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2部分（第1页）

美国这个国家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由化的国家。尽管说罗斯福强势政府实施新政，但是随后还是回到了比较自由的模式，在随后60年的和风细雨般的发展历程中，很多过度自由的倾向又逐步显现出来。例如1997年长期资本的倒闭带来了华尔街的一次危机，很多美国人认识到，不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和约束是不行的，但是全社会有更强的反对对其进行监管的声音，后面的10年无所作为，直到这次危机中对冲基金又一次扮演了推波助澜甚至是始作俑者的角色，才使得美国政府终于下决心对其进行“适度监管”。

所以说，对美国过度自由式的发展模式进行修正是一种必然，从更广阔的历史过程来看，此次危机是美国式高速发展模式所必须支付的必要成本，是周期性的。

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华尔街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但是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那就是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将走向资本市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配置。1913年，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中的金融资源大致是1∶1，大致100年下来，到1999年，这个比例变成9∶1。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走向市场，通过市场进行配置，这是一个必然。为什么？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长期统计平均来看，一定会超过通过行政方式或商业银行，我将其称为金融体系的熵增加原理。

还有一个和人类发展规律是非常像的就是熵增加原理。物理学对世界的解释是，物质是守恒的，能量是守恒的，但熵是不守恒的。熵是自由度，世界的自由度是越来越大的。比如说一个封闭的容器中间有一个隔板，左边是浓度高的气体中，右边是浓度低的气体。抽开隔板，浓度高的气体会向浓度低的气体扩散，因为它寻求一种均匀分布的状态，也就是熵最大的状态。

这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很多规律，比如说为什么市场最终会成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场所？因为它的维度最大，自由度最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如果把浓度低的气体打到浓度高的气体中，要永远维持就会消耗无限的能量，一旦放松，立刻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革过程中，不能违反人类发展的规律。

落后的资源配置方式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我们要看到这个规律，要把握这个规律，当然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但是必须要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走。因为世界潮流不可抵挡。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怎么办？可以做两件事，一是主动上市，接受市场的监督和制约；一个是主动转型，向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或者中间业务转型。我们看到中国的银行这几年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资本市场与大国崛起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美国崛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资本市场的推动力。美国崛起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事件，背后很大的推动力都是资本市场。重工业化很容易理解，美国的重工业为什么发生那么快，因为每个钢铁企业出现之后，都是通过资本市场快速地并购、重组，发展起来。大家可能不容易理解战争和资本的关系。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例，这是一场典型的以弱胜强的案例。一开始的时候，北方是弱势，南方是富国，因为打仗要花很多钱的，大家都需要拼命去融资。南方的办法是大量印钞票，最后导致了南方通货膨胀率是战前的9　000％。北方聪明一些，发国债。最后北方以弱胜强。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就是甲午海战。当时中国的GDP　是日本的5倍，但战争融资是个大问题，李鸿章拿不到钱，在英国订的最快的快艇被日本人买走了，日本人哪来的钱？日本发行国债，迅速把资金聚集在一起，买了最快的快艇，最后战胜了老师，中国被迫割让台湾，赔款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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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鲜花市场

我前几年翻译的《伟大的博弈》出版后，重印了32次，还有很多盗版本。我每次在学校里做讲座，都有学生拿着《伟大的博弈》盗版本来请我签字，我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只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花了10多年，才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最重要，金融体系最重要，资本市场最重要，我希望今天的大学生一进大学就知道这个事情，这也是当初我翻译这本书的初衷。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端或者说是最经典，或者是最抽象的市场经济。

