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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香港这个城市太浮躁,节奏快。它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快是肯定的,但是说到浮躁,这是对香港比较浅的认识。当你比较深入地了解了香港社会,了解到港人的工作和生活之后,你会觉得它实际上并不浮躁。港人生活上高度自由,它的表现方式,一方面是有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从住房等有关民生的方方面面,香港给市民提供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前提,基本生活有了最根本的保障之后,老百姓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其次是工作,即使在231香港不工作,也可以活得比较有尊严,工作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放松。有了这种保障,香港人出来工作,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你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在香港,如果你想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品质,或者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给你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通道,你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达到你想达方 到的目的,不会有太多的限制或者是羁绊。因为有了这样两方面的结合,所以说,我个人感觉港人在生活上的自由体现得比较充分。到了香港以后,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看香港人的脸,从脸上就能看出来一种安逸、闲适,也可以说是富有或者是富足,我个人觉得,香港人脸上的这种形态,比很多地方的人要生动。我妈妈2003年到香港看我的时候,我带她从罗湖坐火车,然后转乘巴士,大概一两个小时,到了我在香港的家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地方人长得不行”。确实从香港人的外在形象来说,大多数可能跟我们内地的相比,确实不行,确实长得不好,但是你看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气质跟我们比还是有区别的。让我概括的话,香港人脸上的神态来说,我说第一个就是生动,你看不出他的那种沉重或者是灰头土脸,这种神态很少,也许他长得不好看,但是因为在这种自由的环境里,他很放松,精神上很愉快很愉悦,看起来很灿烂,这也是一种因自由而获得的一种很重要的支撑。【主持人】您刚才是说,他们生活状态很自由,其实我看您也提到香港人是非常敬业的,他们的这种敬业好像跟他们所谓自由的生活状态也并不冲突?【朱思雄】对,我们叫做敬业精神,实际上叫专业精神可能更准确。敬业精神在我看来可能是偏重于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就是说我喜欢这个工作,酷爱它,不干这个不行,所以我才会拿出我全部的精力去做。其实,专业精神不是这样的。所谓专业精神,说庸俗一点儿:你干的这个工作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不管你爱不爱干,但是你需要它,你需要通过它来改善你的生活,需要通过它来提高你的生活品质甚至你的社会地位,包括改善你家庭的生活环境,那么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以后,你就要按照专业上的要求,按照专业所赋予的某种规范,完全按照这个规则去做。这样的话,专业对你的要求,与你对规范的适应两相结合以后,你的工作只能做好,不可能做坏,而且也不允许你做坏。这种不允许是你自己约束自己的,不一定是老板的要求,你做不好老板会开你,但是你会很自觉的,这个工作应该说更主要的是为了你自己,尽管老板有要求,实际上你也可以炒老板。 我个人理解,专业精神应该还有一层意思,比方说,你是一个建筑师,想设计一个建筑,你肯定会挖空心思从艺术上、技术上,从建筑学,包括从美学的角度,花很大的工夫,每一个人,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把这个建筑的设计任务交给你,你肯定会全力以赴。但是仅有这个还不完全够,作为一种专业精神来说,你在建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要考虑周边的环境怎么样,建筑物建起来以后对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对大环境有影响,这个建筑物确实很漂亮,但是也有可能一枝独秀破坏了整个环境,作为真正有专业精神的人,这些问题都要考虑进去。  大夫也是一样,不是你找我看病,把病因摸清楚,对症下药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可能还要考虑你能不能承受,我怎么说病人更容易接受,不要因为你来看病增加了过多的负担。总之有很多软性的东西,提倡专业精神可能在这个方面强调得更多一些。而不是说你一定要爱这一行,爱这个东西有时候说起来比较虚。香港人的专业精神确实非常强,我印象比较深,我认为这个事情对我很有启发。在内地除了提敬业精神,今后随着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细,随着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倡专业精神可能对我们这些工作的促进会更大。 【主持人】刚才说了生活上的自由和专业,其实它的自由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很多,我们内地人还很关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不知道作为内地记者的您,是怎么看待的?  【朱思雄】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下的一种客观存在,香港毕竟是实行“一国两制”,和我们内地有很大区别。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们的立足点就是新闻,也不能说完全不附加其他的因素,但是相对来说要少。立足新闻是指什么,首先考虑的是读者,是受众,是观众,是听众,这是第一需要。 【主持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读者的需要而去关注新闻本身,可以这么说吗? 【朱思雄】对,应该这么说,所以他们在新闻的取舍上,跟我们的感觉,包括操作方式上,都不完全一样。