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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百眼泉子里汲水（第1页）

我的小孙女出生了，她是多么地弱小呀！世界是一片丛林，她将要从丛林中穿行，开始自己漫长而又漫长的一生。她将要经历许多事，有些事会是难事，有些事甚至会是些难以跨越的塄坎。我是老江湖了，我经历过许多事，我遍体鳞伤，我老而不死是为贼。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会佑护她，但是，我不能陪她到老呀！

这样我决定写一本书，一本类似遗嘱那样的书，当孩子在丛林中形单影只，茫然四顾时，当孩子生平中遇到难事，遇到翻不过去的塄坎时，她打开这本书，在里面寻找智慧，寻找自保和自救术。这本书会是一项工程，它大而无当，它试图告诉孩子说，在她出生之前，这个世界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出现过哪些值得记忆值得尊重值得香火奉之的人物，世界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都产生过哪些古老智慧，等等。

这本遗嘱小而言之，自然是为孩子写的，是为一个有着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们写的，然而大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同时是为这个东方民族写的，是为这个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的。我们希望她好，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邦，地底下埋葬着我们的祖先，乡间道路上行走着我们的后人。

以上是开场白，或叫乡间社戏里所说的那种开场锣鼓。下面进入这个前言的正文，而正文从世界的远处说起，从一个叫霍金的人说起。

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坐在轮椅上，佝偻着身子，两手扶着轮椅，一颗外星人一样的头颅倾斜着，两眼空洞无物，茫然地望着天空，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人生有多少机缘，站在这里，向星空仰望！”这好像是中国诗人郭小川的诗句，这诗句好像是为了现在还没有故去，还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写的一样。

霍金前一阵子，说了一句惊人语。这话叫“哲学已死”。这话在坊间引起一阵大热闹。霍金这话，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说给谁的，我不甚了了。不过他的这个句式结构，斩钉截铁的语气，和百多年前的那个狂人，写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的尼采很相似。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说，上帝死了，你知道吗。说这话的口吻，仿佛他是一个先知。

“好作大言”一句，是人们说给中国的古代圣贤庄子的，不过用这话来说尼采，说给霍金，同样合适。

其实这个句式结构，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也说过，这就是老子李耳。老子说：“周礼已死，丘先生难道不知道吗？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尸骸早已腐朽，他们那一堆老骨头，埋在了哪里，现在都无从寻找了。假如周公旦能活到今天，面对这个和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相信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思考的。”

这段话就是老子与孔子，两个儒家代表人物与道家代表人物，伟大相遇时，对话的开头部分。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孔子根据老子的建议，将东周王朝藏书楼的那些典藏（老子时任皇家藏书馆馆长），搬上他的牛车，拉回曲阜老家，而在晚年，则用这些典藏，编出《诗经》《易经》《礼经》《乐经》《书经》《春秋经》等等六经，从而为我们的上古初民时代，保存了一部分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古老智慧。简言之，是对上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总结，亦是对下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开启。

这话这里不说。现在，再回到这本书的这个“前言”上来。

这里仍然用尼采的一段话来说事。好作大言的尼采，说过一句令人神往的话，他说，我要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

在我写作《我的菩提树下》一书的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我把它们强按在我的案头，规则地、和谐地装入一本书中时，我的脑子里时时回旋着的，正是尼采这一段话。它给我以激励，勉励我用尽自己的全身力气，完成一件显然不能够胜任的工作。

我要规则，我要简约，我的笔触要犀利如投枪，从历史的关节紧要处、起承转换处穿肠而过。我绝不允许拖沓、疲软，在某一个迷人的港湾逗留太久。一切都以点到为止为宜。因为我要用十句话来说出一本书的内容，用一本书说出我案头现在放置着的、用作参考书的二百本书的内容。记得大约在近二十年前，金庸先生来西安，先是华山论剑，再是碑林谈艺。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座谈中，面对碑刻四布的这个庙堂，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大想法，或者叫大野心，即把中国的二十四史，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重写一遍，那将是一项浩大工程。

