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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加利福尼亚之行是甘特一生中最后一次远行。那是伊丽莎从圣路易回来的第二年，他当时56岁，在他高大的身躯里痛苦和死亡不停地起着化学作用。他虽然不说出口，但却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最终会陷入生活一成不变的陷阱之中，知道自己要与可怕的意志作一番斗争。他一向用尽全力想要占有土地，而不仅仅想要探索它。这是当初曾在那个少年黑眼珠里燃烧过的欲火的最终闪现，正是这个火焰引领他走进了这片新奇的土地，走向微笑的石雕天使。

他巡游万里，在寒冷的冬天即将结束的某个阴暗日子里，重新返回到这个群山环抱、光秃秃的荒凉之地。

在和妻子伊丽莎一起度过的8000多个白天黑夜里，不知多少次他从凌晨1点到5点一直睁大了双眼，内心冷静、清醒地感受着外面的世界。屈指算来，这样的夜晚不超过19个，一次是大女儿莱斯丽出生的那天晚上；一次是26个月后这个女儿因患幼儿霍乱夭折的那一晚；一次是1902年5月，伊丽莎的父亲托马斯·彭特兰上校去世的那晚；一次是卢克出生；一次是西进前往圣路易看望葛罗夫的火车上；一次是（1893年）在剧场里，一位年迈、忠诚的黑用人塔丢斯·埃文思老爹去世了；一次是1897年3月，他和伊丽莎一起在艾萨克少校的尸体旁守灵；1897年的7月底，伊丽莎得了伤寒，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她脸色惨白，人们都以为她活不下去了，他一连三夜守在她的身旁；还有一次是1903年4月初，卢克差点因为伤寒丢了命；一次是因为格里利·彭特兰的死去，当时他患了肺结核，死的时候仅仅26岁。这个小伙子性情友善，会拉小提琴，擅长说彭特兰家人惯用的双关语，常喜欢在小额支票上做一些手脚，为此他还蹲过6个星期的监狱呢；还有5个夜晚，即从1905年1月11日到14日，他本人因患风湿病右半身疼得无法动弹，躺在床上苦痛难耐、不断地咒骂自己、咒骂上帝；一次是在1896年2月，他守着邓肯家11岁的女儿珊迪的尸体；一次是1895年9月，他被关在本市的牢房里，满面羞惭，痛改前非。1896年6月7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彼得蒙市的基利疗养院里；最后一次是在1906年3月17日，他正好处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和阿尔特蒙之间，刚刚结束7个星期的加州之旅。

那么，故土在这位远游归来的浪子眼里到底是怎样一派景象呢？晨光从灰暗中爬了出来，同布满岩石的河水融为一体，火车头向天空里喷出一团团的烟雾，就像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呼吸一样。群山巍然，近在眼前，却要比他想象的距离更近。小城阿尔特蒙在群山之中就像一个荒凉、灰暗的小点。他小心地在脏兮兮的玩具城下了车，觉得一切都非常矮小，近在身边，感觉自己就像刚刚从《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回来一样。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此小心翼翼、沉重地坐进热烘烘的街车里，痛苦地望着皮斯加旅馆的广告牌、迪坡街上用砖石和木板建成的简易货栈、佛罗伦斯旅馆（供铁路工人住的）的薄板墙锈迹斑斑，里面不时传出叽叽喳喳、打情骂俏的声音。

真小，真小，真小，他在心里暗暗想着。我简直不敢相信。连这里的山也这么小。我很快就要60岁了。

他面颊蜡黄，双腿瘦削，战战兢兢，就像一只丧家犬似的胆怯的坐在车里。他没精打采地垂着头，眼睛盯着自己坐的藤椅。这时候，街车嘎的一声拐进了编组站，然后又停了下来。街车的司机脖子上挂满了灰尘，这时候推开驾驶门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发动车子的手柄。他关上车门，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坐了下来。

“这一段日子你上哪儿去了，甘特先生？”

“加利福尼亚。”甘特回答。

“怪不得一直没再见过你。”司机说。

空气中散发着暖烘烘的电流和烧热的钢铁味道。

死了才两个月，死了才两个月啊！唉，上帝啊！竟会如此。上帝保佑，这个鬼天气，这个可怕、讨厌的、该死的天气。死了，死了！是不是太晚了？一块有生命力的地方、一块鲜花盛开的地方。这绿色的大海多么清澈。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桑塔·卡塔林娜。东部的人都往西部跑，我怎么竟然跑到这里来了？走吧，走吧，就这么一直走下去，我知不知道这将是去哪里呢？巴尔的摩，雪梨，——老天啊，为了什么？小船的底部是用玻璃做的，这样你可以看清楚船底的情况。她把裙子掀起来走过人行道，现在到哪儿了？一对可爱的美人儿。

“你不在家的时候吉姆·鲍尔斯好像死了。”司机说。

“什么！”甘特大声叫了起来。“老天保佑！”他低下头，悲哀地小声咕哝着。接着他又问：“他是怎么死的？”

“肺炎，”司机说，“他生病刚四天就死了。”

“唉，他长得人高马大的，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甘特说，“我临走前一天还跟他说过话呢。”他撒了句谎，但话说出口以后就只能说服自己信以为真了。“他看起来就像一辈子都不会生病似的。”

“星期五晚上，他下班回家时着了凉，星期二就没了。”司机说。

街车轨道上传来了嗡嗡的声音。他戴着手套，用手指在结冰的窗户上抹掉了一小块冰屑，然后蒙眬地朝外面红色的站台张望着。这时候，他看见另一辆街车突然转过弯道，尖声地鸣叫着快速驶进了站台。

