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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第1页）

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得帝国上下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帝国权力系统内党争不断，紫禁城内乱象丛生。

在朱由校成长时期，他的父亲朱常洛已经被册立为皇太子。“国本之争”虽然渐渐趋于缓和，但是由此引发的政治后遗症依然如厚重的乌云密布在帝国的天空。在立嗣之争中，大多数帝国官员乃至社会舆论都站在了东林党所提倡的传统礼法这一边，与万历皇帝对着干。但也有那么一拨儿人，希望通过支持万历皇帝来捞取政治资本。

其中也有一些居于高位的中间派人士，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君臣反目，不希望帝国的权力系统被拖向崩盘的边缘。但他们又无力改变两党对立的局面，于是只好在博弈双方之间扮演着和稀泥的角色。那些固本清源，专门同皇帝和高级官僚作对的东林党人常常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那些阿附皇帝、辅臣的人则被称为“邪佞”。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正”“邪”两大政治派别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双方都会台上桌面缠斗不休，朝堂上下乌烟瘴气。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帝国皇城内发生了一件大案，一位男子擅自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暴力袭击太子，史称“梃击案”。每每读史至此，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入宫行刺不携带刀具或者暗器？一个身手平常之人拎着一根木棒就想袭击太子，难道他只是为了吓唬太子，而不是为了将其置于死地？

当时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经过一番初审，拿出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这些平日里巡查皇城的官员并不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更何况这个案子还牵连到皇太子朱常洛。

刘廷元非常聪明，他将整个案件梳理了一遍，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做了初步判断。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竟然去袭击帝国的少主人，他知道这个案子一定有着巨大的隐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承担的了，所以他只好将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

刘廷元不愧是一位长期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他在上报的调查材料里留下了一个进退可守的伏笔：张差虽然行事疯癫，但是看上去是个狡猾之人。对于这样一个行事疯癫、内心狡猾之徒，案情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大可小。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部分帝国官员都清楚，这个案子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案的范畴。由于“国本之争”的惯性使然，案情既然涉及太子，就会被那些文官炒作成一项严重的政治案件。随着案情的发展，这样的政治案件已经超出了一个低级别官员的掌控范畴。

这个案件刚刚发生，就引发了帝国官员对于政治方面的诸多联想。万历皇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储。为了维护太子的地位，打着维护祖制旗号的东林党人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朱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

在东林党人看来，只要是围绕着“争国本”的斗争，他们都能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官员们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欢那个已赴洛阳就藩的福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会改变局势，那就是太子朱常洛丧命。只有如此，福王朱常洵才能上位。也就在这时候，宫内发生了“梃击案”。帝国官员自然会将这个案子引向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还有她的兄弟当朝大臣郑国泰。

这个案子经过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

就在案件将要尘埃落定之时，又出现了波折。提牢主事在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其引至慈庆宫门前。也就是说宫内有内应，案子的主谋就藏于宫内。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设下计谋，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

刑部侍郎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唯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监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

庞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傻子都知道，再往下查必然会牵连到郑贵妃。

这时候，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可能是幕后主使的郑贵妃姐弟，应该还有万历皇帝。郑贵妃姐弟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了，而万历皇帝除了偏爱郑贵妃和福王的因素外，更多的还是以大局为重。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就会将太子和皇帝、郑贵妃的矛盾公之于众，这是皇帝的家丑，将会在帝国高层掀起巨大的风浪。以当时帝国文官党派林立、攻讦不断的习气来看，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从而使得帝国权力系统陷入更大的纷争与动乱。

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并不会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只想着还百官一个真相，还人心一个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名声的。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从中获益，他们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

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自己的竞争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破坏帝国权力系统的，一定就是朋党。

案子审到了这个地步，逼着万历皇帝跳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万历皇帝明知自己是被局势所迫，可也找不到退缩的理由，毕竟国运所系。就算他再有宠爱郑贵妃的私心，也担心天下臣民的议论。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今后要老实做人，不要再有非分之想。这时候，郑贵妃只好请求太子的谅解，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面化解。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亲自驾临慈宁宫，他在供奉皇太后灵位的几案前召见太子，并命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证。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二人。”

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将心里的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出来，不要隐瞒。

万历皇帝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太子朱常洛就算再心怀不满，也只能无奈地做出表态：将案犯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同时他也配合着万历皇帝，父子二人在群臣面前演起了双簧，他说：“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

等着看好戏的大臣们只好暂时散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结果成了皇帝的家务事，不让别人插手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闯宫的张差被凌迟处死，太监庞保、刘成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的牵连。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于无形。对于张差梃击案，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猜测，除了郑贵妃意图加害太子外，还有太子使“苦肉计”陷害郑贵妃和福王的说法。

万历皇帝利用皇权将这次危机强行化解。可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这个案子会被再次翻出来，引发帝国政局的大动荡。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太子朱常洛终于在苦熬了三十九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宣布以明年为泰昌元年。（由于明光宗当年即逝世，后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下一年则为天启元年。）

朱常洛由谨小慎微的东宫太子好不容易熬成了一国之君，最高兴的莫过于他身边的那些亲信、侍从和拥戴者。朱常洛的拥戴者有很多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在“国本之争”中力挺太子朱常洛，今天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朱常洛即位的短暂时间里，有大批的东林党人得到起用和提拔，从内阁中枢、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帝国的权力系统俨然成了东林书院的别院，到处都是东林党人士。

明光宗夹着尾巴憋屈了几十年，一朝贵为天子，及时行乐就成了他的王道。可命运无常，他的新生活刚刚拉开帷幕，就戛然而止。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帝国的两位皇帝先后“龙驭上宾”，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无异于两次政治巨变。各方利益集团在这两场政治巨变中，都在积极主动地做出调整，以寻找新的权力路径。

作为朱常洛的铁杆粉丝，东林党人正准备借着新皇帝的权力庇护，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空间。朱常洛的突然死亡，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忙乱无措的状态。他们在慌乱之余，也在思考如何保住甚至发展已经到手的权力。

既然明光宗已经死了，他们只有重新寻找新的政治靠山。对于帝国的新主人而言，投靠者的存在就是为了谋取一份双赢的局面。在这政局不稳的时期，谁能够主动站出来，谁就可能占据有利位置。

在朱常洛死后没几天，东林党人干了两件事：一是督促尽快查明朱常洛的死因，这么做是为了坐实与这个案子有牵连的“非东林党”人士的罪名；二是掌控即将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将其监护人李选侍打发得远远的。这就是继“梃击案”后的另外两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明光宗走得过于突然，八月十日患病，十二日还强撑着病体组织召开了一次御门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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