甚至于尤其是涉及政治新闻的时候,233跟我们的这种管理上的一些做法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那您说,比如涉及政治经济的包括新闻出版高度自由的城市,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很强烈的一种来自这个城市的人的法制意识,他们的法制意识都非常强,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鲜明的对比呢? 【朱思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方 围内,随着自己个人的意志行动的权利,它是有一个权利,所谓自由,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你违法,那法律不可能给你自由。 作为香港来说,它法制的完备在世界上有口皆碑、有目共睹。有这么一个大的法律框架的监管,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法制太完备,会不会受很多限制,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要受到很多规避。实际上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是对老百姓来说,对市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比较稳妥,让你心里比较踏实的社会。 人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律完备,所以人本身的很多需要满足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感,被尊重就不说,主要是一个安全感,在这种法制完备的情况下,你就尽可能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希望做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把你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当然前提是你有这种愿望。 刚才我讲了,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也可以,这个社会也会让你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吃住行等等都有社会保障。实际上我们过去讲到北欧社会主义的福利,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会不会造成老百姓都不干活了,都不工作了?其实不会的,越是在这种环境下,实际上人工作的欲望可能更强。差别在哪儿?你到底具备多少技能,你到底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多大的力量?很少有一个人说,在这个社会有吃有喝、吃穿不愁就颓废了,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因为人的本性还是向上的,还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在这个法制完备的环境里面,你向上,你想有所作为,法制对你来说是一种保障,给你提供一个强大的法律支撑,有了这个支撑,应该说,人的自由度、一个社会的自由度可能更大,可以把你潜在的能量尽情发挥出来。 我认为香港社会是和谐的【主持人】有网友问您“那一夜”;指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夜,您在干什么?这10年,您觉得香港给予了您什么? 【朱思雄】1997年的7月1日,我在北京,那一夜好像是我们在一个饭馆里喝酒,一边看电视一边喝酒,当时有几个人提出来说,要喝完酒搞点儿娱乐活动,我说算了,香港回归,百年一遇,以后很难有,我们还是看一看吧。那一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看了政权交接仪式,当时比较激动、比较兴奋,尽管我个人觉得,当时把“洗刷耻辱”的成分宣扬得稍微多了一点,其实没有必要把这个宣扬得太多。当然,作为中国的一块土地,终于回到了中国,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值得庆贺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10年香港给予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应该说我在香港感觉到精神上的放松,使我改变了我对工作,包括对社会、对与人交往的很多观念和态度。比如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第一很少开会,也很少有人说工作上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自由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大,虽然不能说我在那儿干得很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我的潜能发挥得还可以,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以外,包括写的这本书,就是在这3年半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可以很安心、很静心地写出来。有这样一个环境能够让我做一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给我的感触很深。现在回到内地工作,我在想:本职工作要做好,本职工作之外的别的事情应该以什么样积极的态度来做呢?在香港生活的这几年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在香港这3年多时间我感触比较深的,包括现在回来以后也会不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香港除了自由另外一点就是文明程度,这一点对我刺激比较大,在很多场合比如说坐公共汽车或者在商场购物,大家都自觉排队,尤其是坐公共汽车,在北京坐公交车,经常可以看见乘客自己坐一个位置,包占一个位置,在香港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位置一定是空着的,包都放在乘客自己腿上。如果来了乘客,看到你包放在这儿,可能心理会有负担,人家是坐还是不坐?你无形中给人家增加了负担,这是一种文明程度和文明的素质。在香港,坐自动扶梯从来都是所有人靠右侧站,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每天早上赶着上班,时间特别紧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扶梯的左边空235出来是多么重要,我可以很快地从扶梯上跑步。不过现在北京地铁里面的自动扶梯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大家很自觉地靠右侧站立,左侧的通道是空出来的。