怎样理解市场经济？记得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教授讲过一个阿姆斯特丹的鲜花市场的故事。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全球最大的鲜花市场，面积有200个足球场大，而且是室内的。每天上午，从欧洲各地源源不断的运来各种鲜花，从下午3点开始拍卖，先拍郁金香，荷兰式拍卖。10元钱没有人要，然后9元、8元、7元，下午3点半，郁金香的价格确定了，然后所有鲜花的价格也就确定了，因为郁金香是基准花。然后这些鲜花开始打包、分装、运输到世界各地。第二天清晨，伦敦时间8点，这些鲜花会出现在伦敦街头；在巴黎的8点，这些鲜花会出现在巴黎的街头；在纽约的8点，出现在纽约的街头；在东京的8点，出现在东京的街头——这些地方相差几万公里，十几个小时的时差，这些鲜花会准确无误地出现在这些地方，绝不可能在纽约的8点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这位教授问大家，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说，答案是，没有。全球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是市场经济这个无形的手准确无误的在7点的时候出现在花店。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话，谁能保证这些鲜花在中途不会被抢呢？政府和市场的这一对矛盾，他们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互相补充的，但是前提是他们要各司其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设资本市场的原因。

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大家可能不知道海蒂·格林这个人，她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富有的女人，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己能力致富的女人。她是怎么成功的呢？就是靠投资股票。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她非常自私，有很大的缺陷。为了自己的金钱，她抛弃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据说有一次她丢了一张2分钱的邮票，她让自己的马车夫驾车找了4个小时，在这4个小时中，她的财富产生的利息相当于当时两个中产阶级家庭1年的收入。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她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她说投资很简单，就是低的时候买进来，高的时候卖掉，她说还要看企业的报表，她是第一个实践基本面研究的投资者——几十年之后格雷厄姆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才第一次将基本面研究系统化。当成千上万的海蒂·格林在一买一卖之间，美国社会的资源就被优化了，在她生活的时代，美国的钢铁产量在40年内一举超过了欧洲列强的总和。她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帮助了社会资源更加有效的配制，帮助了一个国家的崛起。

牛顿的伟大与愚钝

人类的认知是螺旋式上升的。我觉得物理学的很多例子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有很深刻的寓意。物理学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历史，就是对光的本质的认识。人类最开始思考光的本质是起源于牛顿，牛顿有惊人的直觉，他说光的本质是粒子。200年之后，另外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惠更斯用实验证明了光有衍生效应，这个实验证明了光是波，因为只有波才有衍生效应。国际物理学界对此一片哗然，大家说牛顿这么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他对光的认识是完全错的。但是又过了上百年，爱因斯坦出现了，他在研究光电效应的时候证明了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就是光的波粒二象性。所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会经过这样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都走向了否定市场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和短视的，不能简单地否定，而应该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其实，*很早就说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有计划。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平与效率，监管与创新，都是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只是这个平衡点没有一定的公式，很难找，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个公式是变化的。

顺便讲一个笑话。我们说自然科学很复杂，但是社会科学的复杂远远超过自然科学。牛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英国人把他奉若神明。我有一个学物理的朋友非常崇拜牛顿，他到英国旅行的时候专门去祭拜牛顿的墓，因为英国有一个圣贤祠，牛顿和英国历史上的所有王公贵族及各界贤达都葬在这里。但是他进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放弃了，出来的时候看到了，他根本没想到，牛顿就排在第一个，可见在英国人的心目中，牛顿有多么伟大。但是，牛顿这么伟大，他炒股票的时候却不成功。他投资了一个叫南海的公司，7　000英镑进去，净赚7　000英镑，他很高兴，股票接着涨，他又冲进去，最后丢了20　000英镑。牛顿当时是英国皇家造币厂的厂长，年薪只有1　000英镑，20年的薪水顿时化为乌有，牛顿一生都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提“南海”这两个字。他感慨万千，他说“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无法计算人性的贪婪”。

