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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页）

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贝斯——《论自由》

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啼哭……

《诗篇》1

如果有人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就1848年后汇集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和放逐者的内部状况写一本书，他会给当代人的历史增添多么悲惨的一页。多少苦难的经历，多少贫困的日子和眼泪……生活又多么空虚，多么狭隘，头脑变得多么迟钝，多么一筹莫展，对现实多么不能理解，又多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沉浸在浅薄的自尊心中……

一方面，这是一些单纯的人，他们凭本能和心灵了解革命事业，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牺牲，甘愿过贫困的生活，他们构成了人数不多的志士仁人。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伪装下野心勃勃，对他们说来，革命是当官，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于是逃亡到了国外；另外还有各种狂热分子，形形色色的偏执狂患者，心理变态的精神病人。正是由于这种神经质的、畸形发展的、受过刺激的心理状态，通灵活动在流亡者中风行一时；几乎所有的人，从维克多·雨果和赖德律-洛兰，到奎里柯·菲洛潘蒂2，都在搞降灵术……菲洛潘蒂走得更远，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们所做的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一步也没有前进。他们正如凡尔赛宫的大钟，时针始终指在一点——国王驾崩的时刻……他们本身也像凡尔赛的时钟，从路易十五3去世后，就忘了上发条。他们只是指向一件事，一个重大事件的终点。他们谈的是这件事，想的是这件事，一切都归结为这件事。过了五六个月，过了两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团，这是可怕的——争论的仍是那些问题，参加的仍是那些人，发出的仍是那些指责，只是被贫困和匮乏的生活刻在额上的皱纹多了几条，礼服和大衣破旧了，白发增多了，这一切使人变得衰老了，瘦弱了，忧郁了……然而谈的还是那些谈过千百遍的话！

革命在他们那里还是像90年代一样，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当时那种对斗争的天真热情，那种曾经赋予最贫瘠的普遍概念以鲜明色彩，赋予干巴巴的政治理论以血肉的热情，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了——当时那些普遍观念和抽象概念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闻，新的发现。在18世纪末年，人们第一次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现实中，开始摆脱神学世界那宿命的、神秘的、令人窒息的传统，试图把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形成的整个公民生活方式建立在自觉的、意识的基础上。创立理性国家的尝试，正如创立理性宗教的尝试一样，在1793年谱写了一篇雄伟壮丽的史诗，它取得了成果，然而在后来的六十年中，经过风吹雨打，已变得百孔千疮。我们这些巨人的继承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像阿索斯山4上的隐修士墨守成规，我行我素，讲的仍是金口约翰5时代的话，过的仍是早已被土耳其统治者逼进绝境的生活，而土耳其统治者本身也已接近末日……然而他们还是在某一些日子集会，纪念某一些事件，举行同样的仪式，念同样的祷告。

流亡者面临的另一阻力，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对立排斥，这严重地削弱了内部的活动和各种出自善良意愿的工作。他们没有客观的目标，所有各派都顽固地死守着自己的看法，前进似乎就意味着退让，甚至背叛；既然站在这面旗帜下，就应该永远站在它下面，哪怕时代已经不同，旗帜的颜色也已不像原来那么鲜明，仍必须坚持到底。

这样过了几年，周围的一切不知不觉都变了。原来有雪堆的地方生出了青草，原来的矮树丛变成了森林，原来的森林却只剩下一片树桩……但他们什么也没看到。有的大门已经倒塌、堵塞了，可是他们还在敲门，新的缺口形成了，光线正从那儿一缕缕射入屋内，但他们却望着另一个方向。

在各国流亡者和英国人之间形成的关系，足以提供惊人的事实，说明各民族是具有化学亲和力的。

英国的生活起先使德国人眼花缭乱，手足失措，后来便吞没了他们，或者不如说把他们变成了不大像样的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一旦从事某种职业，他大多会马上剃掉胡子，把衬衫的领圈竖到耳朵旁边，说“yes”而不说“ja”6，在什么也不需要说的时候便说“well”。过了两年，他便用英文写信和便条，完全生活在英国人的圈子中了。德国人从来不想与英国人平起平坐，而是像我们的商人见了官员，我们的官员见了世袭贵族一样。

