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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可以在慕尼黑租一个房间，独自在这个大城市里上学。这所学校是所传统的男校，但她成功地让学校收下了她。她比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晚了15年，她在那里完成了中学毕业考试。

50年代初，她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前往英国、法国，经过语言学习后拿到翻译学位。施特劳斯享受着作为这个家庭一员的乐趣。当然，他一直还是党主席和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但他开始感到无聊。他组织了自行车赛，因为他需要竞争的感觉，还为自己买了第一辆赛车并在国内环游。他学习飞行并取得了飞行执照。为了使自己进入最佳状态，他还“悄悄地”在因斯布鲁克大学报名参加了几个经济学的课程，并且立即一鸣惊人：1964年1月，他以一个经济政策的演讲重新赢得了声望。他还为他的形象而忙碌，他对基社盟里的支持者解释说：“我既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一个魔鬼，只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然而，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得不总是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受迫害者。他不断诉诸法律，主要是针对奥格施泰恩。在这些斗争中，《明镜》周刊也毫不退缩：施特劳斯在曼哈顿的狂饮之旅、施特劳斯作为瓦尔多夫奥斯特利亚高级妓女们的客人、施特劳斯和“曲线明星”珍妮·曼斯菲尔德共度良宵，亦或还有玛丽莲·梦露？　　　　玛丽安娜·施特劳斯不可能总是笑对这些故事。她说，有敌视和攻击、甚至匿名电话和恐吓信。有时，邻居不让自己的孩子和施特劳斯家的孩子玩耍。年迈的阿登纳十分清楚这些“蹩脚的”、“被虚构出来”的指控的缺陷，并且预言：“他作为男人的名誉绝对不会受到损害。”就施特劳斯而言，他从来不会被尖锐的答辩难倒，他把《明镜》周刊称为“一种渐渐开始实行恐怖主义控制的不可监督的暴力”。在终审法院1965年7月的判决中，奥格施泰恩被判“不可再认为施特劳斯是一个‘在他任部长期间收受钱财，负有腐败责任’的部长”。但法院同时判决：“毫无疑问，他（施特劳斯）带有腐败的气息。”1966年秋，包括施特劳斯在内的一批人阴谋反对总理路德维希　　　　·　　　　艾哈德。最终，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了以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为新总理的大联合政府。他把施特劳斯重新拉进了游戏圈里。12月1日，施特劳斯作为财政部长宣誓就职。“我们不得不吞下这只癞蛤蟆。”海尔穆特·施密特似乎这么说过。施特劳斯就这样又回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这才是他作为政治家黄金时代的开始。这一次，他显得权威内行、稳健沉着而且轻松愉快。连他同经济部长卡尔·席勒的争吵也显得像游戏似的，并不是那么紧张。新闻界开始喜欢起这两个人了。在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但当时正处于“院外反对派”的时代，大学生们开始起来反抗“千年的腐朽”。勃兰特把这种觉醒的气氛看作一次社会的契机，玛丽安娜则把它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施特劳斯则认为这是一种放肆、厚颜无耻。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6）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筲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26岁）在婚前一年。结束大学国民经济课程的学习后，她曾经短期在家乡父母开的皇帝啤酒厂负责一些部门的工作。耻的行为。反对越战的抗议者对他来说是“肮脏的、公开性交的越共支持者”。他准备了一整套骂人的话，需要的时候就装作无意地说出来：“我们愿意被批评，但不是被那些肮脏的人。”玛丽安娜1966年没有再跟随他去波恩。她和孩子们留在了洛特。施特劳斯在波恩政府区边上的略文伯格大街租了房子。玛丽安娜似乎觉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她的丈夫，那个幸福地微笑着的部长，陷入了爱河。他认识了“乌莉”。她并不放肆、叛逆，而是一个来自“最优秀的家庭”的姑娘，并且比他小35岁。显然，他的的确确真正地陷入了热恋，他和乌莉一同度过空闲的每一分钟，他帮她做作业，在她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后送了她一辆二手的大众车。他的私人助手和亲信马塞尔·赫普把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在了他的日记里。

