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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4部分（第1页）

无论是阿拉伯军队还是高仙芝的唐军，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作战经验非常丰富，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虽然唐军在人数上居劣势，但是双方却是势均力敌，战斗持继了五天，双方均未能有效突破对方的防御。然而就在此时，第三方的力量卷了进来，并最终改变了怛逻斯战役的结局。　这支第三方的力量是葛逻禄部落。关于怛逻斯战役，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高仙芝军中的葛逻禄部落的军队临阵倒戈，遂造成唐军的大败。

葛逻禄原本是西突厥的一个部落，但是一直以来，这个部落在西突厥诸部落中并不得势，权力都掌握在十姓部落手中，随着突骑施的崛起，突骑施基本上成为十姓部落的统治者，然而在盖嘉运与夫蒙灵詧击平突骑施之后，西突厥的十姓部落便走向没落了。而在这个时候，葛逻禄部落却开始强盛，这主要得益于它从后突厥灭亡中获取的利益，葛逻禄是消灭后突厥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在实力上远逊于回纥，所以不得不屈居回纥的领导之下。显然，葛逻禄部落想要摆脱回纥的影响，树立自己在西突厥的地位，而恰在这个时候，大食帝国与大唐帝国爆发局部冲突，这对葛逻禄部落来说，真是翻身的大好机会。

于是，正当高仙芝的唐军与阿拉伯军队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葛逻禄的军队突然出现在高仙芝的后侧，对唐军展开猛烈的进攻。这种情况是高仙芝所没有料想到的，本来前线对大食军队的战斗就已经非常吃紧了，突然后翼遭到攻击，一时间军阵大乱，军心动摇，全线崩溃。

这一场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怛逻斯会战，终于尘埃落定。　这场会战的失败，并非唐军的战斗力弱于阿拉伯军队，相反，唐军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打得非常出色，也非常的勇敢。但是，高仙芝的失败，是在战略上的失败，阿拉伯人与葛逻禄部落结盟，并且在关键时刻，依靠葛逻禄军队在唐军后侧发动袭击，这是阿拉伯人取胜的关键。

云铮此刻最担心的事情，也正是林坚的投诚究竟是真是假。他点了点头：“此事的确事关重大，所以本帅给了林坚十天时间，让他用来稳定军权，这段时间中，他会清理被逆贼林旭所掌握的将领，而换上他的人。”

云铮顿了一顿，继续道：“虽然，如果他是诈降，那么我这样做，就会导致他多出十天时间来巩固关口，加固防御。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无关紧要的。眼下我们有了新的作战方法，自然不必一定要用士兵的生命去攻取这虎牢关天险，只须等飞扬回来便可，所以诸将不必担心，这十天内，本帅会做出判断，十天之后，自见分晓。”

…………………………

习惯性又扯远了点，送七八百字吧。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7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十）

望着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士兵，云铮有些感叹。别看这些士兵在城楼上看似忙碌，其实杂乱无章，做事没有一点规律可言，怎么看都达不到井然有序这句话所说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云铮经常觉得，天下幸而有四大边镇，幸而有云家。否则当初北宋的下场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场。

大魏如果不谈边镇，其实与北宋太像了。

当后人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这个说话，从军事上来说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云铮自从开始学会站在全局看问题，就一直思索这些问题。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云铮觉得，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特别是云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而大魏则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直到现在发生内乱。

然后，便是变法。无论宋朝的变法，还是大魏的变法，都变出了大麻烦。宋朝的变法，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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