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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邦的穿孔游戏（第1页）

在秦朝以前中国历史舞台上还没有皇帝，只有“王”和“天子”。“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或“召集人”，他的权威是相当有限的。夏朝号称万国，商朝的诸侯也号称上千，周朝的属国最少，但也说有八百之多，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诸侯属国，近一点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鞭长莫及由它去了。

春秋战国是被孔丘先生喻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事实上，只不过是统治者由于多种原因未能集权，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处于松散性管理的黄金时代。这个时候，感觉天下最牛气的不是五霸七雄，而是那些身怀文武才艺的士人，这时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些身怀绝学之人每天睁开眼睛就摊开地图，找下一个落脚点。他们奔走于各个诸侯之间，谁给的金钱多、爵位高、权力重，他就留下来给谁打工。合则欣然留下，不合则拍拍屁股走人，双向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君臣之间都是客客气气，平等合作。而且大多数时候反倒是处于臣子地位的士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让诸侯王下不了台。

到了战国后期，那个跺一跺脚都会让脚下的大地跟着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太过小儿科。于是，才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疯狂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居然还真就以为天下二分有其一，幸亏“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件事才算不了了之。公元前221年，大秦帝国横扫六国，甚至将一群六国的后宫嫔妃都掳到咸阳之后，秦王嬴政再也难以拴住自己内心深处那头叫做欲望的怪兽，他无论如何不肯再做王了，他牛气冲天地吩咐手下的臣子给他议个配得上他的旷世奇功的名号。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在故纸堆里捣鼓了几天，终于在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里找来一顶大帽子，说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议嬴政自称“泰皇”。然而，嬴政并不满意，他从“泰皇”那里取了个“皇”字，再从“五帝”那里取了个“帝”字，合成了一个“皇帝”。接着又对“皇帝”两字作了一大堆的考据的讲究：“皇帝”自称“朕”，朕的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大印叫“玺”，走到哪里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觉。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王朝作为法家思想的忠诚实践者，在国家权力结构上建立了整套符合法家理论的律法，将法家鼓吹的那一套运用到了极致。但是让秦人自己最后都大跌眼镜的是，一个以武力称霸天下，以严刑峻法震慑四方，以强大的暴力体系横行天下的帝国，也就短短的十五年便风流散尽，末日降临。刨根溯源，还是因为秦朝的权力集团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发展和法家思想在具体的实践中没办法解决的矛盾所造成的。

法家思想曾经随着秦帝国的强大而风生水起，让天下儒生恨得牙痒痒。当时的法家，与其说它是权力集团手中的一柄利器，倒不如承认它早已为秦国君臣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度洗脑。

法家思想的产生有其无法抹去的现实意义，它的历史源头是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期。而那样一个时期，官家权力强调的就是集中；在秦王朝的统治者们纵横天下的时候，它的理论体系完全建立在战时体制的基础上。这种战备状态，要求的是集中一切优势项目为战争服务，为权力的扩张服务。它注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就是从眼前的现实利益出发，以实现手中权力的最大化。此一时彼一时，当战争的硝烟散尽，留在人们心底的伤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愈合。这就像是两大武林高手在生死存亡时刻比拼内力，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虚脱。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时时刻刻站岗放哨，保持荷枪实弹的硬汉形象。

没有人会否认秦始皇是一代雄主，与他的勇气相比，他更缺乏政治手段和治国经验。当天下统一的号角吹响多时，他老先生还执迷于战争的快感中无法自拔。他坐镇咸阳，环顾四海，伸出两个拳头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打去，对他来说人的思想是虚无而苍白的，只有武力征服才是真正的铁血王道。《史记》中记载，南方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这还没有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都不低于三十万人。不安分的秦王嬴政，拿出了天下总动员的架势。这完全符合法家理论的宗旨，只要活着就要往死里折腾。法家理论只具备集权和战时两大特点，可以说是非常态下的非常之举。战争年代，它是刺向对方的利刃；统一年代，它同样还是利刃，不过刀锋直接指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由此可见，秦王朝是成于法家，败于法家。法家虽然使得乱世趋于统一，但是它所推崇的那一套“以暴抗暴”的理念让权力没有一丝温情的遮羞布。它终于还是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隐藏在中国封建政治权力游戏后面的那个罪魁元凶。

