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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的父亲爱上了一个83公斤的女子链球运动员（第1页）

在八十岁生日前夕，我的父亲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从一片虚无缥缈中油然而生，宛如一道闪电劈倒了一棵大树，力量无穷。母亲给我来电话时，开场白是：“你爸疯了。”

这段恋情产生于观看伦敦奥运会的现场直播，说得更具体些，是女子链球决赛。父亲托人在屋顶上装了一个卫星天线，这样一来家里的电视就可以收到一百多个频道。他整天坐在那台豪华平板电视前，用极快的速度不停地按遥控器。从日本的足球比赛到北极的自然风光片，从西班牙的小众电影到萨尔瓦多的灾难新闻，从塔吉克斯坦到斐济群岛。还有世界各地光彩照人的美女。胸部丰满的巴西主持人，穿着暴露的希腊模特。再就是那些嘴唇圆润发亮的女新闻播音员。一看到她们，观众的注意力就早已不在播送的新闻上了，更不用说播送新闻的语言了（是马其顿语还是斯洛文尼亚语来着？）。

每隔五到六秒钟，父亲就会转换频道。有时候，他也会停留在一个频道上，整夜关注墨西哥的选举或是介绍波利尼西亚绿宝石般的热带海水的纪录片。

父亲是在土耳其的某个体育频道“中的枪”。就在刚才，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在遥控器上按了下去，一部埃及肥皂剧在五秒钟内展现了无数个夸张的女人面庞，可惜的是没能吸引父亲。于是他又开始按遥控器。那个按钮曾经是黑色的，后来变成了灰色，现在又成了白色，几乎透明。就在那一瞬间，他被一道闪电击中，心中的公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白白的皮肤如奶油一般，珊瑚色的头发，手臂跟屠夫有得一拼。只见她走进赛场，提起链子，链球离开了地面，抬到了左肩旁。这时公主转起圈来，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铁球丢了出去。链球宛如一颗冲破大气层的流星，划过了伦敦湛蓝的天空。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大坑出现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

父亲手上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遥控器的后盖开了，一节电池在木地板上滚了起来。土耳其评论员激动地评论着刚才的一幕，然而父亲根本无心去听那些歌声般的话语。这时那个强壮的美女再次出现在屏幕上，那利索的回旋，瞬间就成了一把无比优雅的弓。

父亲好像也跟着一起转了一圈又一圈，越转越快，坐在沙发上心花怒放，晕头转向，就跟被那个四公斤的铁球砸到了脑袋一样。

女链球运动员名叫贝蒂·海德勒，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去年在德国哈勒的国际比赛中，以112厘米的优势刷新了纪录。那是五月里的一天，很温暖，没有风，人们都戴着墨镜，穿着短袖。贝蒂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了赛场中的绿网，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扔出了一个天文数字。铁球并没有砸出一个大坑，而是弹跳了几次，就跟小朋友们夏天丢进河里的小瓦片似的。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她是个警察，深蓝色制服两边的肩章上各有四颗星星，红色的头发利索地盘了起来。这就是海德勒警官。

理论上贝蒂·海德勒在伦敦的成绩应该可以拿到铜牌，可是测量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成绩暂时出不来。足足等了四十分钟，才出了结果，这四十分钟对父亲来说简直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他头脑发热地看着那个频繁出现在镜头里的红发链球运动员，急得都快哭了。贝蒂的竞争对手、浑圆的中国选手张文秀已经把五星红旗披在了宽大的肩膀上，在赛场上一边奔跑，一边跟观众打招呼。

“不，拿铜牌的怎么可能是那个1000公斤的中国人？”父亲大叫起来。

土耳其评论员没有父亲那么直白，不过他也认为不是张文秀而是贝蒂应该获得铜牌。除此以外，中国选手的体重是113公斤，比父亲的红发女神重30公斤。

“快把国旗收起来！”父亲说，“瞧你那臃肿、满身肥肉的样子！”这时贝蒂出现在屏幕上，父亲说，“别哭，我的小公主，可爱的小亲亲，可千万别伤心啊。”

父亲用的这些词句让我想起了从前。三十五年前，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满嘴冒着诗人作品里的那些形容词，叫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在父亲看来，我和整个家庭之间的距离就在那时播下了种子。他惯用的总结性话语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再也没有好转过。”一想到我用的那些形容词，父亲就受不了。比如，跟我调情的美丽女子，母亲不愿看见的乌云密布的建筑，父亲亲手做的酒红色的樱桃冰激凌。而现在，他却用我惯用的创作方法来形容他心爱的链球运动员。

