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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第1页）

管大印，实权并没有根本差别，不过名分上略有高低而已。富弼既空出上相的位子，仁宗也就让韩琦补了昭文馆大学士与监修国史，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丞相。他的次相位子，则由正做枢密使的曾公亮补了。做枢密副使的欧阳修，则升了参知政事。

既然首相、次相差别不大，不过是个虚名，不是也可以不去计较吗？吕诲真这么劝过韩琦：“相公，富大人脱了孝服，朝廷少不得还要物归原主。您干吗不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着等他回来呢？”

也不清楚这吕诲究竟是怎么想的？知道韩琦与富弼不和，有那么一点调和羹鼎的意思？或者，只是一般忠厚人的想头，劝韩琦不求虚利，好邀实名？不大好说。

好歹，韩琦根本不想清楚，他压根儿就不想这么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您说什么傻话！这种位子，还能长期保留？等富大人脱了孝服，连我韩琦没准都不知道去了哪儿，还昭文馆大学士呢！我要是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给富大人，人家不会说我想当一辈子丞相？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他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得就得了吧！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吕诲这次倒没有那么刻薄，只想他说的也是实情：确实，什么都没有大宋朝丞相换得快。光仁宗手里，就换过几十个丞相了。那位子就是要留，也真没法儿留！

富弼呢？一得到消息，当时就骂开了：“哼，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想做首相，明说呵，干吗这么玩阴的！”

有这一招，两下里的过节，还能不越闹越大吗？

到富弼起复上班，仁宗已经薨逝，英宗坐了皇位。首相、次相既都有人，富弼虽然保留礼部尚书、平章事不变，却不能进中书实做丞相，只能到枢密院做枢密使了。这东西两府首脑，级品虽然大致一样，可职权就差了去了。东府，也就是中书哪，一切统管；西府，也就是枢密院哪，只能专管军事。原先中书是不管军事的。庆历打仗，还是由富弼建议，让中书也管了军事。既然这样，东府让西府予闻政事，就是一种情分，一种恩赐了。照理，他们完全可以不叫西府知道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做首相的韩琦，恰恰又是那种不喜欢别人掺和的人。许多事情，只要与枢密院无关，他基本上不叫枢密院予闻。原先无事不知，无事不管的富弼，一进枢密院，就陡然聋了耳朵，瞎了眼睛，百事不知，那日子能轻松吗？

他在西府大厅，对同僚大光其火：“岂有此理！我也做过宰相，哪里见过这样处事的！我在中书，什么都不瞒枢密院，总是找枢密使们商量。你们里面该有枢密院的老人？你们说说，我这话是不是假话？”

枢密院的官员，不管是不是老人，差不多都答道：“这是我们亲历的事情，那还能有假！”

“瞧瞧现在，都成什么了？枢密院都快成聋子耳朵了，什么都对我们封锁！我们还知道什么？而且，我还挂着丞相的名呢！”富弼继续发着牢骚。

大家又都不平道：“太不像话，哪有这样的！”

可人家就是不开口子，你有什么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韩琦叫太后撤下帘子，还了政。

那天韩琦引着两府大臣到内东门小殿见太后，请大家说项让他辞职外调，富弼也在场。可结果却石破天惊，不是韩琦外调，而是太后撤帘！富弼又惊又气，冷汗都下来了！

太后与英宗不和，除了向韩琦，也曾当面向富弼诉过苦，一把鼻涕一把泪，话更说得痛彻心腑：“富大人，死了丈夫的寡妇，没地方说理呵！”身为垂帘太后，却如此伤心无奈，富弼少不得有些同情她；尽管无能为力，在不同场合，他也没少为太后说过话。

自己的这种立场，谁都知道，韩琦能不知道？既知道，撤帘却不与我商量，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是防我，将我完全当成对立面了！我因为守丧，立嗣、接位的事都没参与，与皇上那边已经生疏，还经得住他再这么往死里推我吗？他越想越生气、害怕，话也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这是灭门的勾当！这种事都瞒得水泄不通，这朝廷还有我富弼立足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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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三回（3）

司马光一向与富弼走得近，自然要替他不平。逮着机会，便责问韩琦：“相公，别的事不叫富大人周知，或者倒也罢了。这么天大的事儿，相公不与富大人商量，怎么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弄得他不知所措，不仅尴尬，还觉着险恶！”

韩琦一脸的无可奈何：“啊呀，我的司马大人！您现在说得轻巧，打个招呼？这种事是算计得到的吗？变起仓促，定夺不过须臾之间，全是太后自己的主意，我还不一样不知所措！您说这招呼怎么打法？”

既有道理，司马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富弼自己，除了生闷气，更不能说什么了。但很快，他终于有了一个出气的机会。

