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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黑寡妇来袭（第1页）

就在我们悲惨地陷入难以化解的对立过后一个月，我们即将迎来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年，我不敢对这个日子怀有过多期待，不只是因为就在四周前，我才看着他痛苦的脸消失在那赫罗的巷弄间，更是因为我们约好要在结婚纪念日当天在心理咨询师黛柏拉的陪同下会面。

我们事先都各自与黛柏拉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心理咨询，接着再一起接受她的辅导。每回疗程结束后，我和里欧常会觉得创伤比疗程开始前更深，但我们迅速意识到这是正常过程。我们应该要尽情宣泄并撕裂彼此，当形势达到绝望的谷底后，我们才会感到自责，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们持续进行了好几周的共同辅导之后疗程才开始发挥效用，令我们之间的关系好转。

就在我们十五周年纪念日正好过去一个月之后，里欧回家了。我听见前门传来钥匙转动的声响，还有阶梯上熟悉的脚步声，仿佛他只是刚下班回家一样。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之后他说了个故事给玛亚听，然后我们各自手握着一杯茶，坐在露台上俯瞰着市场。“敬我们一杯。”我们对彼此说道，接着我们宣誓要按照黛柏拉的指示，不准再提关于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没什么，但对里欧来说就有些困难。他觉得自己让步过多，他认为这样的安排未能满足他对复合的要求，他内心的疑惑仍未得到解答。

就在二○○九年十二月，我们生命中这段悲伤的插曲突然暂停，因为我的经纪人鲁丝·迪斯金来电告知我受邀出席一个印度影展，而我最喜爱的电影人——新西兰导演珍·康萍也受邀出席。

这则消息让我将我的悲痛完全搁置在旁。我在意的不是影展，而是竟然有机会与珍·康萍在同一家饭店住隔壁房，或在大厅与她巧遇，和她一起在饭店餐厅用餐。我几乎克制不了我的狂喜。对我来说她不只是一位名人，我喜爱她作品里处理人性阴暗面的手法，她会根据剧情需要而非刻板性别印象替角色增添诡谲的色彩，好比说《钢琴师和她的情人》《凶线第六感》皆是如此，但她的作品又不像同时期其他电影常会有女性意识过度泛滥的通病。

鲁丝动用了一点人脉，让以色列外交部愿意替我负担到德里来回机票的费用。我很讶异地发现，过去数周令我痛苦万分的事件如今看来竟如此不值一提。我比珍·康萍晚一天抵达德里，一如我所期待，她跟她女儿与我住在同一家饭店。当我下楼来到大厅询问影展开幕事宜时，我们也真如我所梦想般相遇了。但她前来传达的坏消息却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就在我抵达德里不到四小时后，珍·康萍告诉我这场影展是个骗局。没有人去机场接她，其实我的遭遇也是如此，只是我一直以为是沟通出了什么差错。珍·康萍在饭店已待了超过一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位影展工作人员与她或其他电影人联系，如今饭店的管理部门已开始刁难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宾客的账该找谁来付。

我仍然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沟通误差，毕竟全球最知名的导演之一下榻在中小型饭店里且没有人来接待她，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但我愈仔细观察四周，愈相信珍·康萍所说的一切为真3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展。一共约有十五位宾客下榻在这家饭店，没有一个人碰上接机。我凌晨四点抵达德里，在入境大厅焦虑地来回踱步了两个小时，不断寻找有没有写着我名字的小牌子。当时我问了现场每一家前来接机的饭店工作人员，想确认会不会是他们把我的名字拼错了！一直等到外头天都亮了，我想一定是哪里发生了什么错误，所以决定自行搭出租车前往饭店。那是一家位于德里市郊，闻起来全是樟脑味，寝具上有破洞的小饭店。那家饭店没有接待处，只在门口摆了一套桌椅，一名警卫就坐在那儿，另外还在门厅摆了一张至多可容纳四人的长椅给等候的旅客坐。

起初实在很难拉下脸接受整个影展是场骗局。原来这是一群骗徒打着影展名义向印度各部门申请经费，而种种迹象显示这帮人拿到钱之后便卷款潜逃。这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精心策划的骗局。影展开幕式本该在我抵达当日举办，当地多数报纸都在副刊以全版彩页报道珍·康萍参加此影展的消息。到了晚上哪有什么典礼，只有一群以女性为主的电影人，在珍·康萍的房里一边喝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有一群土耳其电影人选择留在房里，他们锁上房门，整整三天都靠客房服务的餐点过活。他们看见我时，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印度人，而我虽略有迟疑，但还是帮他们安排了日间观光行程，直到他们搭机返回伊斯坦布尔为止。看着他们因为影展“筹办人”的行径而有此遭遇，令我感到有些困窘，因为那些筹办人碰巧是我的孟加拉国同乡，所以我内心觉得自己也该多少负点责任，至少确保他们接下来待在德里的时间能玩得尽兴。

