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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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坐着的女人大概五十五岁上下，身上的毛衣已有些起球，除了结婚戒指外没戴任何饰物。波留一眼看出对方生活不太宽裕，但是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优雅气质。正是这种气质使得波留他们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个女人说的一切，包括她在诊所工作的时间是从七十年代末一直到诊所关闭。女人说话时低着头，有时会抬起眼睛，视线停留在对面波留和弹的喉咙上下的位置，或是坐在他们旁边的树里的胳膊附近。

波留觉得女人心里可能在感叹，这些孩子一个个都平安出生，都长这么大了！当然啦，也无从得知她是否真这么想。现在的季节在东京已经用不着穿冬装的厚外套了，而轻井泽这边还很冷，在这家靠近新干线车站的咖啡馆里还开着暖炉。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但是又不能起身离开，大家都有点尴尬地坐在那里。

作家野谷光太郎近三十年前曾经采访过这个女人，当时她就是那家倍受瞩目的诊所的员工。她的联系地址竟神奇地粘贴在当年采访的剪报本上。可是弹按照电话号码打过去时却是叫另一个名字的人接的。后来弹委托了侦探事务所，以近三十年前的地址、姓名和年龄为依据，找出这个名叫桥冢贵子的女人。她在大约十年前，因为公公去世，搬到同一个城市的丈夫老家去了。

弹和她联系后告诉大家，桥冢贵子答应见面，也没表示出为难的意思。只是因为平时要照顾婆婆，所以只有在把婆婆托付给护理机构的日子里才能放心外出，后来定下来的日子就是工作日的今天。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的树里和波留，还有请了假的弹就这样来见面了。

当弹问到捐精人信息时，贵子回答说病历之类的资料都没有了。自己虽然没有处理关闭诊所的相关工作，但在打官司的时候，估计诊所把不利的病历都处理掉了。那些打官司时使用过的材料，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应该也在诊所关闭时一并处理了。“那是为什么呢？”树里问。贵子回答说：“关闭诊所的时候院长已经决定要去美国了，而且根本没打算再回来。”她听院长的意思是不想再过问自己处置过的病例了。“那又是为什么呢？”这回是波留发问了。

“我想是太失望了吧。”贵子回答说，“院长没有跟我们这些职员详细说过，我也就是猜猜而已。院长最初是抱有极大期望的，他说的话可能听来有些不可一世，他常说医疗是为了救助人类而存在的。AID，也就是人工授精的目的也在于此。进入八十年代后，诊所开始涉足‘借腹生子’，也就是现在说的‘代孕’。他大概认为这是一种使命吧，认为所有人在这一点上必须是平等的，所以诊所也欢迎未婚女性和同性恋者。可结果还是没能打破禁忌的壁垒，如果是宗教观、道德观方面的问题，那还有商量的余地。可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没有了讨论的余地。说实话，最后有点破罐破摔了。对于那些在诊所治疗过的病人，说不好听的，最后都放任不管了。”

弹又问了是否有伪造身份、经历、病历等信息的捐精人。关于这个问题，波留在来的新干线上也听说了。“那只不过是个传言。”树里安慰道。而波留听闻后受到了打击，但更发愁的是她完全失了方寸，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虽然难以启齿，但确有其事。”贵子头也不抬地盯着桌面回答。

贵子开始在光彩诊所工作的时候，申请人就已经不被要求提供相关文件了，仅通过一次审查就可以接受光彩诊所的短期综合体检。也就是说，只要通过了半田院长的诊断，谁都可以成为捐精人。

贵子从别的职员那里听说一开始申请人是有义务提供诊断书、毕业证书、成绩证明等诸多文件的，还要经过包括面试在内的三次筛选。在家族病史方面，还要填写一大堆烦琐细致的项目。如果有近亲的死亡诊断书，还会要求提供。贵子推测后来由于捐精人数量很快地不足起来，导致筛选规定变得越来越松。以一名患者提出诉讼的事件为契机，诊所迅速受到社会关注，捐精人和患者都激增。贵子记得诊疗费就是从那时起变得昂贵起来的。当时，捐精人分为四组，患者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这四组分别是：智力和艺术感觉出众者；运动能力出众者；容貌风姿出众者，还有就是没有出众之处，但各方面平衡均等，都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人。据贵子说，不管哪一种类型，越出众精子价格就越贵。

这其中有自称是时装模特的，有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有参加过国民体育大会的田径选手，还有说是十三年前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曾入围芥川奖的。可是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吗？……贵子低垂着眼睛说，有的人说自己在一流企业工作，可始终也没拿出过一张名片来证明。