我从香港回来以后,每当想到我在香港接触到的香港社会、香港市民的这种文明行为时,我也会时常提醒自己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我喜欢方 抽烟,但是什么场合该抽、什么场合不该抽、什么时候禁烟、什么时候不禁烟,我就要首先对自己提出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我本人自身的一个提升。【主持人】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让您找一个词形容香港,您会选择什么词呢? 【朱思雄】自由。这种自由是精神上的一种自由,是一种彻底的放松。有了这种放松,就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潜能,甚至于调动整个社会的很多潜能。香港被英国人占领以后就宣布为自由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人的精神上的自由,有了它,就能够爆发出无穷的活力。现在内地提倡建设和谐社会,香港正是因为有生活上的高度自由,当然也不仅是生活上的高度自由,我认为香港社会是和谐的。前不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一个发言中也提到了香港也要建设和谐香港,我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视频访谈就到这里,如果你有问题想问朱老师的话,我们一会儿会转到强国论坛,欢迎继续和我们一起交流,谢谢大家!【yoyo】嘉宾您好,香港人比较关注内地什么样的新闻?比如类似此次黑窑事件,香港媒体有何评价? 【朱思雄】应该说无论是香港人还是香港的媒体,他们也关注内地的新闻,过去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回归以后,内地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他们都比较关注。关注政治性的问题还是受回归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闻自由的这种影响,他们可以做很多演绎,想象比较丰富,我们一般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像黑砖窑这样的事件,香港的媒体肯定会做比较大的报道。有一些媒体肯定会把它往政治上引导。我们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部门对香港传媒有一个基本评价,那就是:回归以来,香港的传媒生态没有大的改观。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可能在对传媒的宏观管理上,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其实没有改观也是一个正面的评价,毕竟是“一国两制”,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传媒一贯坚持的操作方式,也没有大的改观。 【黄晨】尊敬的嘉宾,您好,有人说,香港是内地经济的负担,算经济账我们是亏损的,政治账我们是大赢家,请问,是这样的吗? 【朱思雄】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是要给英国政府交很大一笔税的,包括香港的驻军,很大一部分也是由香港政府承担。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政府不需要给中央政府交税,驻军的费用也由中央政府承担,由此给很多人造成一个印象,觉得是内地在中央政府收回香港以后经济上是亏了。实际上,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特殊窗口,在没有回归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回归以后,这种作用就更加明显,如果一定要算经济账,其实应该是双赢的,当然政治上我们更是大赢家。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值此10周年之际,深刻缅怀小平同志,所谓得一人而兴邦,不虚言也,请问嘉宾如何评价小平同志的功劳? 【朱思雄】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一开始,小平同志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国两制”虽然是针对台湾提出的,但是,首先在香港付诸实施,对谈判的顺利进行以及最后圆满解决,功不可没。回归10年来,香港“一国两制”成功的实践,更加证明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屋建瓴。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香港回归1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黎莘】香港回归10年依然繁荣昌盛,而且是更上一层楼,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保持维持了香港的发展?谢谢。 【朱思雄】首先是香港它有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金融管理体系等等,这些体系和制度在回归前就已经相当完备,保障了香港始终在一个平稳的尺度上运作、发展。虽然其中经历了很多风雨,但是社会的基础、制度的基础依然坚如磐石。这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从CEPA、自由行等等,从经济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撑。中央政府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也是香港回归1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所有这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37【我来探索探索】让内地的老百姓轻松自由起来,并且让老百姓法律意识浓厚,你认为大陆与香港相比目前存在哪些差距? 【朱思雄】应该说内地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香港相比相对薄弱一些。我们的法律制度也还有待完善,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工作作风还有待提高。我们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整个社会和谐方 了,老百姓就轻松了,精神上就会更加自由。 【朱思雄】谢谢各位网友,很多问题我都想回答,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的博客和我继续交流,我的回答可能太正统,换一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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