秦国从历史舞台上谢幕，法家信奉的那一套也随之失去了市场，儒家的羽扇纶巾开始粉墨登场。

儒家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热爱，这从他们学习的课程中就可见端倪。儒家学堂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它剔除了习武的那一部分，增加了当代史的教育课程。意思就是说，天下士子要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

孔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动静造得不可谓不大。他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学说，有人提出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只是形式上的皮，跑官才是其实质上的血肉。但让儒生们大为失望的是孔子奋斗终生也玩不过一个权力场上的三流角色，各国君主给出的评价是，有水平，但不是当官的那块料。这种评价显然是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如果自己的祖师在这个艰难的世道，求取功名都是这样难，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孔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虽然没有在自己的时代成为权力场上的精英分子，却不小心成为开启中华文化的大儒，不知道这是时代的选择，还是时代开的一个玩笑。我们说过，法家是为战争而生，是一头嗜血的头狼；而儒家却与战争格格不入，见血就会绕道而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学会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世人所遗忘。

历史是懂幽默的，它总是爱跟那些较真的人开玩笑，说一些轻松的段子。让孔老夫子和他的三千弟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最后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人，却是那个流氓成性的草根皇帝汉高祖刘邦。刘邦的草根不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是渗透进骨子里的，史料记载：亭长出生，“好酒及色”。就是这么一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酒色之徒，他根本入不了儒家的法眼。可这种人有他自己的优势，他来自平民，懂得老百姓需要什么，也善于听取来自不同阶层的意见，善于把握政治风向。拥护谁，反对谁，他拿捏得比谁都准。官场中人讲究一个根基，根基牢固，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根基不牢，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也会被吹得东倒西歪。所以说，历代皇权专制王朝中，当权者的出身论其实就是权力的“打底定律”。底打得牢，权力之树就长得挺拔，不然也就成了歪脖子树。刘邦之所以能在楚汉战争中笑到最后，完全得益于在他的底打得扎实，够厚黑。

其实刘邦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劣迹斑斑，而又性情勃发。有人将中国帝王逐一归类，认为刘邦属于帝王序列中的小人。一个人年青的时候经常去别人家里蹭吃筵席，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也不上礼钱就去白吃白喝。有一次县令摆席，刘邦居然也去混吃混喝。主人待客的规矩是：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堂上当然是贵宾席了，刘邦没有钱还要坐贵宾席，拿张名帖往礼台上一扔，嘴里喊道：“礼金一万上账。”然后就大摇大摆地坐到堂上。凑巧席间有位贵宾姓吕，是县令的朋友。这吕公倒是个人物，不仅没有因此而看不起刘邦，反觉得这家伙器宇不凡，竟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这就是日后的吕后。

不论是刘邦还是项羽，谁都想做天下第一，于是才引出了“楚汉之争”。要按实力，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战争就是这么奇怪，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赢，还得有计谋，会耍点流氓、无赖的手段。这一点项羽不会做，也做不出来；但刘邦无所顾忌，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刘邦在得了天下后，完全否定秦朝推崇的法家那一套。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开始逐步渗透权力场，在这里儒家最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权力易主后，他应该算是一名跟了两朝主子的贰臣。在陈胜发动起义后，秦二世召集博士们咨询将如何处理，平日里侃侃而谈的博士们慌作一团。大多数人说的话如出一辙，都是陈胜造反，将会酿成大患，必须发兵征讨。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让秦二世胡亥听得难受。只有叔孙通站出来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搞定。让这些博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本来哥几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却换来皇帝的愤怒。咨询的结果是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同时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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