记得我当时有些诧异。我说，二十四史，能用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形式来重写一遍吗？怎么写呢？他说，能写的。选一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然后，选一个人物，用这个人物的叙事视角，从这件事的中间穿肠而过，这样，事件就写出来了，而人物性格，也因为行动而饱满起来。这样人物也就出来了。

记得席间，我写了一幅字赠金庸先生，叫作“袖中一卷英雄传，万里怀书西入秦”。后来，电视台导演小郭送金庸先生去机场时，金庸先生对郭导说，他这次西安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高先生，与他讨论了匈奴民族这个话题——匈奴民族这个动摇了东方农耕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深深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游牧民族，怎么说一声消失，就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真叫人费解。后来，《文学报》则以“万里怀书西入秦”一句，做了金庸此行报道的通栏标题。

这本书的这样写作，大约还受到张贤亮先生的重要影响。张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

大约1991年，中国作协的一个文学奖在西安颁发，获奖者除我以外，陕西还有贾平凹先生、杨争光先生。张先生则是评委。记得，那天晚上，我陪张先生去西安街头吃夜市。东新街两侧都是红灯笼，我陪着他，一家一家地去吃，他的七岁的男孩跟着。

张先生刚从贵州讲学回来，谈到文学的史诗创作，他说，他对贵州作家们说，要写断代史，把一个民族的断代写出来了，把这个民族的历史也就写出来了，云贵川渝十万大山中，生活着十万有苗。这里生活着的各少数民族，家里穷得一贫如洗，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平地上，种几棵老玉米，就靠这个为生计。然而，这些民族的女人们，头上却顶着十几斤重的银首饰，昂贵，华美。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一场大的变故，从而令他们远遁到山里，沦落到今天这个境遇。将那场大变故写出来，也就是说，将那个断代写出来，这个民族的史诗也就写出来了。

是的！张贤亮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他在去世前，曾给我写过一个条幅，叫做“大漠落日自辉煌”。你见过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那一刻的悲怆情景吗？血红血红的落日，像一个勒勒车的大车轮子一样，停驻在苍茫的西地平线上，将它最后的一丝光芒，奋力地投放到曾经经历过的地方去。此一刻大地一片死寂。此后，落日跃三跃，倏然消失。消失得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云贵川渝地面，流行一种古老的傩堂戏，那演出傩堂戏的古戏台两侧，往往有一副对联，上联叫“于斯一席之地可家可国可天下”，下联叫“虽然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这副对联，也许是解开大西南地面傩文化的一把钥匙。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著名的编辑家，我的《大平原》一书的责任编辑韩敬群先生，也给过一条重要的提示。他说，巴尔扎克说过：历史是一颗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巴尔扎克这话说得好极了，对极了，确实是写过无数好小说的人的过来者之言。一定要有钉子，这钉子要准确得丝毫不差，清晰得历历可见，尔后，所有的小说想象，所有的虚构飞翔，它的出发点、发力点、落脚点都在这颗钉子上。

现今的那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电影，为什么让人觉得苍白无力，虚张声势，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找准钉子，或者说找到了，但没有在钉子上敲上出应有的重量，没有对这历史的钉子予以应有的尊重。

虽然我努力地这样写，但是我明白《我的菩提树》不是一部小说，或者说不是一部教科书上所定义的那种小说。它是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在这两年的写作过程中，每当向前推进而无法把握时，我就请教案头上的三本书，看它们如何叙事，如何“化大千世界为掌中之物”。

这三本书一本是《史记》，一本是《圣经》，一本是今人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地球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可以说，《我的菩提树》是这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在这里，作者觉得形式已经退居其次了，让位于内容了。怎么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怎么能我手写我心，就怎么来——我想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如是地表达出来。如此而已。

我将《我的菩提树》的副标题叫作“一部叙事体的东方文明发生史和流变史”，即是出于以上的考虑。这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叫《苏格拉底如是说》。西方古典哲学的伟大奠基者之一苏格拉底，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哪一条路更好，唯有神知道。是的，在那遥远的信息不通，人类的脚力又无法远届的洪荒年代，世界各文明板块，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蛋壳里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文明，它们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着，至于哪一条道路更好呢，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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