施特劳斯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他非常爱他的三个孩子，他和妻子玛丽安娜深深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天主教党派的主席，终生信奉“基督教道德法则”。然而，为了和乌莉生活在一起，他看起来却准备好了去面对丑闻，并且放弃一切。“那就意味着他的政治死亡，从此他就不可能东山再起。”35年后，他的政治同道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说，他自己也有关于基社盟对顶尖政治家离婚是作何反应的痛苦经历。最终，施特劳斯还是放弃了。马塞尔·赫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他和乌莉分手时，他流出了痛苦的眼泪。”这当然不仅关系到乌莉还是家庭的问题，还关系到施特劳斯作为顶尖政治家的存在问题，关系到在权力中心的去留问题。但大联合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赢得联邦议院选举后，1969年10月21日，维利·勃兰特在联邦议院被选为新总理。所有主要的政治家都起立祝贺勃兰特。只有施特劳斯像被钉在座位上一样坐着没动，在一种惊愕的状态下发愣——勃兰特偏偏到达了施特劳斯朝思暮想的位置，登上了政府首脑的宝座。这一刻，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生活目标落空了。“施特劳斯不再是个有前途的人了。”《南德意志报》写道。这是一种双重的痛苦：为了不放弃他在这个权力中心的位置，他放弃了乌莉，而现在他又被清除出了这里。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风格又一次改变了。如果说他在当财政部长的时候表现得适度而有分寸，让他的对手都大为吃惊的话，那么现在他毫无分寸的言辞甚至使他的朋友都感到震惊了。“谁要是阻碍我得到权力，我会杀了他。”据说在酒精的影响下，他曾在小范围内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人们不清楚他当时的表达是否真是这样。施特劳斯了解台下的日子，他怀念被人欢迎和拥戴的时光。就像当初在帕绍，当他走进尼伯龙根大厅的时候，人们都用崇拜的表情看着他，虔诚地和他握手，就像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他讨厌作为反对党的生活，这种无尽的等待让他不胜其烦。但终于他找到一点小小的快乐：他在世界上还挺有名——这点倒得感谢奥格施泰恩和他的同伴们。他现在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和玛丽安娜一起出访，这里见一个沙特王子，那里见一个柬埔寨公主，还和极少再接见其他人的老年毛泽东握手，同地球另一端莫斯科的对手进行争辩。这搞的可是“大政治”。他同样重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甚至智利的右翼独裁者。当然他还远远不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皮诺切特，他当然只去见那些与他同样狂热的莫斯科反对者。

皮诺切特在1977年要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头衔，他便去了圣地亚哥。据当时在场的埃里希·李德尔说，在那儿的时候，皮诺切特要感谢他“把南美洲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施特劳斯和皮诺切特甚至用了很长时间来讨论宪法的开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真是恐怖的一幕，皮诺切特曾对上千人施以酷刑并使其中的许多人“失踪”。1977年9月，汉斯·马丁·施莱尔被恐怖组织“红军派”谋杀。　　　　一个月后，“红军派”又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目的是想让他们在施塔姆海姆身陷囹圄的头目获释。那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玛丽安娜在慕尼黑一栋高楼里买下了顶层14楼的三套住房。现在施特劳斯家住在那里，远离普通的生活，因为玛丽安娜害怕。自从她和丈夫结婚，虽然她已经习惯了他“被诽谤中伤”，但现在在这种全国都被恐怖组织袭击的情况下，危险更近了，丈夫或许会有生命危险——甚至是孩子们。这里安全措施严密，电梯只到13层，那里有安全官员检查每个人。三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保镖。早晨，如果孩子们去上学，玛丽安娜会从上面看着，只到孩子们从她的视线中消失。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7）

后来人们确实发现，在对面邻近的高楼上已经有“红军派”的恐怖分子租住在那儿。莫尼卡·霍尔迈埃尔曾经非常透彻地描述过这个时期以及它给玛丽安娜的三个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什么后果。也许这种紧张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一些特别歇斯底里的表达：他骂作家贝恩特·恩格尔曼是“老鼠和苍蝇”，因为这位作家总是盯着他，而且老写一些不负责任的书。这种使用糟糕的纳粹语言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特别是使年轻人认为，施特劳斯本身就是个纳粹。很快，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要求“制止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家则是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无比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来的真实的或是可能的威胁。“就像沥青和硫磺。”莫尼卡·霍尔迈埃尔说。每个人都完全支持家庭中其他人，妻子支持丈夫，子女支持父母，家庭就是避风港。因为玛丽安娜·施特劳斯认为，在家庭外边，整个德国上下，老的价值观已经沦丧。她仔细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变化，这种“堕落”——离婚、堕胎、同居的人数都在增长。以她之见，这都是“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的责任。她和她丈夫的观点一致。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们有一天“站到对立的阵营”中去，那么“灾难马上就会降临。我简直无法想象，世界将会崩溃”。