“作为义务，这些捐精人可都是被强制体检的吧。至少他们的健康还是有保证的吧。”波留说。

“是的，再怎么说，对每个人的健康诊断还是没有问题的。”贵子回答。

“那个人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那个人的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中是否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症的患者。”波留在心里小声嘀咕着。

没有病历、没有记录，最重要的半田院长也已去世，所以是不可能找到捐精人的了。最终，谈话归结到了这个论断上。

“您还知道其他员工的联系方式吗？”树里似乎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妙招，一脸兴奋地问。

“我只知道两个人的。一个到现在还互寄新年贺卡，但我估计很难从她那儿得到比今天更多的信息，她比我更早离开诊所；还有一个比我晚进入诊所，后来是一起离职的。”

“那您还记得比您先来的护士长，或是员工主任这些人的名字吗？”波留紧咬不放。

“有个叫佐藤惠子的是当时的护士长，经常配合半田院长的行动。其他的只记得昵称了，真名有些记不清了……”

“那位佐藤女士，当时住在轻井泽吗？”

“不好意思，诊所当时并不是个气氛融洽和睦的工作场所，所以也很少谈起住处、经历什么的……”贵子依然低垂着双眼。

“不是有个现在还互寄新年贺卡的朋友吗？”弹温柔地提醒了一句。

“嗯，怎么说呢，也许当年半田院长的考虑是做着那样的工作，不想让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得太亲密。可正因为这样，大家就更想和其他人聊点什么了……我和那个叫结城静的朋友年龄相仿，在休息日时还一起结伴吃个饭什么的。”

“你们都聊什么呢，是捐精人和患者的事吗？”

“是，因为和别的朋友不能说，诊所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你们是说些‘在有名的银行总部工作却不带名片出门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事来嘲笑一番吗？”话一出口，波留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又过于尖厉了。

“不是那样的！”贵子抬起头，直视着波留断然说道，“我们会讨论如果结婚后生不了孩子该怎么办？因为我们都还单身，所以会这么想。我们觉得生不了孩子的原因是在于自己还是在于丈夫，心情和处理办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诊所工作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些想法。”

贵子一口气说完这些，一言不发地盯着波留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挨个看了另外两人一眼，静静地加了几句：“诊所在管理和规定上越来越马虎草率，院长身上的确也存在外界热议的拜金主义。可是，尽管这样，诊所里还是有一种让人自发地严肃认真对待生育孩子的气氛，这是因为无论是院长，还是参与诊所成立的其他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都坚信生命和生育的平等性。”

“对于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您的答案是？”树里向前探了探身问。

“静说她理解前来诊所的女人们的心情，她的梦想是结婚后有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我和她不一样，我不想为了生个孩子搞到要借助陌生人的地步。我们讨论说，不能说和父母任何一方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不是亲人，夫妻是一家人，收养来的孩子也是一家人。我们倒也不都是说这类话题，不过还是经常提到的。虽说当时连结婚对象都没有，说起这些来依然热情高涨。”

“那……”树里欲言又止，贵子朝她看了看，接着说了下去。

“神奇的是，我们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了，我结婚后很快就怀了孕，所以才从诊所辞了职。现在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东京工作，最小的还在身边。比我早些时候结婚辞职的静，后来生不了孩子，但她连不孕治疗都没做。贺年卡上也只有他们夫妻的名字，说不定她还记得年轻时热血沸腾的话语。或许她想通过贺年卡告诉我，当年我说的话是对的。”

大家陷入了沉寂中。大门口的铃铛响了起来，一群年轻女子鱼贯而入，每个人都抱着购物袋，大声说笑着坐到了桌边。

“您能告诉我们结城静女士的地址吗？”开口的是树里。

“我先跟她打个招呼，再告诉你们。很抱歉，因为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就请您多多帮忙啦！”弹低头致谢，而后看向树里和波留，催促她们动身。

三人在茶馆前和贵子分了手，走向车站的途中谁都没有吭声。在通往检票口的自动扶梯上，站在前面的弹回过头来问波留：“你是在想还是放弃为好吧？”

“不是。”波留回答说，“我越发想和野谷光太郎合作了。”

这是实话。波留认为如果完全相信贵子的话，那么现在看来寻找捐精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见到了那个叫结城静的女人，也不会比今天有更多的收获。而那个到处都有同名者的原护士长佐藤惠子，看来凭他们几个人，即使是依靠侦探事务所也不可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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