广告时间到了，一个头发定型喷雾的广告出现在屏幕上，看样子那个新娘的发型怎么也能保持一个星期。

“贝蒂！快回来！”父亲冲着平板电视嚷嚷起来，喷雾在慢动作的特效下喷到了栗棕色的卷发上，新娘满脸微笑。父亲的大拇指自然而然地动了起来，那个长满茧子的苍老的大拇指，那个握了数年勺子把柄的大拇指。对了，那把大勺子是专门用来挖冰激凌的。

“啊，贝蒂。”父亲叹了口气，那语气好熟悉，就跟男人们念出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女演员的名字一样：贝蒂·凯乐特、贝蒂·休顿、贝蒂·格拉贝。

这时，父亲的贝蒂又出现在屏幕上。她坐在赛场的一张橘红色格子花呢板凳上，伤心地看着前方。评论员不停地叫喊，父亲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运动员的名字，不过也可能是搞错了，毕竟是土耳其语。他明明知道卫星电视可以收到很多别的频道，而这些频道也在转播这项比赛，比如丹麦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可遥控器躺在地板上，父亲迟迟不愿意换台，因为他连一秒钟也不想错过。

那是眼泪吗？一颗银色的水珠从贝蒂左边的眼睛里流出来了？这场景宛如一场电影，父亲一定得对她说点什么，一定得安慰安慰她。母亲站在小房间的门前，就在那个房间里，电视机像一幅画似的挂在墙上。母亲刚才听到父亲在说话，便在厨房里嚷嚷起来：“爸爸，怎么了？”

我父亲名叫古斯配·巴提斯塔·塔拉米尼，而母亲已经叫了他一辈子“爸爸”。

“我爱你。”父亲说。

应该是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是四十年前母亲从父亲嘴巴里听到过这三个字。

“你说什么？”

“我爱你，我觉得你好美！”父亲回答道。

母亲不说话了，贝蒂·海德勒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

“你的雀斑，你那强壮的臂膀，我好想亲吻你的肌肉。”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舒服吗？”

后来母亲才明白，父亲是在跟电视屏幕说话，接着父亲又冲着房门说了一句：“你是我今生的爱，快给我走开！”

评审团的主席，一个袖子上绑着根粗带子的女人，终于走到贝蒂面前，跟她握了握手。慢慢地，宛如冰雪消融，一丝笑容出现在贝蒂的脸上。贝蒂和主席拥抱起来，不过当这一幕发生时，母亲已经回到了厨房，站在灶台前，在一个装满肉馅的孤零零的锅子里绞来绞去。明天是星期六，是吃千层面的日子，酒杯里会斟满红酒，整个下午宛如一块酒斑悄悄地蔓延开来。这是个众人周知的秘密，千层面，就跟提拉米苏一样，隔一夜味道才会更好。

电视里传来欢呼雀跃的声音，父亲大叫起来：“耶！她赢了！贝蒂拿了铜牌！耶！耶！”当他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蹦跳的时候，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春天和夏天里，如果母亲给我打电话，准是有什么事。弟弟卢卡在店里忙活，我的脑海里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以下画面：当我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也就看到了卢卡在鹿特丹冰激凌店里工作的情形。

我也在忙，不过接个电话还是可以的。

“你在哪儿呢？”母亲问，她每次都以这句话开场。

“在爱尔兰的费尔莫伊。”

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音，我那74岁的母亲还得适应手机这种现代化科技。虽然她自己没有手机，但还是对无论对方在什么地方，时刻都能说上话的这个事实充满了惊奇。有时候她从地球的另一端打来电话，我半梦半醒地接通电话，说：“我在澳洲的布里斯班。”趁母亲适应的那几秒，我努力去看床头柜上手表发光的指针。我总是游走在世界各地，手机问世前，母亲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我不在身边的日子。

我有一个住的地方，不过感觉上怎么都不像个家。没有种植物，冰箱里也没有牛奶。没人来送报纸，也没有水果盘，不过窗帘和浴巾还是有的。以色列女诗人在短诗《今天我想要》中写道：“我想疲惫地坐在世界的边缘，不再行动。但我依旧一路向前，只为了不去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和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和我家人之间的距离是有原因的。有时候那段距离会变得很小，很短，几乎到了虚无的程度。有时候呢，测量器具也无法计量出来。

“爱尔兰天气怎么样？”

母亲对天气的关心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当年还在鹿特丹店里上班的时候，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到了超市里，也会偷听别人谈论雷雨寒流的对话。虽说现在退休了，住在离冰激凌店很远的地方，还是忍不住跟所有人问当地的天气。今天的天气，明天的，后天的，下个星期的。对她而言，地点不重要，最终总有可能影响到鹿特丹。母亲总觉得荷兰的天气跟大杂烩似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不过最常见的还是雨水、寒流和风暴。一只蝴蝶只是在巴西上空扇了几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冰激凌店外的一场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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