几年后，她的女儿说，如果丈夫、孩子们面临的危险没有改善，原来的价值观仍然被“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破坏，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母亲当时宁愿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基于以上的原因，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总是把很多钱存到瑞士，而且每次都是把现金装在手袋里带过去。那里是完全安全的，没有恐怖分子，当然也不会有德国的税务机关。她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怎样在税务机关面前藏钱的经验。她死后很多年，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件才使真相大白。1996年的一个春日，西格伯格的家庭主妇玛丽达·哈尔夫特去当地教会经营的二手货商店。玛丽达·哈尔夫特经常在这儿淘到一些价廉物美的东西，并且也注意给她收集旧手稿的丈夫找些东西。这次，这个家庭主妇在角落里许多书的下面发现了一堆文件夹，上面“基社盟”、“财务主管”、“FJS”（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姓名开头字母的缩写）的字样引起了她的兴趣。这11个文件夹被她作为废纸买回，并转卖给了《明镜》周刊，它包括了沃尔夫冈·博洛尔当时对基社盟财务状况记载的原始档案。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从1967年到1971年管理着基社盟的财政。正如一份报纸所写，这份来自“西格伯格法老墓”的档案，泄露了很多人一直在猜想但从未能证明的有关基社盟的捐款丑闻。《明镜》周刊——当时“民主的突击炮”，用这发犀利的炮弹又一次向８年前已经去世的宿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发出了一排齐射。据他们的报道，党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有着一张特别账户的网。他把高达百万的巨款转移到这些户头上并像他的私人财产那样使用，没有税务官员的干扰，也没有党内人士的监督。这些钱被指定用于基社盟主席的“个人政治用途”，它意味着施特劳斯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使用这些钱。当然，现在没有人能够证明，施特劳斯是否确实拿着这些钱作为私用了，因为早就没法追查。况且即使涉及到税务问题，主席收下这些“捐款”也是为了党的工作。这些账户的一大部分钱都由玛丽安娜为她的丈夫和党进行管理。

沃尔夫冈·博洛尔在施特劳斯周围的各色人等中是最理想的人选，作为资深的律师，他曾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时为工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辩护。几年后，弗里克让他做了弗里克集团独立负责的企业主管。博洛尔是个强有力的企业家，但他又想成为议员。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满足了他的愿望，把基社盟在阿尔高的一块选区划给了这个杜塞尔多夫人。没有哪个政党会有这样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一人身兼多职，既是捐款者又是收款人，作为弗里克集团的老板捐款，再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收款，而且通常经手的都是上百万的金额。只要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需要钱，企业家博洛尔就转一些过来。其他很多大工业家也认为给施特劳斯捐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以此为荣。马克斯·格隆迪西曾捐过80万马克，弗里克曾捐过95万马克。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各自的目的，或者表明他们支持这个反对社民党的特定的政治阵营，或者要求共同的决定权，或者还有其他危险的图谋。账户的故事实际上从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施特劳斯还在舍恩地区当州议员，只不过数额还很小，这边每个月从埃德卡公司得到600马克，那边从巴伐利亚光学工业公司得到800马克。此外，每个月还有来自“国民经济协会”的5000马克流进“特别账户”。到1961年施特劳斯当选基社盟主席时，账户里大约有65万马克。玛丽安娜，这位专业的国民经济学家、财政金融主管尝试利用这些钱，通过在巴伐利亚乡村银行或是杜塞尔多夫的波士根／马克斯银行等无数次的转账来为基社盟赚取资本收益。从博洛尔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玛丽安娜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位基社盟的财政部长想对玛丽安娜的决定施加影响，但都以失败告终。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8）

对施特劳斯来说，已经持续了九年的反对党生活一无所获。而此时，在63岁的时候，他终于想要“隐退”，为家庭和朋友们做些奉献——不如回去不受干扰地当个官，和玛利安娜一起应酬，同时享受生活。1978年，他决定回到慕尼黑担任州长的职位，他自认为那是“全世界最美的差事”。难道他真的想“做不成‘罗马的老大’，就去做地方的诸侯”？但“罗马”却又一次召唤了他。那是1979年５月23日，举行联邦大会的日子。卡尔·卡尔斯滕斯当选联邦总统，同时还讨论了联盟中总理的人选。科尔这回不想干了，因为尽管他在1976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仍然落选总理，而下萨克森州的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作为下一个候选人又不是那么理想。深夜，施特劳斯和他的亲信们坐在哥德斯堡的豪华餐馆“科洛普夫施图本”里，弗里茨·齐默尔曼突然说：“如果不趁现在，那还等什么时候？”所有人立刻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施特劳斯应该竞选联邦总理一职。他应该为了漫长的政治生命中的伟大目标而站出来奋斗。

在1980年的竞选中，他长时间扮演了他一直以来表演得最好的受害者形象。他自称是“最被东欧所仇恨的人”，说有人煽动反对他的情绪，利用“秘密共产主义分子”以及“伪文学的亚文化”来挑拨，这一切都让他想起当初戈培尔点燃反对犹太人情绪时的情形。直到有一天，施特劳斯忽然领悟到：“人们是不会选克珊德拉的。”人们不会去选一个“永远的受害者”。玛丽安娜也将自己投入了战斗。为了自己的丈夫——竞选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科班出身的国民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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