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 1（第1页）

一

……一方面是蒲鲁东那种焊得密不通风、铆得滴水不漏的家庭，牢不可破的婚姻，不受约束的父权——这样的家庭是为了社会目的存在的，除了一个人什么人都可以牺牲，这样的婚姻是严厉的，它不承认感情的变化，它是对誓言的卖身契；另一方面，一些学说正在兴起，它们认为婚姻和家庭都是可以分开的，它们承认感情具有不可违抗的威力，往事没有约束力，人是独立的。

一方面，几乎可以向失节的妇女扔石子，另一方面，嫉妒被看作不受法律保护，是利己主义，一种病态的、畸形的感情，一种私有观念，对健康的、自然的观念的浪漫主义歪曲。

哪一边是真理……哪里是对角线？二十三年前，我已在这片矛盾重重的森林中寻找出路。2

我们在否定时是勇敢的，随时准备把任何偶像丢诸河中，但是家神和家庭生活具有防水作用，它们总是重行“浮起”。也许它们已没有意义，但还保留着生命；显然，用来对付它们的武器，只在它们的蛇皮上擦了一下，它们脱身了，受了伤……但没有死。

嫉妒……忠诚……失节……贞洁……这些黑暗的力量，可怕的语言……正是在它们的影响下，眼泪流个没完，血流个不尽；人们胆战心惊，仿佛走进了宗教裁判所，面对着拷问，瘟疫……它们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挂在我们的头顶3——家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活在这下面。

不论是指责还是否定都不能把它们驱逐出门。它们仍躲在墙旮旯打瞌睡，一有机会便蠢蠢欲动，要摧毁一切，不论远的，近的，统统难逃劫运，包括我们自身……

看来，我们只能抛弃彻底扑灭一切火灾隐患的善良愿望，采取量力而行的态度，按人道原则把毁灭性烈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靠逻辑是不能控制情欲的，正如法庭对它们无能为力一样。情欲是事实，不是教条。

何况嫉妒享有特殊的权利。它本身便是一种强大的、完全自然的情欲——直至今天，它没有受到约束和限制，只是受到纵容。基督教教义出自对身体的仇恨，把有关肉欲的一切夸大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贵族对血统、对纯正的种族的崇拜，把有关不可洗刷的污点，不可救药的凌辱的观念，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嫉妒获得了“剑的权利”4，审判和复仇的权利。它成了涉及荣誉的义务，几乎与德行相同。这一切都是不容丝毫批评的——然而蛰伏在内心深处的依然是非常现实的、无法消弭的痛苦感，那种称作嫉妒的不幸感，这是像爱情一样的基本感情，任何否定也无能为力的、不可抗拒的感情。

……这儿又遇到了那永恒的界限——历史驱使我们走到了这个考地安岔道。双方都有理，双方又都无理。大胆的“非此即彼”在这里毫无用处。一个说法在这里被全盘否定，在那里又会东山再起，正如月亮的最后四分之一出现时，它的背面却是最初的四分之一。

黑格尔铲除了人类理性的这些界桩，升入了绝对精神的世界；但在这里它们不是消失，只是像德国神学理论所说的，改变了面貌，得到了充实——这是神秘主义，哲学神正论5，寓言和事实的有意识的混合。从宗教上调和一切不可调和的事物，这是一种补救，也就是神圣化的改造，神圣化的骗局，这种解决不是解决，只是求救于信仰。还有什么比个人意志和必然性更不可调和的？但信仰轻而易举便可调和它们。人可以毫无怨言地当场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认为这是正义的，因为那是早已预定的。

在另一类问题上，蒲鲁东比德国哲学更为人道得多。他摆脱经济矛盾的办法，是承认双方都受最高原则的约束。作为权利的私有财产和作为盗窃的私有财产6互相并列，在永恒的波动、永恒的补充中，接受不断增长的主宰一切的正义的制约。很清楚，矛盾和争执被转移到了另一个范畴，要求作出回答的已主要是正义问题，而不是财产的权利问题了。

最高原则越简单，越少神秘性和片面性，越实际和可以应用，它也越能充分调和矛盾，使它降到最低限度。

黑格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在蒲鲁东那儿变成了威慑一切的正义观念。

但是它也不见得能解决情欲问题。情欲本身是不正义的。正义是离开个人考虑的，它处在个人之间，而情欲却只与个人有关。

这里出路不在于法庭，而在于人的个性的发展，在于让个性从个人感情的小天地走进广阔的世界，在于发展人的公共意识。

要根本消灭嫉妒就是要消灭对个人的爱，代之以对一般女人或一般男人的爱，也就是一般的性爱。然而人们所爱的正是作为个体的人，这个体才有色彩，音调，才能引起我们整个生命的激情。我们的情绪是属于个人的，我们的幸与不幸也是个人的幸与不幸。我们的理论尽管合乎逻辑，但正如古罗马的雄辩术一样，对个人的不幸是不能提供多少安慰的。不论失望的眼泪还是嫉妒的眼泪，都是无法消灭的，而且也不必这么做，但是可以也应该使它们合乎人道的原则……其中既不包含修士的毒药，同样也不包含野兽的残暴或被损害的私有者的叫嚣。7