这一回“印度经验”充满了惊吓与失望，不过我也因此与珍·康萍建立起新友谊。就在我情绪尚未平复之际，我踏上了回到以色列的归程。

殊不知在以色列等着我的，是一件我怎么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下飞机之后，我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碰上了此生最离奇的一段遭遇。就在我出示护照后，隔间里的女子没有多做解释便找了某位安检人员陪我前去内政办公室。一切过程是如此迅速，仿佛他们早已拟定好详尽的计划，并且将细节输入每一台电脑里，所有人都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我一到场便能按计划进行后续。刚历经长途飞行的我已疲惫不堪，况且我全然没料想到我的中东生活还会无故碰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新转折，困惑的我坐在以色列内政部机场办公室的长椅上等待着。约莫一小时过后，一位女性安检官员走进等候区喊了我的名字。她要我跟着她来到另一间等候室，里头有第三位身着制服的女性安检官正等着我，我从她颈上挂着的名牌得知她叫作洛妮特。

洛妮特开始讯问我，她一开口便说我丈夫违反以色列法律，因此身为妻子的我也违法，为此他们必须把我遣返回我的出发地。我起初惊讶到无法言语，当我终于开口后，我问她我丈夫犯了什么法。她说他没有更新他的工作许可。由于内政部拒绝延长他的工作签证，五年期满后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的调查显示他期满后仍逗留在以色列境内，因此他们奉命将他全家驱逐出境。我客气地表示他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返乡法规定，以色列必须提供全世界的犹太人庇护。“那他为什么不正式入籍以色列？如果他想回来，他可以在他祖国办理入籍手续。在此之前你和他都不能入境以色列。”那位官员说道。

我说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来决定的，但我是英国公民，我没有非法入境，我的签证从来没有过期。“你不可以没有理由就拒绝我入境！”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我丈夫不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儿住下，那我们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吗？”里欧最近一次从安曼入境时，他在艾伦比桥被问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对你来说‘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如果你把这片土地上接近半数的人口都当成‘他们’，你要我怎么站在你那一边？”

好吧，看来他这个答案不大受欢迎。他在内政部资料里的个人档案早被注记为“同情阿拉伯人士”，这个答案可能又让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档案雪上加霜。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身在此处？我从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达政治倾向的举动，甚至我许多阿拉伯朋友都开玩笑说，我的纪录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猎巫心态。他们说以色列主流观众会喜爱我这部片，因为它符合他们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情结。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当我采访名誉杀人案件的幸存者时格外谨慎。令我沮丧的是里欧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我确实多少助长了以色列一贯抨击伊斯兰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渐污名化伊斯兰教的西方社会里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间，内政部职员与她的上司确认过后回来告诉我，这不是恐吓，我是确确实实要被遣返出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放松，完全没想过方才关于我丈夫签证逾期逗留的种种纷争会当真让我被这个已经住了五年的国家驱除出境。未露面的长官下达最后指令后，我在警察陪同下不停被带到不同的房间，没有任何一位内政部代表愿意跟我说话，没有人愿意好好听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是外交部送我去印度，我在德里可是代表以色列的贵宾！我甚至还受邀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马克·苏弗以及大使夫人莎拉一起在他们的私宅用餐。

他们对我的故事毫无半点兴趣。我冒着被拘捕与监禁一夜的风险，一度以呼喊与流泪让一位于机场工作的内政部大官听见我想传递的讯息。他走出来跟我说他不在意究竟是不是外交部替我付了飞往印度的机票，因为他现在正准备要外交部负担我被遣返的费用。

我想当晚我之所以没有被拘捕，是因为幕后下驱逐令的高官想必与里欧有私仇，对方不希望法院介入审理以免驱除令被法院驳回。拘留我一夜只会对我有利，让我争取到更多时间。这一切实在是阴暗、官僚到简直荒谬的境界，我对这些造成我心理创伤的官员大喊，我说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了，他们如此野蛮的行径绝对不会得逞，负责此事的官员以为我听不懂希伯来语，他对他的属下用希伯来语说他倒想看看是法院撤销遣返的禁制令先到，还是他们会先成功把我给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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