英宗亲政，又要论功行赏，两府的八位大臣，连富弼在内，人人有份，全都要加官晋爵。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几个诚惶诚恐，都不敢接受：别的不说，去年四月太后垂帘，他们刚加的官爵，不过一年多又要升赏，谁都怕惹个盈则亏、满则溢的无妄之祸。可英宗硬是坐镇延和殿，等着几位进殿叩谢，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拗不过，只好上殿谢恩了。英宗特别礼遇，又是赐坐，又是赐茶，几位自然更是感戴不尽了！富弼却根本不去领这个情！一等韩琦他们谢过恩，他就上书数落开了。

话，当然还是先从自己说起。立嗣、继承大统，我在守丧，没有点滴功德可言。朝廷也知道自己无功，可中枢七个人都有赏，唯独落下自己一个，好像说不过去，便提起自己早年为相时有过立嗣的建议，也算一功。可那时仁宗根本就不提这件事，与立圣上更风马牛不相及，显然是草诏学士张冠李戴。韩琦他们才是真正的有功之臣，自己决不敢与他们一起受赏。

由此往下，出气的曲笔就渐渐出来了。

自己即使有功，也微不足道。真正对皇上有大恩大德的是太后。从立嗣到辅政，到还政，哪一桩不是太后神明独断，日夜操劳，才臻于成功？结论只有一个：一切都是皇太后的赋予，与臣子了无干系。既然如此，圣上真正感恩报答的只能是太后，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可皇上不但不报答太后，反而因为垂帘时的一些龃龉心有不满，合了《诗经？谷风》所说，是所谓“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而忘了太后的天地大恩，却来赏赐微臣这样的丝发微劳，更是完全颠倒错位了。陛下应该重新颠倒本末，将力量放到如何报答孝顺太后身上，再不要只顾着恩赏臣子了！圣上只有推行仁孝，才能德化天下，达到大治。光靠金钱爵位感动人心，那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说得很堂皇，作比的也始终只是自家，那弦外之音，当然包括所有无功受赏的大臣。对同僚无能为力，却可以通过教训圣上的皇皇谠论来曲笔出气，这专制王朝的出气通道，也真别具一格呢！

前几章，朝廷没理睬。富弼又奏了几本，朝廷只好下诏勉慰。富弼原不过为出气，气既然出了，朝廷又给了面子，还能不见好就收吗？接受封赏，不辞了。可心里到底不踏实，恰好腿上有点不大方便，又借着清明打柳枝，请假在家养病，只挂职，不上班了。后来到底请调外出，带着使相衔去判河阳。因为心有余悸，临走还特别恳求英宗，说自己一向谨小慎微，可仍然免不了得罪小人，常常遭到诬陷；眼下离京远任，不在皇上身边，万一仍有小人离间君臣，谗言陷害，请皇上务必辨明是非，包容保护！英宗也笑着答应了。

英宗位子已稳，尊严与自信又渐次恢复，终于开始清理门户了。

第一个倒霉蛋，便是三司使蔡襄蔡君谟。蔡襄书法端严温厚，平和蕴藉，号称大宋第一。可他的官运，却远没有他的书法亨通，行远流长。他不是因为《四贤一不肖诗》，搭上庆历新政这条船的吗？他的命运，从此也就与庆历一般闻人息息相关了。范仲淹他们被贬的时候，他不就主动请求去老家福州做了知州吗？到富弼、韩琦、欧阳修们进入中枢，朝廷成了庆历闻人们的天下，蔡襄也渐成气候，一直做到翰林学士、三司使。仁宗的丧事，大体都是蔡襄勉力应付的。三司早已捉襟见肘，即使有内藏库拨款补助，也还是力不从心。仁宗永昭陵的费用，算来算去，到底比原计划还是少拨了一半。这样当家，要不怨声载道，反倒怪了！他的倒霉，大体也即与此有关。

还在太后刚垂帘听政的时候，她就曾当着两府大臣的面，拉家常似的说道：“先帝立皇子的时候，看见十三团练，就想起自家夭折的几个王子，心里特伤心，一时间就乱了方寸了。周围的侍妾宦官便趁机拨弄是非，说些对当今圣上不利的话，弄得圣上一时非常被动。他们这些人无知无识，乱说乱道原不奇怪。奇怪的是亲近大臣，知名人士，也有那么一两位上书说圣上的坏话！奏章就搁在先帝的病榻上。幸好叫哀家看见了，哀家已经收起来了。”

究竟是谁，太后却没明说。谁也不敢问她。从此，这就成了一个哑谜，也成了英宗心里的一个疙瘩。也有人猜测，根本就没有那一两个人，太后不过故弄玄虚，要挟中枢大臣跟着她走；要不，就将你作为谜底抖落出来！可英宗，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

他也亲自问过太后：“母后，您说的那一两个大臣，到底是谁呵？”

太后回答：“事情都过去了，皇儿还问他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谁，拿到奏章我就烧了。”

大宋遗事　第五十三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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