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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家族私史 二哥的大考（第1页）

二哥考初中的时候，家里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大考常常有，但二哥的大考特别重要。

大哥求学不顺，两次考大学都不能考上读得起的公立学校，为了帮助家计，他只好改读有补助、有配给的军校去了。两个姐姐读书读得很好，二姐甚至是台湾中部中学联考最高分的状元，每天收音机里的地方电台都有报导她的消息，参杂在一堆卖药的节目当中；她还得跟着老师或者校长去接受各种赞助厂商的赠奖活动，学校拿到一些捐款，二姐则拿到一些钢笔或字典的赠品，在小镇上风光了好一阵子，虽然她自己对这些活动可不怎么起劲。但二姐毕竟只是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里，她的丰功伟业有点不切合实际需要。祖母每次来，听到孙女很会读书的事情，没有露出一丝高兴的样子，还睨着眼对父亲说：「女孩子给她们唸那么多书做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嫁出去？」

二哥从小安静沉稳，又发育得早，小学六年级已经长得像个小大人，举手投足也老成持重，没有一般小孩的顽皮轻佻，老师们很喜欢他，对他有很高期待。父亲和妈妈也很看重他，有点把他当做「重点栽培」的对象。那个时代，乡下清寒家庭很难同时负担几个小孩的长期求学，「重点栽培」的策略是很普遍的，聪明会读书的女孩子常常必须牺牲自己，留在家中养猪或者出外做工，把继续求学的机会让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我们家里虽然没有人明说，但重点栽培的对象是二哥似乎是明显的。

父亲那时已经病重，家人都不知道他何时会突然「离开」。有一天我忽然在半夜里醒来，昏沉沉不知道是几点钟，只看见客厅还有亮光，又听到有大人哭泣低语的声音。我不敢出声，仔细偷听部分谈话，发现那是妈妈和三阿姨正在商量「父亲走后」应有的安排。

「无采（可惜）伊两个那么会读书…。」妈妈哭着说，指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如果父亲离去，她们是再也不可能读书了；妈妈说可以拜托邻居苏老师帮忙，让她们去学校担任工友，苏老师很喜欢两个姐姐，常常说长大要替她们做媒。

「两个小的呢？」三阿姨问，指的是我和弟弟。

「一个交给你，一个交给第四的；我要拜托你们了，我已经无法度了。」妈妈又发出抽抽噎噎的哭声。我听到是关于自己的安排，耳朵更加尖起来，但妈妈的意思是把我过继给三阿姨，因为山东籍的三姨丈最疼我；把弟弟过继给四阿姨，因为弟弟活泼，很得四姨丈的喜欢；家里养不起了，也许到了其他家庭，还有机会得到照顾。我知道这样安排有它的道理，三姨丈、三阿姨也一定会对我很好，但我还是觉得伤心，觉得被妈妈遗弃了，我更希望被分配去当工友，没有书读也没关系，起码还留在家呀。

但我听见妈妈的声音一下子又变得坚毅：「一定要留下一个给他读书，让他有出脱。」全家人都将因为父亲的离去而四处分散，只能保住其中一位的前途，做为振兴门风的种子，而这位妈妈口中的「读书种子」，就将会是二哥。

这位平日在学校循规蹈矩、成绩很好的「读书种子」，即将要面临他生平第一次大考，他经不经得起考验呢？家里的大人和亲戚、老师们都很关心，频频询问准备的状况。但以前两个姐姐准备考试时，不但没有人问起，我甚至也不记得有人陪考。

这一次，二哥要离开乡下到附近大城台中应考，本来也可以由姐姐陪他，但病情沈重的父亲突然说他要亲自陪考，加倍显示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气氛。考试前几天，二哥脸色惨白，表情严肃，好像有点胆怯，他每天读书读到半夜，我和弟弟被警告不得喧哗吵闹，以免影响考生的心情。

考试的前一晚，妈妈准备了比较丰盛的晚餐，又单独给二哥一个卤蛋，有一点加油打气的意思。晚饭后，父亲走到街上的药房去打一筒针，确保第二天能有足够的精神，照例由我陪着。打完针回来的路上，黑暗中的道路两旁都是青蛙的叫声，父亲突然说：「你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台中？去看看有个经验，明年就轮到你考了。」

到台中？当然好，就算只是陪考，我都乐于离开这个每天千篇一律的乡下，我想看到其他部分的世界，那怕只是惊鸿一瞥。但父亲说要给我一点「经验」这句话可能是错了，我们已经被通知全国即将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明年开始我们没有人需要通路考试，通通可以进入中学了。但想到可以出门到台中，我还是顺着父亲的话回答说：「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吃饱饭出门了。父亲买了一张全票、两张半票，我们赶上六点钟开往台中的公路局巴士。车子里拥挤不堪，挤满前往考试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平日通勤于路上的农夫也还带着鸡笼挤在车子里，不时飘来一些鸡粪的味道。车上的每个学生都失去平日的活泼好动，变得神色凝重，面无血色，尽管已经挤得站不住，每个人手上也还捧着一本书，想要在最后时刻抓住一些水上的浮木。

