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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追加篇孟子(第1页)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与孔子并称“孔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孟子自幼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孟母曾三次搬家,这也成为一时佳话。学成之后,孟子开始“周游列国”,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传道授业,与弟子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着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一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所着《孟子》一书虽然只有7篇余字,但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孟子不仅在哲学论理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建立了以“民本”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在儒家思想与佛教理论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孟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子强调“权”,而非强调伦理原则。至中唐时,韩愈着《原道》,把孟子视为唐以前儒家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定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之一。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国,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孔汲,孔子之孙)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

而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以及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赵岐《孟子题辞》认为“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率领弟子出游各国。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年间(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到了齐国,孟子宣扬他的“仁政无敌”主张,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

齐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

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他说,这就像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

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

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孟子抓住许行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当时梁魏屡败于他国,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

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像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宣王不听,“燕人畔”,宣王后悔说:“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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