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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妖号（第1页）

今天早晨我睡过了头：昨晚在黑夜中乱逛把我给累坏了。我的两脚都肿了起来，就好像在坚硬的地面上跋涉了很久似的；我的头也觉得昏昏沉沉。是米拉敲门把我给弄醒了。“快起床，”她对着门上的投信口颤声叫道。我挺固执，故意不回答。也许她认为我死了——在睡梦中翘辫子了！毫无疑问，她已经在为我的遗体该穿哪件印花衣服操起心来，而且正在盘算葬礼结束后要招待亲友们什么样的饭菜。这不能叫守灵，哪有这么野蛮的。守灵就是看看能否把死者弄醒，因为在往棺材上填土之前，你最好确保死者真的死了。

想到这里，我微微一笑。接着，我记起来米拉有我房间的钥匙。我想把床单拉到脸上，吓她一跳开开心。转念一想，还是不这样做为好。我一骨碌坐起来，翻身下床，披上了晨袍。

“别急。”我对着下面的楼梯口喊道。

然而，米拉已经进来了。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那女工：清洁工。她长得人高马大，样子像葡萄牙人。看来是没法把她拒之门外了。她马上就拿起米拉的吸尘器干了起来——她们把什么都想到了。我像个哭妖似地跟着她，苦苦哀求：别碰这个！别把那个拿掉！这个我自己能干！你这样搞，我会什么都找不到的！万幸的是，我赶在她们之前冲进厨房，赶紧把我的一叠手稿塞进空炉子里。第一天清扫，她们是不太可能碰到那东西的。不管怎么说，炉子里不算太脏，因为我从来没在炉子里烤过任何东西。

“好了，”当那女工打扫完之后，米拉说道，“一切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难道你不觉得舒服多了？”

她从姜饼房给我带来一样新鲜的小玩意——一个栽种番红花的翡翠绿花盆，只有一点碰坏的瑕疵。外形做成个小女孩的头状，脸上还挂着一丝腼腆的笑容。番红花可以从上面的数个孔中长出来，开出一个花环。她说的一点不假。米拉说，我只管浇水就行了，不久它就会长满可爱的花朵。

瑞妮以前说，上帝总是在神秘地创造奇迹。那米拉是不是上帝派给我的守护天使？或者相反，她来是要我先尝尝炼狱的滋味？这两者又如何区分呢？

到达阿维隆庄园的第二天，我和劳拉就去看瑞妮了。要找她的住处并不难；小镇上人人都知道。或者说，去过贝蒂小吃店的人都知道，因为她每周三天在那里上班。我们没有告诉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我们要去哪里——何必在大家吃早饭时增加不愉快的气氛呢？如果告诉他们了，我们不至于遭到严令禁止，但招白眼是肯定的。

我们带去了我在多伦多的辛普森商店给瑞妮的小宝宝买的玩具熊。这并不是一只人见人爱的玩具熊——它表情严厉，塞得又挺又硬，看起来像个小公务员，或者说像那个年代的小公务员。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打扮。十有八九会穿牛仔裤吧。

瑞妮和她丈夫住在一排灰岩小楼中的一座。这原是为工厂工人盖的住房，两层楼、尖房顶，龟缩在狭窄的花园后面——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不太远。他们没有电话，因此我们无法事先通知瑞妮我们要来。当她打开房门，看见我们俩正站在门口，她咧嘴笑了，接着就哭起来。不一会儿，劳拉也哭了。我抱着玩具熊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局外人，因为我没有跟着哭。

“上帝保佑你们，”瑞妮对我们俩说，“快进来，看看我的小宝宝吧。”

我们顺着铺着亚麻油毡的走廊走进厨房。瑞妮把厨房刷成了白色，还装上了黄色的窗帘，色调和阿维隆庄园的窗帘一样。我注意到厨房里有一套小罐子，也是白色的，上面印着黄色的字样：面粉、食糖、咖啡、茶叶等等。不用问，这准是瑞妮自己搞的小玩意。这些小罐子、窗帘以及别的东西，她都会自己动手搞。她搞得很出色。

这个小宝宝就是你——米拉，你终于进入到我们的故事里来了。她正躺在柳条编的洗衣篮里，圆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们；她的眼睛比一般婴儿的眼睛更蓝。我看她长得像个板油布丁，可当时大多数婴儿都是这样。

瑞妮一个劲儿地要给我们沏茶。她说，我们现在是大小姐了；我们可以喝真正的茶，不能在牛奶里稍微掺点茶就拉倒——我们过去一直是这么喝的。她的身体发胖了；她的手臂以前浑圆结实，但现在手臂内侧的肉却一抖一抖的。她向炉子走去，一摇一摆地像个鸭子。她的双手胖乎乎的：手一伸直，指关节处就形成一个个小酒窝。