德国人虽然接受了英国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没有成为英国人，只是装得像他们，也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再像德国人。英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正如在其他一切场合那样不可捉摸；一旦来了个外国人，他们便趋之若鹜，像见到一个喜剧演员或杂技演员似的，不让人得到一刻安宁，但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对他有些厌恶。如果外来者保持自己的服饰，自己的发式，自己的帽子，英国人便不痛快，对他冷嘲热讽，但慢慢习惯之后，也就承认这是一种独立的人。如果外国人一开始便吓坏了，尽量模仿英国人的举止，那么英国人不会尊重他，还会摆出大英帝国臣民的架子，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这一点上，有时很难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因此可想而知，那些毫无心计的德国人，那些有时过于亲昵和巴结，有时又过于拘谨，过于老实，无缘无故便会伤心落泪，没人撩拨便会大发脾气的德国人，他们的结果会怎样。

如果德国人把英国人看作同一种族中较高的一类，觉得自己比他们低一等，那么决不能因此认为，法国人，尤其是法国流亡者的态度便聪明一些。正如德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崇拜英国的一切，法国人却不分青红皂白否定英国的一切，仇视英国的一切。不言而喻，这会造成非常可笑的荒谬结果。

首先，法国人不能原谅英国人不讲法国话，其次，法国人把“查林克鲁斯”称作“沙兰克鲁”，或者把“莱斯特斯夸尔”说成“莱赛斯特斯快尔”7，把英国人弄得莫名其妙。还有，法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的正餐要吃两大块肉和鱼，却不吃五小块焖肉、油饼或野味等等，他们的胃觉得受不了。还有，法国人不能容忍酒店的“奴役”，因为它们在礼拜日一律打烊，全体人民只得在对上帝的祈祷中度过枯燥的一天，尽管法国人一星期中每天都在过歌颂拿破仑的枯燥生活。还有，英国人的整个作风，不论好的坏的，都叫法国人看不顺眼。英国人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敬他们，但是看到他们的衣服式样却羡慕不止，竭力模仿，以致弄得不伦不类。

这一切对于研究比较生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讲它们完全不是为了好玩。正如我们看到的，德国人虽然认为自己与英国人属于同一种族，但是至少从公民角度看，他比英国人低一等，因此应该服从他。法国人属于另一种族，但区别又不如土耳其人与中国人那么大，可以不予理会，因此他仇恨英国人，尤其因为两个民族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德国人尽管在内心也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在理论的领域，但却不好意思说出口。

法国人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与英国人对立；英国人是穴居动物，喜欢独自生活，固执而倔强；法国人是群居动物，鲁莽大胆，但容易驾驭。这就形成了两种平行的发展，以英吉利海峡为界线。法国人总是冲在前面，对一切都要过问，对所有的人都要教训几句，对所有的事都要议论一番；英国人却听其自然，根本不屑过问别人的事，觉得与其教育别人，不如自己学习，只是他没有时间，他得上店里做生意。

英国的生活方式有两大基石：个人独立和种族传统，这在法国人眼里几乎是不存在的。英国人的生硬作风常常使法国人不能容忍，这确实叫人讨厌，也损害了伦敦的生活，但是法国人没有看到它背后隐藏的严峻威力，正是它使这个民族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看到那种执拗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尽管你一旦取得英国人的欢心，几乎可以随意摆布他，却不能使他成为奴隶，以致穿上了绣金边的仆人制服还沾沾自喜，戴上了锁链却认为这像桂冠一样光荣。

地方自治和分散主义，那种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世界，对法国人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论他在英国住了多久，他并不了解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它的法律和诉讼程序。英国法律中互不协调的多种多样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进了黑暗的树林，根本看不到树林中高大雄伟的栎树，也看不到正是在这种千姿百态中包含着它的诗意、美感和意义。一部小小的法律全书就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园林，大自然不能与它相比，那里有的只是沙砾小径和修剪整齐的树木，园丁则像警察一样守卫在每一条林荫道上。

还是莎士比亚与拉辛的问题。

两个人喝醉了酒，在酒店里打架，警察却若无其事，站在一边观看，像一个欣赏斗鸡的旁观者，法国人见了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为什么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进拘留所。他不知道，只有当警察不具备父母的权力，他的干预仅限于被动行事，也就是在当事人要他行动以前绝不行动的时候，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每个穷人在走进自己黑暗、阴冷、潮湿的小屋子，关上门后，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这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当然，得到严格保障和全力防卫的个人权利，有时难免成为罪犯的避风港，这也无可奈何。与其使每个正直的人在自己家里像贼一样发抖，不如让机灵的贼逃脱惩罚还好得多。在我来到英国以前，每逢警察光顾我的住所，我便心惊胆战，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从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敌人的准备。在英国，警察来到门口或走进门口，只能增加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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