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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1页）

不谐和音——新的朋友们——狂热的黑格尔主义——别林斯基、巴枯宁及其他人——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在诺夫哥罗德与一位夫人的辩论——斯坦克维奇小组

1840年初，我们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与可怜而狭小的克利亚济马河。离开我们结婚的城市，我的心情是悲痛的、惶恐的；我预见到，那单纯而深刻的内心生活不会再有了，必须多挂些帆，应付不同的风浪了。

不会再有那种孤独而漫长的郊外散步，在那里我们隐没在大草原中，这么鲜明地意识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们的春天……

不会再有那种冬日的夜晚，在那时我们彼此紧挨着坐在一起，掩上书本，谛听大雪橇的吱吱声和铃铛声，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或者我们5月9日的旅行……

不会再有了！

……人们早已知道，也用各种方式歌唱过，“生命的五月只有一次，永不再来”1，然而成年的六月，那繁忙的劳作，那路上的碎石，还是使人感到意外。在思想、感情和意愿的代数学中，青春漫不经心地向前飞驰，商数如何不必理会，也无需考虑，只有爱情，啊，未知数找到了，一切归结为一个人，一切得通过一个人，他们共同的就是可贵的，他们中意的就是美好的，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只要他们心心相印，哪管得周围一片凄凉！

可是青春的道路上总要长出荆棘荨麻，它们迟早会刺痛肌肤，钩破衣衫。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弗拉基米尔随身带走，可依然认为，五月尚未过去。我甚至觉得，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大学时期。周围的一切也加深了这个幻觉。同样的住宅，同样的家具，这就是那间屋子，我和奥加辽夫曾在这里锁上房间，密谋策划，尽管参政官和我父亲近在咫尺——啊，这就是他本人，我的父亲，他老了，背驼了，但仍像当年一样，随时预备责怪我回家太迟。“明天是谁讲课？测验在哪一天？放学后得找奥加辽夫……”这是1833年啊！

奥加辽夫真的在这里。

他获准回莫斯科比我早几个月。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会的中心，尽管从前的一致性消失了，大家还是同情地围绕着他。

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一样，奥加辽夫天然赋有一种独特的磁性，那种女性的吸引力。别人虽无明显的原因，却乐于靠拢和接近这些人。他们鼓舞、联合和安慰人们，他们是公开的餐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入席，从中汲取力量，获得休息，提高勇气和信心，然后作为一个朋友离开这儿。

熟人们侵占了他许多时间，有时他也为此苦恼，但并未关上大门，依然和颜悦色地迎接每一个人。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大缺点；不错，光阴过去了，消失了，但得到了爱，不仅是亲密朋友的爱，还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爱；要知道，这是抵得上读书和各种活动的！

我从来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责备奥加辽夫这类人游手好闲。工场和作坊的观点在这里未必合适。我记得，还在大学时期，一天，我们与瓦季姆一起喝莱茵葡萄酒，他越喝越烦闷，突然，眼中噙着泪珠，背诵了唐·卡洛斯的话，而唐·卡洛斯是背诵尤利乌斯·恺撒的话：“二十三岁，不朽的业绩还一事无成！”2这使他忧心忡忡，以致用尽力气，一巴掌打在绿酒杯上，把手割破了一大块。事情确实如此，但是无论恺撒，无论唐·卡洛斯和波沙3，无论我们与瓦季姆，都未曾说明，为什么要干不朽的业绩？有工作就应该去做，问题在于是为工作而工作，还是为了流芳百世？

这一切还是模糊的；而且什么叫工作？

工作，事业4……官员们只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商人只承认经商是工作，军人把立正稍息，在和平时期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叫作他的工作。我认为，成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纽带，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被隔绝和被奴役的社会中。没有人责怪我游手好闲，我所做的事，有一些曾赢得许多人的赞美，可是他们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中，有多少是反映了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论争，我们无所事事地踯躅街头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或者那些酒酣耳热、更为闲散的时刻？

……但不久这环境中也吹来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经过去。当团聚的欢乐平息，酒筵散席，当重要的话题已经讲完，应该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发觉，那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我们从回忆中寻找的一切，在我们的圈子里，特别是在奥加辽夫家中，已不复存在了。朋友们高谈阔论，争争吵吵，有时觥筹交错，但并不愉快，较从前已大为逊色。每人都隐藏着内心的想法，不能畅所欲言；气氛有些勉强；奥加辽夫看了伤心，凯切尔阴郁地扬起了眉毛。在我们的和声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那种刺耳的噪音；不论奥加辽夫的热情和友谊多么丰富，也无济于事，无法消灭它们。

