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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第一百零九条好汉（第1页）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滕文公来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知识。看来这时候他已经顺利接班，成为了一国之君了。

孟子又一次展开了他的长篇大论，首先是：“老百姓的事要放在第一位。”（民事不可缓也。）这是孟子一贯的政治主张，今天说完明天说，对这个说完对那个说，他老人家的民本思想是很强的。可问题是，对一国之君进行这种规劝，尤其是到了后来的专制时代，这就如同对一个中学生说“学习的事要放在第一位”。当然也有少数好学生，听劝，但一般来说，单靠劝说的办法想让中学生一心学习，别去追星，别泡网吧，别玩电子游戏，别早恋，能起到多大效果呢？如果这个中学生掌握着无限权力，你把他说烦了，他能杀你，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古代知识分子总在期望用思想工作来辅导出圣君明主，这在当年恐怕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我们要是认真想想：如果一位帝王是好是坏只取决于他的个人修养（宋儒所谓“正心诚意”），如果各级官员是贪是廉是取决于个人的自律，如果帝王惩贪奖廉的办法只是隔三差五地组织各级官员们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让大家好好学习以加强自律精神，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太靠谱吗？

孟子这里劝说滕文公：“老百姓的事要放在第一位。”话是绝对不错，当孟老师成为圣人之后，也确实有不少帝王把他的这句话时常挂在口头，但这话的实质还是“从上到下”的，是统治者给被统治者的恩赐，后来有些帝王更高明了，干脆就说天下是你们老百姓自己的，你们自己的事难道还不是第一位的吗？

——动人的政治理想很容易就被歪曲成狡猾的统御权谋。

孟子接着引经据典。但凡他一掉书袋，通常不是《诗经》就是《尚书》，这回是《诗经》：“白天割茅草，晚上绞绳子，赶紧修房子，开始种谷子。”（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孟子从前两篇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引用过不少《诗经》的句子了？看来他很像一位文学老年啊，走到哪里都揣着一肚子的诗。可其实呢，他老人家会背的诗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多，他有时候这里引两句，那里引两句，其实都是同一首诗里的句子。

这里引的四句诗出自《豳风·七月》，是一首农民叙事诗。我在“公孙丑篇”里讲过一个“宋景守心”的故事，那时讲的“七月流火”也是这首诗里的句子，是全诗的第一句。顺便一提，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比“七月流火”还要有名得多，全国无人不知，以前还三天两头就得喊一喊——这就是“万寿无疆”（这四个字在《诗经》里很常见呢）。

按照这首农民长篇叙事诗的脉络，老百姓们得辛辛苦苦忙农活儿，七月这般，八月那般，忙了一年，最后才能喘口气，祝愿领袖万寿无疆——民事果然不可缓啊，要是百姓们没能及时“白天割茅草，晚上绞绳子，赶紧修房子，开始种谷子”，一年下来挨饿受冻，可就连喊喊万寿无疆的气力都没有了。

滕文公很受教育：“看来，您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很重要啊！”

孟子赶紧着重说：“一开始我就强调‘民事不可缓’，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农民问题。”

“嗯——”滕文公直纳闷，“这话是孟子说的吗？”

孟子接着阐释：“这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就容易有人身依附关系产生。”

滕文公愣了半晌，才说：“您老是怎么了？按历史分期来说，我们现在要么是奴隶社会，要么是封建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孟子两眼一翻，想了想：“嗯，也是，刚才的话我收回。现在我可要说名言了，你听清楚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还记得这句名言吧？我在“梁惠王篇”里已经介绍过的，“恒产”是指固定产业，比如你买了一套房子，这就是你的一份固定产业，你可以把它出租，于是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或者你有一块地，这也是一份固定产业，自己种地就有粮食吃，把地租给别人种就有地租收入。人有了“恒产”，也就能有“恒心”了。

这里的“恒心”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恒心”，不是“持之以恒”的意思，而是说一个人有了相对定型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孟子的意思是：有稳定产业的人才有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没有稳定产业的人就没有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那么，把这话反着推一推，就是说：如果想让你的国民都能具备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那就得先解决好了他们的财产和就业问题，如果人家又没地、又没房、又没钱、又没工作，那作为统治者如果再要求这些人道德高尚、遵纪守法，第一是道理说不过去，第二是根本也不可能。就好像“饭前便后要洗手”，这话没错，可你不能跟乞丐说。这些道理孟子在“梁惠王篇”里已经对齐宣王讲过一遍了，如今又花不少篇幅再来阐释，可见意义重大。

但有一个问题孟老师表述得其实不很清楚，那就是：所谓“恒产”，比如张三有了一亩地，那他到底是拥有这个地“产”还是拥有这一亩地的“产权”？井田制（如果真实存在的话）的耕种者很可能就是有恒产而无产权的，大一统时代则整个国家都是帝王的私产……

可能一方面因为孟老师当年的社会还有春秋时代贵族民主政治的遗风，也可能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儒家的关心范畴之内，或者它有些不合时宜，反正到我们这时候已经搞不清孟老师所谓“恒产”的确切内涵了。这似乎倒也无伤大局。

孟子继续阐发他的道理：“那些没有‘恒心’的人，自然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很容易就会犯罪。如果他们犯了罪，你会怎么处理呢？”

滕文公回答得非常坚定：“对违法犯罪分子一定要严惩不贷！”

孟子叹了口气，半晌才说：“如果你是沙威，你认为应该逮捕冉阿让吗？”

滕文公回答：“我认为应该逮捕雨果，然后查禁《悲惨世界》。”

“我倒——”

滕文公连忙搀扶孟子：“我是开玩笑的，呵呵，您接着讲。”

孟子连喘粗气，好容易才缓过来，接着说：“冉阿让犯了罪，被沙威追捕，其实是中了圈套。”

“中了圈套？”滕文公很是不解，“您这不会是《大话悲惨世界》吧？太后现代了！”

孟子不悦：“我可是有板有眼的，冉阿让确实是中了圈套。是万恶的法国政府设下了圈套来陷害冉阿让的。”

滕文公越发不解：“这和万恶的法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孟子说：“法国政府大搞苛政，让普通老百姓没法活，冉阿让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最后被逼得去偷。就算是偷，也不过是偷一些食物罢了，值不了几个钱，可政府别看在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方面不闻不问，在打击冉阿让这类违法犯罪分子上却很有力度。这难道不是圈套吗，难道不是陷害吗？”（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嗯，”滕文公点了点头，“这么一看，还当真如此。”

孟子问：“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你想想，你对冉阿让事件有什么办法？”

滕文公答得很爽快：“这还不好办？我觉得应该把水泊梁山搬到法国去，给冉阿让坐第一百零九把金交椅。对了，还得给他起个绰号，嗯，这家伙力气很大，我看就叫他哥斯拉冉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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