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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你用尺子量过钱么？

一百元的票子，一万一摞，摆在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单人床上，你知道一层能摆多少么？我告诉你，一张百元票，幅长155mm、宽77mm、厚度（将近）0.1mm，大致摆满一层是六十万元。我整整摆了七层，七层还多一点，一共是四百二十八万。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有二寸三（还多）厚！

这是我和骆驼南下后，用大约五年的时间，炒股挣来的钱……骆驼是天才，挣得要比我多。可骆驼从来不说具体钱数，骆驼对“百万”以上的术语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

我跟骆驼是分别南下的。

骆驼去了深圳，我去了上海。这也是我们事先约好的：开辟两块根据地，“遥相呼应”。我们约定每晚九点准时通电话，不管身在何处，刮风下雨，这是铁律。至今，许多年过去了，我耳畔仍然响着骆驼象狼一样的吼叫声：“打新（股）！打新（股）!打新（股）！！！…”

开始的时候，是骆驼制约我。有时候骆驼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的思维极其活跃，就象是思想喷泉一样，一个一个的思路不断地往外涌……连他的烟味都能从电话线的那一端传过来，咳咳咳的，搞得我不胜其烦，不得不一次次地阻止他：……挂了吧？挂了，我得挂了。他说：吊吊灰，我还没说完呢。喂喂……后来就是我喝斥他了。

后来，他的电话染了“颜色”，就少多了。有时候，连我们共同制定的“铁律”也不遵守了。有一次，九点钟的时候，我一拨电话，他在电话里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今天不谈了吧？卫丽丽在这儿呢。我问：卫丽丽是谁？他说：我在香港呢。回头说。回头再给你说……还有一次，我一拨，他说：小乔在这儿呢。我又问：小乔是谁？他笑了：兄弟，怎么酸溜溜儿滴？哥哥不就这点事么。过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伐？……居然南腔北调？我脱口骂道：你他妈成“小虫窝蛋儿”了？！就现在。现在说。这是铁律！

……在电话里，骆驼闷了一会儿，说：谁是“小虫窝蛋儿”？

……我沉默，一声不吭。

骆驼只好说：好吧。听你的，兄弟，就现在说。

我初到上海的时候，一度很不适应。

这个被人誉为“东方明珠”的大都市，是我这个被人蔑称为“洋盘”的外乡人不喜欢的。虽说不喜欢，但上海人的认真劲儿，还是把我给感动了。我先是租住在淮海路附近一条弄堂的尽头，门牌137号，一家石库门的阁楼上。这是一个杂居着七八户人家的小院落，楼梯很窄，上楼就要弯腰，头都直不起来。那时候，我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阿婆们一张口就呢呢侬侬、嘎嘎咕咕地，我只装没听见……可是，院里这位代收电费、水费的阿婆，却一次次地爬上阁楼来敲我的门。她的账头极为精细，假若少收了一分钱，她一定会追着你的屁股要；多收一分钱，她也要不辞苦地爬上阁楼，退给你。说：侬伐，嘎无鲁（硬币的意思）。

客观地说，上海人是优秀的。上海是一个充分契约化了的城市。那怕你在街头小店里买一生煎包子，也是足量足分、决不掺假的。但同时上海人的灵魂用“旗袍”裹着，那是带颜色地张扬；也是一种促狭地、在“石库门”里憋出来地、叽叽歪歪地自信（大约，女人们过去常常隐地一个个“老虎窗”的后边，撇着嘴“侬呀侬”地偷着评判路人的缘故吧？）；上海人的小气是女人们在庸常日子里一天一天“盘算”出来的；上海人的大度也是女人们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用削溜溜儿地肩膀一日一日“扛”出来的。所以，它的气场是阴性的，商业化的，是阴包阳，是以母乳为底、加南洋的风、水气和阳光共同铺就的绚丽。但它又是豁达的、开放的、承认并接受既成事实的、充满无限活力的现代化都市。

上海的气候也不算好，春、秋天还行。夏天里有许多梅雨季节，特别是六、七月份，忽阴忽睛，整日里下毛毛雨，一天到晚身上粘叽叽、湿辘辘地，象是要生虫的样子。刚来的那几个月里，我身上出了一片一片的湿疹，一身红点点，苦痒难耐。嘴上也生疱，腿上还长疮，浑身都抓烂了！夜夜难眠……在地理位置上说是东南，可冬天也冷啊，是又湿又冷，那阴霾的湿气都侵到肺里去了。

