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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一章（第1页）

离别

啊，人们，可恶的人们，你们拆散了他们……

我给纳塔利娅的第一封信是这么结束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敢提到“心”这个字，我的信中没有它，在信尾我写的只是“你的哥哥”。

那时，“我的小妹”对我已多么宝贵，她如何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一件事即可看到：我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次日，都写了信给她。“小妹”这称呼表达了我们之间一种完全自觉的感情，过去我无限喜欢它，现在也喜欢它，我用它不是表示一种界限，相反，它包含着各种意义：友谊，爱情，血缘关系，共同的志趣，亲族地位，难分难舍的习惯。以前我没有用这名称称呼过任何人，它对我是宝贵的，直到后来我还常常这么称呼纳塔利娅。

起先，我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也许，正因为不完全理解，另一个诱惑在等待着我。它不像我与卡爱坦的相逢，没有成为我生活中一段光明的历程。它只是使我无可奈何，引起了我许多的苦恼和内心的歉疚。

我坐了九个月监牢之后，便被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我还很少生活经验。最初我漫不经心，轻举妄动，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弄得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我的态度与在莫斯科全然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轻人，在这些地方，在这片沼泽中，我却得独立生活，我被看作一个官，虽然根本不像一个宫。我不难发现，不必多花力气，我就可以在伏尔加河边和卡马河边上层社会的客厅中占有一席位置，成为维亚特卡社交界的知名人士。

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乳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与高等学府学生的崇高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维亚特卡，我结识了整个上层社会，特别是青年商人，他们比内地其他各省的商人修养高得多，虽然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公文事务使我不能从事心爱的工作，我不安地度着游荡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敏感，或者不如说，容易激动的天性和缺乏经验，导致形形色色的冲突，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奉承巴结的心理作怪，我竭力左右讨好，不分是谁，一律争取好感，三言两语便成了朋友，甚至过分亲热，过了一两个月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但碍于情面，只得默不作声，戴着虚情假意的锁链与人应酬，直到有一天荒谬的争吵使这种关系破裂为止，而在争吵中，我被指责为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开头我在维亚特卡不是一个人，一位奇怪可笑的先生跟随着我，他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重大关节，总要登场：他的落水使我认识了奥加辽夫，在我通过塔乌罗根1边境时，他站在俄罗斯土地上向我挥手帕，总之，卡·伊·佐年贝格与我一起住在维亚特卡。我讲我的流放生活时，忘了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佐年贝格正预备去伊尔比特做生意。我的父亲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提出要佐年贝格到彼尔姆走一趟，替我在那里“装置寓所”，路费由他付。

到了彼尔姆，佐年贝格热心执行任务，那就是替我购置不切实用的物品，各种家什，锅子，碗，玻璃器皿，食品等等，还亲自前往奥布瓦河边，直接从“产地”选购维亚特卡种马。可惜一切齐备之后，我却给调到了维亚特卡。我们只得把刚买的东西半价变卖，离开彼尔姆。佐年贝格忠实贯彻我父亲的意志，认为必须随往维亚特卡，也在那儿替我“装置”住房。他的忠实可靠和忘我精神，得到了我父亲的嘉许，因此在他与我一起时，我父亲给他一月一百卢布酬金。这比去伊尔比特更有利，更保险，因此他并不急于离开我。

到了维亚特卡，他已经不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一匹是属于他自己的，虽然钱也是我父亲的。这些马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人眼中的身份。我已经说过，卡尔·伊万诺维奇虽已年过半百，而且脸上缺陷不少，还是专爱在脂粉堆里讨生活，沾沾自喜地相信，每个女人或姑娘一接近他，就像灯蛾在火边飞行一样危险。马所引起的效果，他当然不肯白白放过，要在情场艳事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何况环境也对他有利。我家的阳台面对院子，它后面便是花园。每天早上十点起，佐年贝格就脚穿喀山软底便靴，头戴绣金小帽，身披高加索紧身外衣，衔着大琥珀烟嘴，在阳台上“值班”，装得仿佛专心读书似的。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标的，那就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三位小姐。小姐方面也很关心外地来客，总是好奇地观看在阳台上吸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万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偷偷掀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大有希望，于是朝着神圣的方向优雅地喷出一缕缕轻烟。

