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瑟利公司的轮船“沃德·杰克逊号”1
这是波兰起义前大约两个月发生的事。一个不久前从巴黎来到伦敦的波兰人,名叫约瑟夫·茨维尔扎凯维奇1,在回到巴黎时被逮捕了,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赫麦林斯基2和米洛维奇,后者是我在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会晤时提到过的。
这次逮捕有许多可疑之点。赫麦林斯基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他在巴黎什么人也不认识,一到便前往米洛维奇的寓所。十一点钟左右,警察便来了。
“您的护照呢?”警官问赫麦林斯基。
“在这儿。”赫麦林斯基拿出了签证完备的护照,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姓名。
“对,对,”警官说,“我知道,您是用这名字的。现在,您的公文包呢?”他又问茨维尔扎凯维奇。
公文包在桌上。警官取出文件,翻了一会儿,把一封不长的信(收信人是艾·阿)交给自己的同事后,说道:
“就是这个!”
三个人被捕了,他们的信件也被拿走,但除了赫麦林斯基,其余两人随即获得释放——警察根据自己的特权,希望赫麦林斯基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他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一星期后,他也被释放了。
过了一年多,普鲁士政府制造了一起愚不可及的波兹南案件3,检察官在罗列罪证时,提到了俄国警察当局提供的属于茨维尔扎凯维奇的一些信件。对这些信件怎么会落到俄国警察手中的问题,检察官心安理得地解释道,茨维尔扎凯维奇被捕后,法国警察局把他的一些信件交给了俄国大使馆。
那些波兰人被释放后便奉命离开法国,于是他们来到了伦敦。在伦敦,茨维尔扎凯维奇亲自告诉了我被捕的详情,理所当然,他觉得最奇怪的是警察知道他有一封给艾·阿的信——这是马志尼亲手交给他,要他面交艾蒂安·阿拉戈的。
“您有没有同什么人谈过这信?”我问他。
“没有,绝对没有。”茨维尔扎凯维奇回答。
“这就奇怪了,不可能怀疑您,也不可能怀疑马志尼。您再好好想一想吧。”
茨维尔扎凯维奇思忖了一会儿。
“我只知道一点,”他说,“我出门去了一会儿,记得当时把公文包放在抽屉里,没有上锁。”
“找到线索了!现在请问,您住在哪里?”
“在某某街一套带家具的出租房间里。”
“房东是英国人?”
“不,是波兰人。”
“进一步了。他的名字呢?”
“图尔,他是研究农艺学的。”
“还干许多别的事,如出租带家具的房间。这个图尔,我有点知道。您听到过一个叫米哈洛夫斯基的人吗?”
“好像听人谈起过。”
“好吧,我给您讲讲。1857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彼得堡经由布鲁塞尔寄来的信。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的,他详尽无遗地告诉我,在特鲁布南那里有一个店员名叫米哈洛夫斯基,想投靠第三厅,收集我们的材料,为这事索价两百镑;为了证明他有条件和力量承担这工作,他提供了一份最近与我们接触的人的名单,还答应从印刷所窃取几份底稿作样品。在我还没考虑好怎么办以前,我又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第二封信,那是通过罗特希尔德的银行寄给我的。
“我毫不怀疑情报的真实性。米哈洛夫斯基是从加利西亚来的波兰人,卑躬屈膝,一副小人的样子,经常喝酒,为人机灵,能讲四种语言,具备做暗探的一切条件,只是在等待机会一显身手。
“我决定与奥加辽夫一起上特鲁布南店里,撕下他的假面具,让他低头认罪,至少把他从特鲁布南那儿赶走。为了壮大声势,我还邀请皮安乔尼4和两个波兰人一同前往。谁知他厚颜无耻,拼命抵赖,说间谍是拿破仑·舍斯塔科夫斯基,一个与他住在一所屋子里的人……我几乎相信了一半,即认为他的朋友是间谍。我对特鲁布南说,我要求立即把他赶出书店。那个混蛋拼命申辩,但前言不对后语,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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