最初，我曾经在电话里对骆驼报怨说：骆哥，我要死在这里了！……骆驼只回答我两个字：坚持。我说：我大睁着两眼，苦睡不着觉啊。他回答我三个字：吃安定。我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他一句。骆驼的感应极好，他马上回了我一句：你瓜是富贵人？这一句就“刀”到我骨头里去了！他这话里字背有“字”。是呀，我来自平原，一身穷气，出身寒微，还有什么苦不能受的。于是，我坚持。我受。古人造字真的是有切身体会的，“受”字头上三把刀，人还要直直地站着……受吧。后来又搬了两次家，条件略好些，我慢慢也适应了。

其实，到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流浪者。并且，永远是一个流浪者。我记得给你说过，我身后有人。

最早，通过同学七拐八拐的介绍，我到一家设在上海淮海路上的证劵交易所打工，再后又调到了设在延安路上的一家交易所。按骆驼的说法，这叫“潜水”。骆驼说：一定要潜下去。要从最底层做起。于是，我先做“黄马甲”，一年半后才正始地做了证劵交易员——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红马甲”。做“黄马甲”就是一个跑腿打杂的。那时候，我骑着一辆从旧车市场上买来的破自行车，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今天跑电话局（为所里的客户装电话）；明天又跑着买灯泡、安装饮水机……那时候，我时常在上海女人打着的花伞下串来串去。

每每，在上海街头，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上海女人的洋伞下穿行，这是要挨骂的。那时候，在梅雨季节里，洒了香水的上海女人既怕晒又怕淋，出门都是要带伞的。伞是折叠的，“啪”一下撑出来，一片花嘎嘎！穿着高跟鞋、打着花洋伞的上海女人冷不丁地就会给我一句：侬洋盘伐，生癌了伐？……那会儿，我在上海的大街上不知招了多少上海女人刻毒地骂。后来我也理解了，那语气虽毒了点，可我骑一辆破自行车，在梅雨季节里奔走，弄不好就溅人身上泥水了。女人们出门，一个个打扮得光光鲜鲜地，穿着裙子、丝袜，还喷了香水，你骑车过去，慌慌张张的，溅人身上泥点点，怎么会不挨骂呢？如果平心静气地说，那意思大约是：讨厌！外乡人，你急什么呢？

可骂归骂，我的心情并不算太差。我们钻进钱眼里去了，心无旁鹜。那时候，股票市场才刚刚开放不久，上市的仅有二十几只股票，抄股是挣钱的。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看一看

股市，涨涨跌跌，一天大约能挣五百块钱……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可骆驼不满足。骆驼是干大事的人，骆驼的天分一流。骆驼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着洞察力。他几乎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就在我沉醉于股市的涨涨跌跌，每天都能挣钱的时候，经过分析，骆驼在电话里一再告诫我：打新（股）！只有打新（股）才能翻倍！……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原始股并不好买，在上海“打新股”是有中签率的。况且，我们手里资金有限，虽然靠骆驼的神通，从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那里也贷了一些款（这是违规的）……但是，中签率还是很低。有一次，骆驼从深圳那边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一个内部信息，说离上海很近的镇江那边，有一家企业很快就要上市了。他调给我三百万的额度，命我火速赶去“打新（股）”……我连夜查看了地图，发现通往这座城市的最便捷的路是坐船，每周只有两班。当我正要赶往那里的时候，骆驼的电话又打过来了，骆驼勃然大怒！他在电话里骂道：你瓜真是个夯客，猪窝窝生的？脑壳让猪圈门挤了？！你打，人家也打呢，还轮得上你呢？等你赶去，热屁都吃不上呢！吊吊灰，你给我用钱砸！砸死了！你瓜把船给我包了！不就一周两班么，船票全给我买下！……经他这一骂，我灵醒了。于是我抢先赶到了码头，咬咬牙，把两班船的船票全给买下了（包了整整十天），直到“打新（股）”结束！……于是，中签率大大提高了。

那时候，我这边的大部分钱都是“打新股”挣的。我们俩有约定，按事先的约定分成，我把骆驼的提醒发挥到了极致……后来股市两次大跌，侥幸地说，损失并不太大。

我说过，骆驼是我命里的贵人。是骆驼把我引上这条路的。分开四年后，在一九九四年的七月，在股市最黑暗的一个日子里，骆驼从深圳坐飞机赶到了上海。这时候，三十七岁骆驼满头白发，已瘦得脱了形了。他那只空荡荡的袖子在风中飘着，虽然仍是两眼放光，但眼神中布满了忧郁。也正是那天下午，我看见一个人从证劵大楼上跳下来了！地上一滩血，围了很多人看……后来，警察在大楼周围设了警戒线，人很快被抬走了。心寒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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