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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新村如何成为古都(第1页)

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我知道我已经又回到魂牵梦系的旧地:中兴新村。

那是多少年了?恐怕距离我上一次来到这里,匆匆已经三十几年过去了。

我是为了参加四姨丈的葬礼而回来的。四阿姨和二位表弟可能都没有预期我会回来,他们早已习惯我永远的忙碌与缺席,但我怎么能够不回来?在昔日父亲卧病潦倒、而家中所有的小孩都还幼小的时候,二位善良热心的姨丈,是最疼我们这些小孩、帮助我们家庭最多的亲人。但他们却是最新也最陌生的亲人,妈妈和他们甚至还语言不通呢。

三姨丈和四姨丈都是我们搬到中部山区之后才结的亲家,妈妈和爸爸作主,把美丽温柔的三阿姨和聪敏干练的四阿姨,都嫁给了在台湾省政府所在地中兴新村服务的外省单身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新的亲戚。

三姨丈比较稳重内歛,见到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总是面带腼腆,说不了几句话;四姨丈则是热情洋溢,每次路过来访,总是人未进门,笑声和招呼声先响彻了楼梯口。也不管妈妈的国语多么困难,四姨丈总是一劲儿点头,附和地说:「大姊您说得对…。」

亲戚有相互走动之谊,我们也三不五时得到中兴新村去走走。原来在北部的亲戚,都因为我们搬到远地而生疏了来往,反倒这二位「新来的亲戚」是我们最亲密的亲人了。对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来说,这种亲戚往来是「艰难的」,有时候父亲不在家,四姨丈忽然骑着脚踏车来访(也不是什么要紧事,通常就是因为他来到附近街市买个东西,觉得应该过来看看),当他的笑声在楼梯口响起时,妈妈突然显得有点惊慌,一面仓皇抹脸整衣,一面就在我面前失去镇定,口中喃喃:「要按怎?要按怎?我又不会讲国语?」

虽然本来不熟,沟通又有困难,但三姨丈、四姨丈仍然很快成为最亲的亲戚。一个原因是距离,二位新亲戚的住处离我们只有三、五公里,脚踏车是十分钟车程,走路也是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在乡下地方,这种距离几乎就是「守望相助」的距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二位姨丈都是朴直善良的人,对于我们家庭经济的困顿,总是慷慨伸出援手,忘了他们本身也是勉强温饱的基层公务员。

他们和传说中高高在上、欺负「我们台湾人」的国民党外省人不太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能耐(或权势)欺负别人,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落难者」。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也极为有限,过的也是极其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失去家乡的「流离者」,有一次四姨丈提到自己多年不见的父母和故乡,竟然突如其来悲不自胜、涕泗纵横,把我们一班小孩吓了一跳。

但我们闯进这些外省亲戚的家中,看到另一种文化,譬如说他们没有我们台湾人家中普遍看见的公妈桌和祖先「神主牌」,每到过年祭祀时,我看见四姨丈就拿一张红纸用毛笔写上「李氏历代祖宗之灵」,拿这张纸包住一片厚纸板竖在桌旁,就权充祖先牌位了,全家人就对着这张红纸祭拜着,看起来也一样虔诚。姨丈家里书也不多,但和我其他外省同学家中一样,总有几本让我羡慕的书,譬如说他们书架上会有《胡适文选》、《朱自清全集》,或者蒋梦麟的《西潮》,我的本省同学家中很少有人有这些书,而姨丈还有一些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令我同样垂涎的书,只有那些《应用公文实例》或《实用尺牍指南》,我试着读了几页,发现很难产生兴趣。

四姨丈令我孺慕向往的,不只是他随身带着流亡的一点「中华文化」碎片,还有他口中的故事,他会摸着我的头说:「宏志呀,长大了要像罗家伦一样,二十八岁就做北大校长…。」我当时不太知道这位「罗家伦」是干什么的,更无从知道我姨丈从来就「说错了」,罗家伦不曾当过北大校长,他妙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也不是二十八岁,而是三十一岁。但这句话里面的期许鼓励的意思,我是感觉得到的。