其实，人类社会，类似的否定之否定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计算机的模式问题。我们知道最开始的计算机是大型机，大家想象的未来世界是集中的CPU　（中央处理器）计算，每个人在家中接一个终端，后来IBM开始生产PC，每个人可以背着自己的CPU　到处走，彻底否定了原来的模式，但是，再等20年，网络出来以后，我们又回到了从前，每个人把需要搜索的要求发给百度或Google，他们算好了再发给你，当然你同时还可以背着自己的PC　到处走。这又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例子。交通也是如此，40年以前火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后来我们都开始坐飞机，大家以为火车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飞机也有很多问题的，去机场很麻烦，飞机受天气影响比较大，而火车又提速了，方便安全和中短程的优势显现出来了，动车和城际列车成为新的趋势，中国应该至少有4个地区可以修建城际铁路网，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东北地区，如果建成，对于中国经济的推动力量将是巨大的。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例子。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每一次否定都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应该是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得到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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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读华尔街危机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想最重要的是理念的冲击。我们应该借此深入思考。一方面从发达国家的成功历史中借鉴他们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当下的失败和危机当中汲取教训，这样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和他们的不同。第一个是我们的发展阶段不同，我们是高度欠发达市场，它们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甚至说过度发达。比如说金融衍生品，美国有几万种，而我们一种都没有。第二个是模式不同，它一直是自我演进的发展模式，一直到不行的时候，政府出来干预。而我们从开始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来共同推动市场的发展，或者说是政府手把手地扶着市场在发展，政府这只手怎么逐步放开是主要难点。因此，基于我们和美国的巨大不同，我们从大的方面来判断，第一中国主要还是发展，不能停顿，第二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任务仍然是要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我们在推动这一改革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把握一定的尺度、力度和节奏，但是方向是不能变的。

我们说，不汲取华尔街危机的教训是不负责任的，误读华尔街危机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能认识到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那么各路专家总结出来所有的金融危机的教训放到我们自己的头上可能全是错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理念。

危机中的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如果用一个最简洁和朴素的比喻来形容，美国开的是法拉利，没开好，开到了阴沟里，中国是骑了辆自行车。我们有些同志说，活该，谁让你开法拉利来着，开到沟里去了。这样的观点的误区在于，过两天别人的法拉利从沟里捞起来了，修好了又上路了，你发现自己还是骑着自行车。所以，一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别人法拉利进了沟里的时候，加快建造我们自己的跑车，一时半会儿造不出法拉利，至少先造一个QQ　吧，老是骑着自行车永远赶不上别人。

同时面临两种结构升级挑战

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认识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相伴相生。所以在推动虚拟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考虑到实体经济需要什么。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很明显，这并不全部是因为金融危机，主要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必须要转型的时候了。中国经济同时面临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两大挑战。

30年来，我们保持了每年近10％的增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很穷，上完自习回到宿舍，吃一碗方便面就很奢侈。我出国是1992年，当时还是很穷。我清华毕业后留校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是88元，约16美元。记得我申请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申请费20美元。我们给美国的大学写信说我一个月工资合美元是16美元，你申请费就是20美元，太贵了，希望能把申请费免了。等到我回国的时候，2000年，全国人民有一半在减肥。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中国大部分家庭，甚至像北京相对好一点的地方家里都还没有彩电，90年代，中国每一个家庭购买一台彩电，中国经济往前飞跃了一大步，每个家庭购买一台冰箱，中国经济又往前飞跃一大步，可是你不可能去买10台彩电，10台冰箱。而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有电器了，初级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到头了，存在一个消费结构升级的问题。

我们的产业重复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我们做的是一些非常低端的产品，我们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便宜，人家不做的我们都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没有谈判能力。2007年的时候我到广东调研。当时广东有一个厂长跟我说，我们广东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危机感了，我建议你们去看一看广东中山县古镇的灯具厂，古镇有800～1　000家灯具厂。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中央台让我去做《对话》，我就想把这个例子查证一下。我到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搜索出来的结果是在古镇注册的灯具厂是5　000家。同样我到浙江调研的时候，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非常震撼。欧洲一个代表团到浙江调查打火机，欧洲想找中国人倾销打火机的证据。因为在欧洲，中国的打火机卖1欧元，他们把零件拆了以后，计算结果是加在一起成本超过1欧元，代表团到浙江取证，转了一圈发现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把原料循环使用，最后算下来，一个打火机还是没有超过1欧元。我说中国的企业太悲哀了，它可能卖1个欧元的打火机只赚2分钱，人民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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