二

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归结为纯粹偶然的性接触，正如在不可分离的婚姻中要使夫妇始终如胶似漆，直至走进坟墓，两者同样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性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边缘地带都可能出现，但那是个别情况，是特殊事例，不是普遍规律。性关系不是破裂，便是不断发展为更密切、更牢固的关系，正如不可分离的婚姻总在逐步摆脱外在的锁链一样。

人们对那两种极端状况一向持反对态度。他们接受不可解除的婚约是虚伪的，或者出于一时冲动。至于偶然的接触，它从来没有神圣的光辉，以致人们总是掩饰这种关系，就像他们夸耀婚姻一样。为妓院制定正式规则的一切企图，尽管出发点是对它们实行限制，还是会触犯社会的道德观念。人们在这种企图中看到的是承认妓院的存在。在执政时代8，巴黎一位先生为允许开业的妓院制定了一份计划，包括它们的等级等等，它在当时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只得在一片哄笑和唾骂声中草草收场。

人的正常生活离隐修院和牲口棚同样遥远；教会取消了修士的结婚权，要他们过无性生活，这与世俗没有孩子的、单纯满足情欲的行为，同样为人们所反对……

基督教承认婚姻，这是一种让步和不彻底的表现，它的弱点。基督教眼中的婚姻与社会眼中的通奸是一样的。

修士和天主教神父必须终生独身，这是对他们战胜人性的愚昧行为的报答。

一般说来，基督教的婚姻是阴郁的，不公正的，它违背福音教义，恢复了不平等现象，要女人受男人奴役。女人作了牺牲品，爱情（它是教会所憎恨的）作了牺牲品，当她走出教堂时，它已成了多余的东西，义务和责任代替了它。基督教把最光辉的欢乐的感情变成了痛苦、倦怠和罪恶。看来人类不得不宣告绝种，否则就得言行不一。遭到侮辱的生活提出了抗议。

它不仅用伴随着悔恨和良心谴责的事实，也用同情和恢复名誉表示了抗议。从天主教和骑士制度的全盛时期起，这抗议就开始了。

凶恶的丈夫蓝胡子拉乌尔9穿着甲胄，拿着剑，那么专制，嫉妒，残忍；光脚的修士10那么阴森，疯狂，残暴，随时准备为自己的贫困和不必要的斗争进行报复；还有狱卒，刽子手，暗探……而在某个塔楼或地窖里关着啼哭的女人，戴着镣铐的少年侍从，谁也不会保护他们。一切那么可怕，粗野，到处是血，是限制，是暴力和带鼻音的拉丁祈祷文。

还有神父，忏悔师，狱卒……他们与凶恶的丈夫、父亲、弟兄一起守卫着婚姻，但是在他们背后，民间传说在悄悄形成，歌曲在传播，它们随着行吟诗人和流浪歌手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堡垒走进另一个堡垒——那是为不幸的女人吟唱的诗歌。法院在判罪，歌曲在赦免。教会诅咒没有结婚的爱情，歌曲诅咒没有爱情的婚姻。它不是用说理，而是用同情、怜悯和啼泣，保护恋爱中的少年侍从，堕落的妻子，被压迫的女儿。对于人民，歌曲是尘世的祈祷，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摆脱精神苦闷和沉重劳动的另一条出路。

在休息的日子，悲伤的歌声代替了对圣母的祈祷，这些歌曲不是使不幸的女人蒙受耻辱，而是为她们啼哭，让她们站在“忧伤的少女”11面前，祈求她的庇护和宽恕。

抗议从民歌和传说发展为小说和戏剧。在戏剧中它形成了一种力量。冤屈的爱情，不公正的家庭内幕，获得了自己的讲坛，公开的法庭。它们的申诉震动了千万颗心，激起了反抗奴役婚姻和暴力家庭的愤怒的眼泪和呐喊。池座和包厢中的陪审员们一再对这些人作出了无罪的裁决，有罪的只是制度。

同时，在政治变革和世俗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婚姻的两大支柱之一开始动摇了。它一步步丧失了圣礼的性质，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最后基础，逐渐需要依靠警察。基督教的婚姻只是靠上天权力的神秘干预，才得以证明是合理的。这合乎它自己的逻辑，尽管这逻辑违背理性，它依然是逻辑。警官披着三色围巾，拿着民法，12为人举行婚礼，这比穿法衣的神父在香烟缭绕中，在神像和奇迹的包围中为人举行婚礼，更其荒谬。甚至第一执政拿破仑，这位对爱情和家庭抱着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的人，也意识到在警察局举行婚礼太不妥当，说服康巴塞雷斯13增加一些必要的道德说教，尤其是对新娘具有教诲意义的句子，也就是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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