这些也都不打紧,他人的「别种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新鲜活泼的元素,刺激我们对「美好生活」有不一样的想像。这些新鲜元素当中,又以「饮食文化」最为实际而有渗透力。三姨丈和四姨丈都精于面食与烹饪,简单的材料在他们手中都有不同的生命。我们家中本来纯种的「台式料理」,如今有了新的想像。三姨丈跑来教我们做山东人的馒头、包子,和水饺,大开我们的眼界。四姨丈也有他很拿手的水饺,有一次过年,四姨丈把水饺皮擀薄,加入胡萝卜、菠菜、和蛋皮做馅料,发明了红、黄、绿三色晶莹剔透的水饺,让我们惊喜不已。

三姨丈、四姨丈是我们新得到的「外省亲戚」,这个交往过程是「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充满善意和感动的。事实上,在没有「蓝绿对抗」、「省籍情结」的操作之前,民间这种自然因为通婚、近邻、交友而得来的文化交流,大多是一些充满趣味和饶富人情的经验,很少有仇恨、敌视的交往。可能因为我们的身分地位,看不到真正大权在握、霸道横行的外省高官,位居基层的外省流亡知青,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彼此相惜相敬,也是不难想像的事。

但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像我的三姨丈、四姨丈,我们通过他们,也窥见了其他外省人的生活与生命基调。我会在过年拜年之时,看见他们同样来拜年的同事或远亲,我们因而有机会同桌吃饭,听见他们用未改的乡音谈论着时事、国事、家乡事;我们也在这些短暂的相遇中,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情怀、与情操;这都是让我用「有血有肉」的方式,了解流亡在他们不曾想像的地方的这群失乡的人。更有意思的,我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中,窥见了一个值得研究反省的「独特社会」:中兴新村。

在六○年代初次来到中兴新村的时候,我很讶异「它」与其他台湾农村乡镇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它的「相貌」,我居住的乡下当时大部分还是四合院式的农村住宅,ㄇ字型的房舍围着一块晒榖场,农舍本身不是土角厝就是红砖平房;乡镇的街市商业住宅,最常见的是二层楼建筑的水泥房,基本上也是砖造的,富裕的店家或许有一块「洗石子」的地板或骑楼,那是比较稀奇的。少数的公家机关使用的建筑,有的用了旧有的日本木造房舍,像我们小镇上的医院;或者用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洋楼,像我们当时的镇公所;只有我们小镇上富裕的农会,才用了四层的钢筋水泥「摩天大楼」…。

但来到中兴新村,它却有着大型公用建筑和大量的公园绿地;村界入口之处,不但有巍巍的牌坊大门,还有莲花池相迎;它完全没有商店招牌,却有美丽的街树和道旁花卉,红砖灰瓦的花园公寓整齐排列,秩序井然。那个时候,当然,我还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它是那么的「不一样」…。

对我来说,中兴新村给我一个「理想国」的感觉。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地景与建物看起来无不秩序井然,街道整齐干净,到处花木扶疏、宁谧安详,没有乱七八糟的碍眼建物(在这里看不到石绵瓦的铁皮屋),也没有露出破败之象的公共建设(每一座公共建筑都是新颖而端庄堂皇)。它不像我们农村到处有鸣声不断的鸡舍猪圈,更有各种水田池塘的堆肥烂泥,中兴新村对我来说,是一座「不食人间烟火」的全新市镇,它没有稻田菜圃,没有农家不可或缺的竹丛(提供日常生活使用的竹子和食用的竹笋),但它也没有我们小镇街市充斥的各种店招和商店,我不能想像它究竟靠什么生活?