不久，花园便提供了我们与女邻居认识的机会。我们的房东有三幢房屋，花园是共同的。两幢有人，一幢是我们住的，房东也住这幢房子，他只有一位继母——一个肥胖臃肿的寡妇，但她像亲生母亲一样对他管头管脚，关心备至，以致他只能背着她，偷偷摸摸与花园中的女士们交谈；另一幢房子便住着那些小姐和她们的父母。第三幢房子是空的。过了一个礼拜，卡尔·伊万诺维奇已成了花园中名媛淑女们的自家人，常常一天几个小时帮小姐们荡秋千，为她们取斗篷和阳伞，总之，做到了体贴入微。小姐们跟他逗笑，比跟别人多，正因为如此，他是比恺撒夫人更少嫌疑的2；看到他的模样，任何最大胆的谣言也只得退避三舍。

出于集群的天性，人们往往做他们根本不想做、而别人都在做的事，就因为这样，我傍晚也常出入花园。上那儿的除了住在这里的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大家在那里做的事，讲的话，主要只是打情骂俏，互相窥探。卡尔·伊万诺维奇带着维多克3的警觉性，从事感情的侦察工作，知道谁与谁常在一起散步，谁对谁心中有意。对于我们花园中的这些秘密警察，我成了讨厌的绊脚石，我的不露声色使女士们和先生们大伤脑筋，他们再三试探仍不得要领，查不清我在追求谁，对谁特别感兴趣。这确实不容易，因为我根本没有追求任何人，对任何小姐都没有特殊好感。最后，他们厌烦了，觉得受了委屈，开始认为我骄傲，说我玩世不恭，小姐们的友情也顿时冷落了——虽然她们每人单独与我在一起时，仍试图向我投送最危险的秋波。

正是在这种状况中，一天早晨，卡尔·伊万诺维奇告诉我，房东家的厨房一早就打开了第三幢房子的百叶窗，正在擦洗窗户。一家外地人已租下了这屋子。

新来者的一切细节成了花园内的唯一话题。陌生的夫人由于旅途劳顿，或者还没有收拾好，仿佛故意避不见面，没有在我们的游乐活动中露脸。大家寻机会从穿堂窥探，向窗口眺望，一些人有所发现，另一些人却白白守候了几天，有所发现的人说她脸色苍白，神态慵懒，总之，外表不错，动人心弦。小姐们说，她忧愁多病。省政府有个年轻官员，生得聪明伶俐，喜欢跟人打趣，唯独他认得这些来客。他从前在另一省供职，与他们有一面之缘，于是大家纷纷找他打听消息。

聪明伶俐的官吏很得意，因为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便没完没了地大谈新来者的优秀品质，把她捧上了天，称她为首都的夫人。

“她聪明，温柔，有学问，”他反复说，“咱们这些人根本不在她眼里。啊，我的天，”他突然转向我道，“我有个绝妙的主意，请您支持一下维亚特卡上流社会的荣誉，向她献献殷勤……要知道，您是莫斯科来的，流放到这儿，当然会吟诗——这是上天赋予您的才能呢。”

“您瞎说什么哟。”我对他笑道，然而脸蓦地红了——我真的很想见见她。

过了几天，我在花园里遇到了她，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女子，确实惹人喜爱；那位谈论过她的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我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如我的介绍人无法掩饰他的笑容一样。

出于自尊心的腼腆消失后，我与她熟悉了。她的身世是十分不幸的，她用虚假的平静欺骗自己，在寂寞空虚、无所寄托的心情中痛苦地打发日子。

P4是那种把热情隐藏在心底的女性之一，也唯有淡黄头发的女子才会如此；她们用温和静谧的外表掩盖着火热的心，激动时脸色苍白，感情高涨时眼睛从不焕发光芒，反而有些暗淡。她的目光困倦，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一直向往着什么却不能满足的心胸时时起伏不定，仿佛有一股不平静的电流正从她全身通过。在花园散步时，她往往会突然脸色苍白，内心彷徨无主或者惊慌不安似的，无心答话，立即匆匆回家了。我正是喜欢看她这种时刻的神情。

她的内心活动，我不久就明白了。她不爱丈夫，也不可能爱他；她才二十五岁，他已五十出头——对此她也许还能将就，但知识、趣味、性格的不同，那就太显著了。

丈夫几乎足不出户，是个枯燥无味、麻木不仁的老官僚，热衷于买田地当地主，像一切病夫和几乎所有失去家产的人一样，性情古怪暴戾。她出嫁时是十六岁，那时他还有些资产，后来赌博输光了，只是出外做官，靠俸禄生活。在迁居维亚特卡前一两年，他开始衰老了，腿上一个伤口发展成了骨疽，老人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担心自己的病，用不安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看着妻子。她伤心地、自我牺牲地照料他，但这只是履行义务。孩子不能满足她的一切，空虚的心灵总是渴望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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