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1页）

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教师和推销员——小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耍笔杆子——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劳而获者——俄国人——小偷——探子

（写于1856—1857年）

……谈过“硫磺帮”（这是德国人自己给马克思一伙人取的诨号）以后，继续谈底层的渣滓和污泥是很自然的，两者距离不远；这些污泥是在欧洲大陆的冲突和动乱中被漂送到不列颠海岸的，它大多聚集在伦敦。

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动像间歇性热病一样败坏了欧洲的机体，它们的每次涨潮和退潮，都从大陆挟带了不少互相对立的因素，丢在英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波浪冲上海岸，一层层堆积在伦敦的沼泽和洼地中。他们的精神结构在不断的结合和再组合中，形成了各种类型，具有各种混乱的观念和思想，各种抗议和乌托邦幻想，各种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莱斯特广场的每一条小街，每一家酒楼和饭店，每一条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们。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那儿“住着一些可怜的外国人，他们戴的帽子已经旧得谁也不会再戴，他们的脸上连不该长胡子的地方也生出了胡子，这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居民蛰伏在这儿，他们使欧洲一切强大的国王提心吊胆，唯独英国女王不怕他们。”是的，那些来自异乡客地的人们确实坐在那儿的饭店和酒馆里，面前放着掺冷水的、掺热水的、或者完全不掺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里的苦啤酒，嘴里讲着更苦的话，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已无力参加的革命，指望着永远不可能收到的亲族的接济。

在他们中间，什么怪物、什么奇人我没有见过啊！在这些酒店里，这儿坐着一个老派共产主义者，他在博爱的名义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儿坐着一个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爱国的名义下，出于对他既不认识也一无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诚2，开枪打死过自己的亲兄弟；这儿坐着一个匈牙利人，正在大谈他怎样率领五个匈牙利革命军战士打退一支奥地利骑兵部队，为了使自己更富于军人气概，他把军装纽扣从脖子起全都扣得紧紧的，尽管这件军装的大小说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儿又坐着一个德国人，他为了解决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问题，只得教音乐，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学和艺术；这儿坐着一个无神论世界主义者，他可能属于库尔-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尔民族，但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里都是劣等民族；那儿又坐着一个忠于天主教和独立运动、保持古老传统的波兰人，可是他的旁边却是一个把独立运动与反对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人。

这儿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其中有的是批发商或公证人，他们与祖国不告而别只是为了躲避债权人或委托人，他们认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产者，他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偿还一切债务，恢复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边的人却相信，不用多久，红色政权就会由“玛丽安娜”3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边的人又深信，奥尔良王族已在克莱蒙4整装待发，公主们都定制了漂亮的礼服，准备凯旋返回巴黎，参加庄严的入城仪式了。

在保守派中还有一种“犯了罪，但由于审判时缺席，未能最终判刑”的被告，只是他们比富于热烈想象的破产人和公证人激进一些，因为这些人在祖国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现在便千方百计要把这些普通的不幸说成是政治的不幸。这种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说明。

我有个朋友为了开玩笑去找婚姻介绍人。介绍人向他要了十个法郎，便开始询问，他要什么样的新娘，白皮肤的还是黑皮肤的，多少陪嫁等等。圆滑的小老头把这一切记了下来，接着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后询问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贵族，便大为高兴，然后又再三表示歉意，并声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职业守则，问道：

“您有过什么不幸吗？”

“我是波兰人，现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没有祖国，没有权利，没有财产。”

“最后一点是不利的，但是请问，您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亲爱的祖国的？”

“由于最近的一次起义。”（这是在1848年。）

“这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

，这不如说是好事，它具有吸引力。但是请问，您能担保您没有其他的不幸吗？”

“那自然有，例如我的父母都死了。”

“哦，不，不是这些……”

“那么您所谓其他的不幸是指什么呢？”

“例如，如果您离开亲爱的祖国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有时由于年轻，不谨慎，学坏样，大都市的引诱，反正您知道是怎么回事……轻率地开了一张期票，胡乱花用不属于自己的钱，在借据上签字等等……”

“我明白了，明白了，”霍耶茨基哈哈大笑道，“我可以向您担保没有这种事，我从未为了盗窃或者伪造文件受过审问。”

……1855年，一个法国流亡者走访他的难友，要求大家帮助他出版一部类似巴尔扎克的《魔鬼喜剧》5的长篇巨著，其中既有诗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缀字法和独创一格的句法。书中出现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稣基督，罗伯斯庇尔，比若元帅6，还有上帝本人。

他带着这个请求，还走访了舍尔歇7，全世界最正直、最固执的人。

“您流亡很久了吗？”那位黑奴保卫者问。

“从1847年到现在。”

“从1847年到现在？那时您已来到这儿？”

“我是从布雷斯特来的，当时正服苦役呢。”

“这是什么事件？我完全不记得了。”

“不过这件事当然非常有名呢。当然，这主要是私人事件。”

“究竟怎么回事？”舍尔歇问，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您一定要问，那么我是发动了一次对私有制度的抗议，是我自己发动的。”

“因此您……您被关在布雷斯特？”

“可不是！只因为撬锁偷窃，便按破门盗窃罪给判了七年苦役！”

舍尔歇像贞洁的苏珊娜赶走不知自重的老头子一样8，用严厉的声音请这个自发的抗议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过共同的不幸，进行过集体抗议的人，现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饭馆里，只得对着没有油漆的桌子，喝他们的掺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饱尝人生的痛苦，但他们最大的痛苦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他们度日如年，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了。革命毫无指望，依然停留在他们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却是现实的，无情的，脚边的草料已越吃越少。所有这伙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饥饿却变得日益严重。他们没有工作的习惯，思想面对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务上。他们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满和不耐烦的心情使他们无法坚持到底，结果一切都从他们手中溜走了。凡是有劳动的毅力和勇气的人渐渐从污泥中分离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况剩下的还这么多！法国发布大赦和减免死罪后9已走掉许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还赶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国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穷苦，但数量不如法国人多。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的医生，尽管对业务比英国那种号称外科医生，实际上是理发师的人，高明一百倍，却无人请教，门可罗雀。画师和雕刻师虽然对艺术怀有纯洁的柏拉图式理想，要把自己献给神圣的事业，但由于缺乏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顽强的劳动精神，缺乏准确的嗅觉，在生存竞争的浪潮中夭折了。本来在自己风平浪静的小城市中，靠德国低廉的生活费用，他们也许可以履行祭司的职责，对理想和信仰保持纯洁的崇敬，度过安定、漫长的一生。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认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法国的风暴把他们从家乡的园地中卷走，使他们消失在伦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伦敦，要想不被挤死和压死，就得不断工作，卖力工作，有什么干什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竭尽全力，不顾廉耻，用一切手段，玩各种花样，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众趣味的一切上来。不论是饰物，刺绣品，阿拉伯花边，模型，拓本，仿制品，画像，镜框，水彩画，支架，花草，只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时，又多又好。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胜仗，消息传来后刚过一昼夜，朱利安11，那个伟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写成了交响乐，里边尽是非洲的鸟叫声，大象的脚步声，印度人的歌唱声，炮弹的啸叫声，以致伦敦人不仅从报上读到了战争的描写，同时也从交响乐中听到了战争的报道。这支交响乐反复演奏了一个月，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钱。然而来自莱茵河那边的梦想家们，却在追逐金钱和成功的残忍赛跑中，筋疲力尽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绝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举起了手，永远退出了这场力量悬殊、受尽凌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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