我第一次亲履中兴新村是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距离它的建设使用(一九五七)才不过五年,什么都是新的,倒是树木已经绿叶成荫了,不知道是保留了原有树木,还是移植而来?很快的,刚刚上学的我,就从学校老师以及其他长辈那里听来一些轶闻掌故,知道中兴新村是为台湾省政府的「疏开」而建设的新市镇,市镇的居民不是农民商人,全部是在各种政府机构上班的公务人员。我虽然没赶上战争,但听父执辈讲述「美军空袭」时老百姓如何「疏开」种种故事,对「疏开」略觉有些概念,对政府机关疏散到山间乡下的「必要性」也深信不疑。

了解中兴新村的居民不靠耕稼商贩生存,并没有解消我对它的羡慕与好奇,我在这个清洁美丽的小城看见另一种生活。譬如说,它有富丽堂皇的「中兴会堂」,那是一座纯白色巴洛克式的巨大礼堂。礼堂平日可能做省府大型集会的场地,但在周日,它又摇身一变成为播映电影的「住民娱乐场」,所有的省府员工,自然也包括我的两位姨丈,都能拿到若干电影券,周日下午,这座白色大礼堂充满嘉年华会气氛,门口那一片广大的绿地广场更成为住民放风筝、逗小孩、晒太阳的「中央公园」。

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当时的中兴新村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到商店和招牌,也没有令人头疼的摊贩,但似乎居民生活上的各种需要都受到照顾。我的姨丈会带我们走往一个机关建筑,一个转角里我们会发现一家省府的「福利社」,它像后来我所认识的「超市」一样,供应着省府员工的日常生活所需,公务员们不一定用「金钱」来做交易,有许多「配给」的物资也在这里领取,省府员工的许多福利也都变成某种「票券」,凭着一张小纸条,他们有时候可以领到奶粉,甚至是一台电风扇…。但小时候的我期待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福利社的一角摆着一只厚重的冰柜,姨丈会要福利社里的工友从中取出冰棒或雪糕,那冰凉浓郁的奶香美味,四十多年过去,我还觉得难以忘怀。

这里真的是一个神奇的自足社会,它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却又什么都不缺,在这里,什么都被照顾了,你有更多金钱也无处给你消费。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社会主义天堂」,在我想,它应该就长这个样子…。

所有的社会主义天堂,当然都是一种假象。就连中兴新村那种宁静美丽的「和谐社会」,底层也有六○年代台湾的专制统治与军事压迫。花木扶疏的街容与蝉鸣不已的环境,底层也掩盖着老百姓恐惧噤声的「社会控制」。

可是中兴新村还是都市计画史上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为了政治目的所建设的「人工城市」,完全没有自然发展的前提,它原有的乡村和丛林面貌被弥平了,凭空建造了一座排水良好、街道整洁的「上班城市」,有点像是今天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行政专区的布城(Putrajaya)一样。中兴新村这座「人工城市」几乎没有「自然城市」常有的缺点,因为它没有自然成长的痕迹,因而也就没有随着自然发展而来的违建、破坏、和脏乱,更没有因为私产所有权所带来的各种都市规划的难题与扭曲。它贯彻了建造者的「意志」,城市规划前的任何地理迹象都不曾留下(也许只剩地形起伏和远方山景),可见「清除」的彻底,它是没有历史的,它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之中一夜之间迎风诞生的。

这座人工城市更反应了建造者的「想像」,它不像任何台湾的城镇,倒像是对美国郊区「花园城市」的向往与回应。它有莲花池和梅园,它有大片草坪和周边花圃,它有环山的绿荫道路和幽静的住宅巷弄,它有办公楼与宿舍,也有学校与医院。它的建筑并不取材于台湾乡间的红墙黑瓦,它的植物选择也不同于台湾乡间的绿竹茄冬,它立基于台湾乡间,包围在草屯镇往南投镇的路上,但它远眺欧美社会,想要脱离现实世界,投入另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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