我顾虑重重、担心了一年的事，毕竟发生了，而且比我预料的更糟。

奥加辽夫的父亲已于1838年去世；他死前不久，奥加辽夫结了婚。他结婚的消息使我很吃惊——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关于他妻子的流言蜚语，我也有所耳闻，对她不是很有利的5。虽然他的信写得兴奋而甜蜜，我也更相信他本人，但我还是为他担忧。

1839年初，他们到弗拉基米尔来过几天。从奥兰斯基向我们宣读判决书以后，这还是我们初次见面。我不想多作评论，只记得开头几分钟，她的声音在我心头引起了不愉快的反应，但这印象转瞬即逝，消失在兴高采烈的欢乐中了。是的，这是个人幸福完美无缺的日子，在这些日子中，人们接触到了个人幸福的最高极限，却根本不会想到它的最后边界。没有丝毫阴郁的回忆，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有的只是青春，友谊，爱，充沛的精力，无限的能量，健康和远大的前途。那时还没完全消失的神秘主义情绪，也正如钟声、赞美诗和明亮的枝形烛台一样，赋予我们的会见以庄严的节日气氛。

我房中一张桌上，放着一个耶稣受难像的小铁十字架。

“跪下！”奥加辽夫说，“为我们四人的团聚，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我们跪在他旁边，一边拭泪，一边拥抱。

但是四人中有一个人未必需要擦眼泪，这就是奥加辽夫的妻子，她看到这场面有些惊讶；我当时以为这是矜持，但后来她亲口对我说，她觉得这场戏是牵强的，幼稚的。我想，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这样，但为什么她要站在旁观的立场上，为什么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独她清醒，在这青春的激情中唯独她老成持重呢？

奥加辽夫回自己的庄园，她前往彼得堡，为他办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过了一个月，她再度路过弗拉基米尔——这时是一个人。彼得堡和两三家贵族客厅迷惑了她的头脑。她爱好华丽的外表，向往富贵的生活。“她能与这人和谐相处吗？”我想。这么背道而驰的情趣，可能产生许多不幸。但财富、彼得堡和沙龙，对她都是新鲜的；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诱惑——她生得聪明，又爱奥加辽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们担心她的转变不那么容易。与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交往，相当迎合她的虚荣心，但这还不是她的主流。在贵族的沙龙中，给文人学士们留一角席位，她会同意，但同时却尽力把奥加辽夫拉向空虚的世界，那个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一些亲密的朋友开始觉察这一点，凯切尔早已皱起眉头，现在严峻地发出了警告。性情急躁、自尊心极强的她，不习惯约束自己，侮辱了与她同样容易激动的人的自尊心。她桀骜不驯，态度生硬，对人冷嘲热讽，而且声音怪腔怪调，初次见面就引起过我的不快，现在这一切招来了强烈的反击。她与凯切尔争吵了两个月（凯切尔虽然在道理上是对的，方式方法却总不对头），又引起了几个人的反对，这几个人可能因物质地位不同，因而过分吹毛求疵；最后，她把矛头指向了我。

她怕我，但希望跟我较量，以便最后判明，友谊和爱情究竟何者居上，仿佛它们是势不两立的。这不仅是企图通过任性的争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还包含一种意识，认为我是实现她的愿望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涉及争风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权力欲。她和凯切尔争执到落眼泪，像凶恶的孩子骂街一样，每天吵架，但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对我，她却一见就脸色发白，恨得发抖。她指责我自私自利，僭望独占奥加辽夫的友谊，破坏她的幸福，指责我骄傲自大，不把她放在眼里。我觉得这不公正，因而也变得残忍无情。五年之后，她自己向我承认，她一度曾想害死我，这就可见她恨我之深。她与纳塔利娅6断绝了往来，因为她爱我，得到大家的好感。

奥加辽夫是痛苦的。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无论其他人，都不能谅解他。我们选择了他的胸膛（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讲的）作“战场”，并不考虑，无论哪一边战胜，他都同样痛心。他恳求我们和解，竭力缓和矛盾，我们和解了；但只要一句话，受辱的自尊心就会野性大发，触痛的委屈感就会爆发成一场鏖战。奥加辽夫惊恐万状，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毁，他所心爱的女人并不以他的神龛为神龛，她与他是两种人，但他又不能不爱她。我们志同道合，然而他悲戚地看到，命运递给他的苦水，我们不能为他分担一滴。大自然的威力把他与她联系在一起，他无法粗暴地割断这联系，也不能扼杀使我们结合的强烈共鸣。不论怎样，他的血反正将因此流尽，他感到了这一点，力图保留她，也保留我们，神经质地拉住她的手和我们的手，可是我们却拼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像刽子手一样肢解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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