“没什么好说的，先生，”司机边说边拉开了驾驶室的门，“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轮到谁。今天还在这里好好的，没准儿明天就会完蛋。有时候说不准先逮个大个子呢。”

他反手把背后的门给带上了，然后把引擎挂到了三挡的位置，车子马上就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快速地开走了。

正当年啊，甘特心想，我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去的。决不会的，这种事情只能轮到别人的头上。我的母亲都快86岁了，奥古斯塔写信说她的饭量还很大；应该给她寄20块钱去。现在他的尸体已经入土为安，冻成一整块了。可以保持到来年春天。接着天就要下雨、身体就会腐烂，而且还会继续下雨。这个活儿被谁接去了呢？是布鲁克，还是索尔·辜葛尔？他们开始从我的嘴里抢面包了。这不是想逼死我这个外地人吗？佐治亚大理石，砂岩基座，40块钱。

良友撒手不复还，

至亲音容今已逝，

信念、记忆捉弄人，

他身虽死却永生。

一个字母四分钱，苍天在上，花那么大的工夫做那份活儿，也真是太少了。我的字雕刻得最好。我原本可以当作家的，而且也喜欢画画。这些应该都是我的活！要是有什么不测，他肯定会告诉我的。那么我就不会出这趟远门了。我的腰部以上没什么问题，要是有什么麻烦肯定就是下面了。烂掉了，五脏六腑都是威士忌喝出来的窟窿。卡迪亚医生那儿有张癌症病人的图片，不过一个大夫的话不足为信，需有几个医生意见统一后才能算数。他们要是意见不一致，这就是犯法。可是，倒霉的事一旦摊到我的头上，那肯定就会在外面。在侵害身体之前就要趁早把它们给摘除掉，还不照样活得好好的。海特老头肚里长了个肿瘤，挖出来装满了一大杯子。迈奎尔——那个该死的屠夫，简直像宰牛一样。但是他倒有几下子，这里割一块，然后在那里再缝上几针。他用一根胫骨给“玉米人”做了个鼻子呢。做得真是无懈可击，根本看不出来。应该可以办得到的。他操起刀来游刃有余，然后再包扎好。你只管在那里等着就行了。这就是迈奎尔专门干的活儿——他手粗脚笨，但做起来速度很快。有朝一日等我翘了辫子，他们也会那么干的。就是这么回事，谁也不明白——但可能会置人于死地。公牛太大了，可是眼看春天就要来了。人总会要死的，块头都不够大。她那个糊涂鬼。牛奶桶都装满了。朱庇特和某某女士。

可是朝西望过去，他一眼就看见了皮斯加山及其他西部山脉。那儿的地势更加开阔。群山向着太阳直爬上去。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景色，云蒸霞蔚。一个旋扭曲折的世界通向另一个广阔的世界，群山与平原相接，一直通向西部。西部代表了欲望，东部代表了家乡。向东边望去，一英里之外就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将小城拥进自己的怀抱中。鸟瞰那里，一切尽在夕阳之下。皮斯加大街富人区那一带，一股浓浓的炊烟从法官巴克·西维尔家灰白的木板房顶上笔直地升了起来。在山底下面的峡谷里，黑人居住的简陋破屋里升起缕缕稀薄的轻烟。早饭有：煎牛脑、鸡蛋、五花咸肉薄片。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你们这帮山里的懒人。她还在睡觉呢，正裹着三床破烂的被子；屋子里又闷又冷。布满裂痕的双手涂着厚厚的甘油。塞着橡胶头的瓶子、发卡、线头等。这个时候谁都进不去了。真丢脸。

街车在路口停了一下，接着向东转了个弯，然后沿着皮斯加大街继续向城中心驶去。这时一个编号为七号的报童，刚好在青藤街道的路口送完了报纸。他灵巧地把刚刚印好的报纸折叠起来，再压扁，然后使劲朝30步开外的西尔德家门廊扔过去。报纸砸在门板上，然后啪的一声掉到地上。他疲倦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朝20世纪走去。现在他的身上没了重负，他开始满怀感激之情，但是走路的时候右侧的肩膀仍然习惯地倾斜着。

这个孩子大概有14岁吧，甘特心里想。时间应该是1864年的春天。地点位于哈里斯堡的骡场。每月工钱有30元，包吃包住。人汗比骡子的气味还要难闻。我睡在第三层床上。基尔睡在第二层。把你他妈的臭脚丫子从我的嘴边挪开，这脚比骡蹄子还要大。那家伙要是踩你一下，肯定会比骡蹄子踩了还要受用，这个杂种。基尔说。于是两人干了一架。是妈妈叫我们出来的，她说我们已经老大不小的了，应该做点活了。从小就出生在文明世界的中心，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距葛底斯堡只有12英里。他们从南方来到这里，头上那顶烟囱管状的帽子还是偷来的。他们没有穿鞋子。孩子，给我口水喝吧。这个人就是菲茨修·李。三天以后，我们就打了胜仗。魔鬼坑、坟墓岭。一堆堆断胳膊断腿，恶臭熏天。有些是用肉锯子锯下来的。那块土地现在是不是更加肥沃了？那些大谷仓简直比房子还要大。所有人的饭量都大得不得了。我把牛藏在低矮的树丛里。贝尔·鲍伊德，那个漂亮的叛军间谍，被判枪毙四回。而当她和别人跳舞的时候，她把对方口袋里的文件给偷走了。看来她不是个正经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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