“一怀上孩子，你就得为两个人吃饭，到后来饭量也不再减了，”她说，“瞧见我的结婚戒指没有？除非把它给割断，否则别想把它取下来。看来我得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了。”她说这话时还带着一声得意的叹息。过了一会儿，小宝宝开始哭闹了。瑞妮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隔着桌子用几分神气活现的目光望着我们。这张桌子不好看，又很窄，铺着印有黄色郁金香的油布，像一条大沟把我们隔开了：一边是我们姐妹俩，另一边是瑞妮和她的小宝宝——现在看来很遥远了。尽管她们离我们很遥远，但这并不遗憾。

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是因为她抛弃了我们？或者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

瑞妮的态度有点怪，不是对她的小宝宝，而是对我们俩——好像我们发现了她的秘密似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你得原谅我，米拉，我把这故事讲出来了。其实你是不该读这一段的，好奇心有时候也会惹祸。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小宝宝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不是罗恩·欣克斯？会不会是我的父亲？我外出度蜜月之后，在阿维隆庄园只剩下瑞妮一个仆人。当时，父亲在精神上完全垮了。她会不会像一帖膏药那般委身于他，就像给他端碗热汤、送个热水瓶那样随叫随到？在寒冷的夜里，这对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慰藉。

如果是那样的话，米拉，你就是我的妹妹，或者说是半个妹妹。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至少我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我想，你可以把我从坟里挖出来，拿我的一点头发、骨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送去分析一番。不过，我想你是不会如此出格的。另一个唯一可能的证据就是萨布里娜了——你可以把你们的点点滴滴加起来，然后作个比较。但要做到这一点的话，萨布里娜就得回来。只有上帝知道她愿不愿回来。她天马行空，居无定所。她也可能死了，或者葬身海底了。

不知劳拉是否知道瑞妮和父亲的事——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她了解许多事情。不知她是否也了解这件事，只是不说出来罢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阿维隆庄园的日子过得很慢。天气还是太热，还是太潮湿。两条河的水位很低：就连卢韦托河的湍流也缓慢了许多；若格斯河水则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我大部分时间待在祖父的书房中，窝在皮靠椅里，两腿搭在扶手上。去年冬天冻死的一些苍蝇的躯壳板结在窗台上；穆加特罗伊德太太心里并不十分愿意打扫书房。祖母阿黛莉娅的画像仍然主宰着这个房间。

我天天下午翻阅她的剪贴簿；里面有关于茶艺和来访的费边社社员的文章。还有的文章是关于一些探险者用神奇的幻灯片，描述土著人奇特民俗的。土著人装饰他们祖先的颅骨，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此感到奇怪。实际上，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也浏览旧的社交杂志，回想起我以前是多么羡慕杂志里的那些人物。我有时还会翻阅用金边薄纸印刷的诗集。儿时从“暴力小姐”那里学到的那些令我神魂颠倒的诗句，如今读来十分做作，大倒胃口。这些诗句里的用词有许多是自作多情的古语。我以前对这些字眼感到很不舒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字眼令失意的人们变得滑稽可笑，就像那个可怜的闷闷不乐的“暴力小姐”自己。这些诗集的页边软绵绵的，字迹模糊，摸上去湿乎乎的，就像掉进水里的面包，你碰都不想碰一下。

我的童年似乎已离我远去了——遥远的往事渐渐淡化，苦乐参半，仿佛干枯的花朵。我痛惜童年的时光吗？还想它回来吗？我可不想。

劳拉并没有足不出户。她在镇上到处乱逛，就像我们以前那样。她身穿我去年夏天穿剩的黄裙子，又戴着那顶配套的帽子。我从背后看她，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滋味——似乎在看我自己。

威妮弗蕾德毫不掩饰她的厌倦情绪。她每天都去游泳，就在船库旁边的私人小浴场，但她从不涉足没过头顶的深水区。她头戴一顶洋红色的大“苦力帽”，游泳大多用狗爬式。她邀请我和劳拉一起去，但我们谢绝了。我们俩的游泳技术都不过关，并且我们也知道河里倒进了什么东西，可能现在还在里面。当威妮弗蕾德不去游泳也不晒日光浴时，她就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她拟初稿，画草图，记下各种缺陷——前厅的墙纸应该换了、楼梯出现了一块块的腐斑之类，或者干脆就躲进自己房间去打个盹。阿维隆庄园似乎耗干了她的精力。世间真有什么东西可以耗干她的精力，那倒是令人欣慰的。

理查德不断地打电话，还都是长途。要么他就到多伦多去待一整天。其余的时间，他则围着“水妖”号转悠，监督工人修船。他说，在我们离开之前让船下水是他的目标。

他让人天天早晨送报上门。“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他有一天吃午饭时说道，“不过，已经酝酿很久了。”

“真不是什么好事。”威妮弗蕾德说。

“不关我们的事，”理查德说道，“只要我们不参战，让共产党和纳粹党自相残杀去吧——他们很快就会打起来的。”

劳拉没来吃午饭。她一个人端着杯咖啡去了码头。她常常去那个地方，这令我很不安。她会躺在码头上，一只胳膊垂入水中，歪着头盯着河水出神，好像她有什么东西掉到了水里，正瞅着河底寻找似的。然而，河水太暗了，看不清什么东西。只能偶尔看到一群银白色的小鱼，像扒手的手指倏然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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