邻居的家长和父亲打招呼，父亲点头回礼。邻居隔着好几个座位扯着嗓门说：「你这个囝仔会读书，一定没问题啦；不像阮这个憨囝仔只会玩，注定是来陪榜的啦。」父亲笑笑，礼貌地说：「考试这种事，没有一定的啦。」

到了考场，哥哥看到好些同学也都来了（来到城里考试的同学并不多，很多学生衡量自己实力不足，早早就决定留在乡下了），大家都分配在邻近的教室，彼此都见得到。不知怎的，一向镇定沉稳的二哥看到同学打招呼时表情僵硬，笑容勉强，脸色一直很不好，嗅得出紧张的味道。我坐在树荫下东张西望，反正没有我的事，我也无需太紧张，考试气氛也不会感染我，因为我明年无需考试，我早就决定一本书也不要读了。

一堂考试下来，出了考场的二哥，脸色舒缓下来，好像是比较进入状况，也开始和同学有说有笑了。第二堂考试铃响，考生再度进场，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父亲在树下铺了一块手帕，坐在上头仔细读着报纸，我在旁边转来转去，看看其他陪考者各种千奇百怪的零食，观察各家陪考者昏睡的神情。时间慢慢接近中午，太阳变得毒烈起来，但考场安静无声，只有夏蝉在树荫里发出气息悠长的吵人鸣叫，让人胸口闷得快要吐出来…。

时间渐渐接近中午，能遮蔽的树荫变得愈来愈小，温度却变得炙热难耐，陪考的人群无声摇着愈来愈热的扇子，安静却焦躁的空气让人感到窒息，时间也好像愈走愈慢，甚至像是暂停一般，汗珠不断从我的脸颊流到脖子，溼溼黏黏，很不舒服。

但已经有人影从第二堂考试的教室里走出来，那是比较早交卷的考生，树荫下等待的人群开始有了一点骚动，大家纷纷站了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不久后，铃声响了，第二堂考试结束了，大批学生从考场里走出来，整个校园就变得闹哄哄、满是鼎沸的人声了。

二哥从考场里走出来，找到了我们。父亲问说考得怎么样，二哥支支吾吾，犹豫找不到适切的话语，好像有点不太确定，他觉得应该考得还不错，又有好几个题目他不确定是不是那么样作答。父亲也不评论，只点点头说：「嗯。」

然后他的眼光飘向远方，好像搜索什么，说：「走，我们去吃饭。」

走出了考场校园，只见附近街头全是人头，全都是带着应考小孩的人群。有的考生全家人都来陪考，老祖母、父母亲再加上兄弟姐妹，大大小小八、九个人，阵势惊人，考生也不难认，小孩当中那位两眼无神、脸色惨白的一定就是来应考的吧。

我们走近一家父亲知道的小吃摊，摊子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座无虚席不说，每张桌子旁边也都站满了等着要抢先坐下的等候者；座位上沸腾着吃饭的气氛，每个人都像抢饭吃一样，侍者则端着饭汤大声吆喝着，要大家小心被烫到什么的，快速地在?子之间穿梭。

父亲看了看手表，皱起眉头，又带着我们走往另一家。另一家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都要等上一段时间。一连几家都是这样，父亲又看了看表，眉头皱得更深了。最后，他像是下了重大决定，说：「来，我知道一个地方。」

他大步走向市区中心的大马路，我和二哥急急忙忙在后面追赶。我一面加紧脚步，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因为大街上都是商店，并没有吃饭的饭摊或面摊，不知道父亲究竟要往那里去，而且再走下去，离考场就远了，下一堂考试的时间就紧张了。

我们来到火车站前一条最热闹的大街上，离最新、最热闹的百货公司不太远，父亲走向一家富丽堂皇的餐厅，门上一块木头招牌，红底金字，苍劲有力的书法写了三个大字：「沁园春」。

父亲推开木门，我立刻感觉到一股冷气凉风吹拂在我脸上，夏日流汗的溼黏衣服也彷彿有一种轻风穿过，觉得通体清凉舒畅。那是一家台中市最高级的餐厅，我从来不敢想像可以踏进这样的餐厅，感到又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不知道可以吃到什么样高级的料理，害怕的是拿出来的帐单不知道将要如何伤害我们的家庭经济，母亲的眉头一定会皱得更紧更密了。

我们被女服务生领到屏风之后幽静的一张桌子，父亲向服务生说：「我们看时间，你们有什么快的东西？」

服务生说：「面和饭都很快。」

父亲点了三份排骨面，服务生留下冰得清凉的毛巾旋即离去，我们用充满柠檬芳香的毛巾擦拭脸和双手，冰凉溼润的触感让我感到神清气爽，暑气全消。我抬起头来瞧瞧餐厅周围，餐厅布置雅致，墙上有很多字画，餐厅里也很多人，但并不显得嘈杂。餐厅客人大部分都是外省人模样，他们的桌上有许多饭菜和杯盘，很多菜肴都是我不曾看过的东西，就连桌上的酒瓶也是我不曾见过的酒，家里拜拜或请客，我只知道黄酒和红露酒，而煮饭做菜用的则是米酒，虽然村子里的面摊上，很多客人也是直接拿米酒来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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