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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总统书1（第1页）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我俩都是作家。我想，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在发表文字或进行演讲之前，往往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用心地字斟句酌。即便他最终介入了公共事务，他仍然会竭尽全力地回避时髦用语、拉丁词汇和各种行话。当然，在与两位或更多交谈者对话时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甚至会让他们感到做作。但是在自言自语或独白中，我认为是可以这样做的，尽管我们总是会根据听众选择措辞。

总统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我们都在各自的警察国家里生活过。不那么冠冕堂皇地说，我们蹲过的监狱空间不足，时间却很充裕，它迟早会让人变得深思熟虑，无论他性情如何。当然，您在你们的监狱里待的时间要比我在我们的监狱里待的时间更长，尽管我在布拉格之春前很久就被关进了我们的监狱。不过，尽管我有一种近乎爱国主义的信念，即俄国深处那个充满尿骚味的水泥笼子使人产生的绝望较之于我曾经想象的文明布拉格城里整洁的拉毛水泥墙囚室，能更快地让人意识到存在的随意性，但作为善于思考的动物，我想我们有可能是一样的。

长话短说，在我想到写作此信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是笔友。但是这个念头并非出于我的文字意识，或是因为我们如今的处境与过去迥然不同（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自然了，也没有任何人必须永远当作家，就像他不必永远做囚徒）。我决定写作此信，是因为我不久前读到了您最近的一篇演讲，您在演讲中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与我相去甚远，于是我想，我们两人中间有一个人是错的。恰恰由于这过去和未来并不仅仅属于您和您的国家，而是与全球相关，于是我决定给您写这封公开信。如果话题仅涉及过去，我或许完全不会写作此信，即便写了，也会是一封“私人”信件。

我读到的您那篇演讲刊登在《纽约图书评论》上，题为《后共产主义的噩梦》。您从回忆开始，谈到您的朋友和熟人当时在大街上都躲着您走，因为您当时与国家关系紧张，遭到警察的监视。您进而解释了他们回避您的原因，并用您惯常的不带怨恨的著名姿态说道，您让那些朋友和熟人感到不适，而“不适”——您接着引用了一句传统观点——“最好远远躲开”。接下来，您的大部分演讲都在描述后共产主义的现实（东欧，也包括巴尔干地区），将民主世界面对这一现实的态度与躲避不适的举止相提并论。

这是一场出色的演讲，其中含有大量出色的洞见和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请允许我返回您的起点。在我看来，总统先生，您著名的彬彬有礼对于您此处的事后洞见而言并不合适。您能断定吗，那些人当年之所以躲避您，只是出于因“潜在的迫害”而感到的窘迫和恐惧，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感觉到那个体制似将天长日久之后才将你剔除了出去？您能断定他们中的某些人最终没有将您视为一个有污点的、不可救药的人吗？您能断定他们不认为在您身上浪费大量时间是愚蠢的吗？您让人感到不适（如您所强调的），可与此同时您却成了不当举止的合适范例，因此也就成了可观的道德舒适之源泉，一位病人常对健康的大多数扮演此种角色，您没有想到这一点吗？您没有想象过吗，他们会在夜晚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了。他不可救药了。”也许，我误读了捷克人的性格？

他们被证实是错了，而您是对的，这无关紧要。他们将您除名，这首先是因为，即便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标准来看您也不是一位受难者。此外，我们每个人身上不都存有某种罪过吗？这罪过当然与国家无关，却能被感觉到。因此，每当国家之手触到我们时，我们便会含混地将其视为我们应得的惩罚，视为天意那迟钝的、却在意料之中的工具之触碰。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警察机构的主要存在意义[2]，无论是穿便衣的还是着制服的警察，或者，这至少是我们全都无力抗拒逮捕的主要原因。人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是错的，可人们却很少坚信自己的纯洁。更不用说，抓捕人和释放人的原为同一只手。因此，人们在获释之后很少会因为遭遇回避而惊讶，也不期待众人的热情拥抱。

这样的期待在这样的情形下注定会落空，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人提起罪过和报应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在一个警察国家，英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人们提起此事。这会让人彼此疏离，一如任何一种强调美德的举动，更何况英雄永远是从远处打量才最美。总统先生，您提到那些人回避您，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由于他们认为您就是一个善与恶在其中对峙的试管，他们不愿参与这次试验，因为他们对两者均持怀疑态度。这种身份再次让您成为了一个合适的例子，因为这两种极端在警察国家是相互消解的，因为它们是互为因果的。您没有想象过吗，这些小心谨慎的人会在夜晚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了。他太高尚了，这不真实。”也许，我再次误读了捷克人的性格？

