立的机构,并不向户部负责。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税使在全国各地就广收亡命之徒,大肆盘剥百姓,江南的俞愚金阳这些人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眼光敏锐的顾宪成看到的远不是这些,他真正担心到不是几个恶税吏的影响,他担心神宗这样的盘剥必然会引起全国百姓的反感,甚至会激起民变。

高攀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当时在无锡和苏州之间有一个水陆要道叫浒墅关,是江南地区的一处重要的税卡,浒墅关的主政官员施重光在督理税务期间横行霸道欺诈勒索,曾经有这么件事让高攀龙气愤不已,一个乡间的船民,船上全载了灯草,满船的灯草也仅值二两银子,这些税官却要收二两的税,不交不让船过,这位乡民气得无可奈何,只能当着这些税官的面把船上的灯草给烧了。因为他知道,就是船过去了把灯草全买了也抵不过税银。在重税之下民不聊生,高攀龙首先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上级,并要求严加惩办这些不法的税官,当然官府对这些人的处置也是表面文章,朝廷对于这些税官更是姑息养奸,或者说明神宗就靠着这些税官活着,但高攀龙和顾宪成的这种行为赢来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名士,作为书院讲学的先生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举,因为那时科举是士人参政的唯一途径。既然这是唯一的途径,再加上当时朝政如此腐败,那这种风气必然也会在考场上蔓延,科举舞弊屡见不鲜,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次可能就是万历三十八年的韩敬科场案。这韩敬是浙江归安人,也就是现在的吴兴人,他参加当年的会试时试卷本来已经被点落了,可是中间他给考官汤宾尹行贿后,居然将被录取为第一名。其它考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找门路想办法,最后朝廷查出越房录取的考生就有十八人之多。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钱一本把这事告诉了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就纷纷上书朝廷说内阁隐瞒了这场科场舞弊,要求革除那些舞弊而中进士的宦官商贾子弟,并对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象这些会试舞弊案可以看出官员的腐败已很深,治病要治根,首先必须整肃吏治。他们认为天下之害就是因为朝廷各个机关受贿之后乱用无才无德之人,提出取士的标准首先是“正”和“大节”,这又不得不让人想起他们举荐李三才入朝的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东林名士(4)

也是万历三十八年,因为内阁缺人,大学士叶向高提议要推补阁臣。有人建议阁臣不应该专用翰林院的那帮官员,可以从外官中选拔人才,经群臣品议后推荐充任。当时大家想到的就是李三才,这个李三才刚正敢言,确实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在官场和民间都极有口碑。比如神宗派到凤阳府的几个矿盐监税中有一个最蛮横凶恶的人叫陈增,尤其是陈增的一些爪牙,成天压榨欺负百姓,由于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税官,地方官员无人敢管,李三才严惩了陈增的一些手下,一些罪名比较大的甚至将之捉拿捕杀,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陈增还有一个帮凶叫程守训贪污赃款数十万两之多,没人敢管,又是李三才站了出来,向朝廷参劾他们,终于这个程姓的贪官只能伏法,再一次大快人心。两淮地区地区发生水灾,李三才也积极请命,对灾民增加赈济,连连上书直至免除数十州的税收,这样的官员怎能不得民心。这回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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