他们被证实是错了，而您是对的，我再重复一遍，这无关紧要。他们当时剔除了你，因为他们曾为相对主义和利己主义所左右，而在我看来，正是同样的信条帮助他们在如今新的情形下也顺风顺水。作为健康的大多数，他们无疑在您的天鹅绒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这场革命归根结底声张的恰恰是利己主义，就像民主制由来已久的作为。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担心它也的确如此，他们便已经为他们之前过分的谨慎向您还债了，而您如今掌控了一个与其说是您的，不如说是他们的社会。

这里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不过，事情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当然是对您而言，而不是对他们而言（这场革命能够如此天鹅绒，是因为暴政在当时穿的是毛料而非装甲，否则我就不会有这份权利来评论您的演说了）。因此我想说的是，您在引入不便的概念时，很可能有些词不达意，因为利己主义，无论个人的利己主义还是国家的利己主义，从来都是以他人为代价的。一个更好的概念是人心的庸俗，总统先生，可是这么一来，您的演讲就无法得出一个响亮的结论来了。讲坛会对我们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抵制，无论是否身为作家。由于我并不曾面临您的任务，我此刻便想把您的讨论带至我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您是否会赞同结论。

您在第二段的开头说道：“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民主世界的主要噩梦就是共产主义。如今，在它开始像雪崩一般解体的三年之后，它似乎被另一场噩梦所取代，这场噩梦就是后共产主义。”然后，您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民主世界如今对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灾难作出的种种反应，而这些灾难的发生地之前却被人们视为风平浪静的地方。您将这些反应与对您带来的“不适”作出的反应相提并论，认为这样的立场会导致“脱离现实，并最终与现实妥协”，“这会导致绥靖政策，甚至助纣为虐。这种立场的后果甚至就是自杀”。

正是在这里，总统先生，我认为您的这个比喻让您露馅了。原因在于，无论共产主义的噩梦还是后共产主义的噩梦都不能归结为不适，因为它过去、现在以及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帮助民主世界让“恶”外在化。而且还不仅仅是民主世界这样做。对于曾生活在这场噩梦里的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尤其对于那些与这场噩梦战斗过的某些人，它的存在是一种可观的道德满足之源泉。因为，那些曾与恶战斗或抵抗过恶的人几乎能自动地把自己当做好人，不会再进行自我分析。因此，如今或许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和整个世界，无论是民主世界还是非民主世界，应该将“共产主义”这个词从东欧人的生活现实中抹除，这样人们才能意识到，那种现实过去和现在都是一面镜子。

因为人类之恶始终存在。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并非一架望远镜或一扇窗户，而是我们的自我映像，亦即人的负面潜能。在我们那块土地上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中发生的巨大事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共产主义”。通常而言，标签丢失的意义远胜过它们表达的意义，就数千万人被杀、多个民族的生活均被摧毁这样的事实而言，这个标签就更无意义了。尽管刽子手和牺牲者的比例有利于后者，但是考虑到当时技术条件的落后，我们那个王国发生的事件之规模仍表明，前者的数量也可能达到数百万，更不用说还有数百万帮凶了。

说教不是我的强项，总统先生，更何况您还是一位改变了信仰的人。用不着我来告诉您，您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堕落，而非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我们这个物种的问题，因此便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问题。无论作为一位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您都不该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它遮蔽了人类之恶的现实——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术语就是由恶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蔽恶的现实。您也不该将它称为噩梦，因为人类的堕落并非一种夜间活动，至少在我们这个半球不发生在夜间。

如今，“共产主义”一词用起来依然很方便，因为“主义”表示一种既成事实[3]。尤其是在各斯拉夫语言中，如您所知，“主义”指的是某种具有外国意味的现象，如果一个词以“主义”结尾，这指的就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体制会被视作一种强加。的确，我们那个特定的“主义”不是在伏尔加河畔或伏尔塔瓦河畔被杜撰出来的，尽管它在那儿以非同寻常的力量开花结果，但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我们那片土壤特别肥沃，因为它在不同的维度和其他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域也开出了同样繁茂的花朵。这表明，我们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强加，不如说是一种有机的起源，这起源甚或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人们应该能想到，无论是民主世界还是我们自己，与其高声呼吁相互“理解”，还不如来一点自我反省。（“相互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您打算为这种理解采取什么步骤呢？或许是谋求联合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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