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27部分（第1页）

的文学风景线。

二十年代是武侠文学由文言走向白话的嬗变的时期，它与五四新文###动中的新文学一样，从文白夹杂到渐以白话文为叙事语言，从以短篇为主转向长篇，当然，在内容上仍以古代传奇为主体，以侠士为主角，可说是与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动分庭抗礼，与之争夺着读者。二十年代武侠文学成行成市，有了其职业创作的倾向，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杨尘因等都为武侠文学界一时之选，其出版物又以绣像武侠小说为其特征，这是袭自明清小说的旧衣钵。三十年代则是旧派武侠文学蔚成气候的年代，出现了一代以专职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可谓群雄并起，将中国武侠文学推到一个高峰，这与中国新文学在三十年代中的大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不由人不感到奇怪。当然，武侠文学有其局限性，在文学体裁上，它只占了小说界一隅，而新文学则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上百花齐放，投入新文学文阵的作家与日俱增，新秀辈出，同时他们又与家国命运、政治、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积极参与启蒙、救亡与抗日活动，因而成为文坛主流。武侠文学则免不了被讥为“鼓吹神鬼不经之说”，宣扬歪门邪道，背离现实社会，乃误导青年的坏书，与救亡的主调不免有荒腔走板的不谐调之嫌。这一代的武侠作家构成了旧武侠文学的主力，尤以北派五大家：宫白羽、郑证恩、还珠楼主、王度庐、朱贞木为其中的佼佼者。白羽的《钱镖》系列，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郑证恩的《鹰爪王》系列、王度庐的《鹤剑珠龙瓶》五部曲、朱贞木的《神龙》三部曲及《边塞风云》等，各呈异彩，蔚成大观，拥有大量的读者群。

然而，随着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的政治军事斗争日益白热化，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兵祸不断，温饱、生计都成问题的民间社会中，谁还有心去读武侠小说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热情的高涨左右了文化界的动向，严峻的意识形态更蜕化为严厉的思想管制运动。在台湾，败退到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政府也以###为总动员，一切的文宣都要为此服务，武侠文学难逃其厄运，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毒草或不良读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位。留在大陆的武侠作家纷纷辍笔，还珠楼主入戏剧界服务，不敢再写武侠小说，晚年撰写了八十万言的《杜甫传》却未能付梓。宫白羽是一个最为努力上进的武侠文学家，他早年有志投身于新文###动，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鼓励，且在武侠文学界首次创造了“武林”一词，解放后却未敢再写武侠。当梁、金的武侠小说于香港双星并耀之时，香港《大公报》曾邀请其续武侠之缘，他也重作冯妇，写作了《绿林豪杰传》一书，却因为当时政治气氛所囿，全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放手去写，自然大失水准。他在阅读了梁羽生等的作品后，也自认自己已力不从心，故从此不再写作武侠小说。

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3）

新武侠文学的诞生及早期状况

新派武侠文学为何在香港诞生，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说其偶然，确是因为一场武术界的打擂台引起的。五十年代初，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的门派之争愈演愈烈，双方唇枪舌剑，先打了几轮“口水战”之后，未分胜负。遂依武林之旧俗，约定来个竞技，一决高下——上擂台比赛。当时的香港不准进行这类武打，只得改到澳门去比赛，结果不到五分钟，就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的鼻子而告终。比赛之前，香港报刊大做文章，赛后人们余兴未减，依然众口喧腾，当时的《新晚报》总编罗孚遂“忽发奇想”，要他的广西老乡、平时喜欢填词作诗的陈文统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吴、陈一月十七日比武，《新晚报》十九日就登出预告要连载武侠小说，陈文统被赶着鸭子上架。一月二十日，以“梁羽生”之名写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开篇的楔子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首《踏莎行》。至八月初，该部长篇连载完毕。

这一篇小说以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背景，梁羽生想写一部历史的悲剧。他未曾料到，这个恍如急就章形式赶出来的武侠作品却立即成为流行小说。《新晚报》因此销量猛增，赶上了老对手《星岛晚报》。而《龙虎斗京华》居然马上成为街谈巷议、人人争读的流行小说，其锋头竟然盖过了唐人写的《金陵春梦》，颇有“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现象，连梁羽生的好友舒巷城也向他打听梁羽生究竟是何方神圣？而盗印本则在书未结集正式出版前就已泛滥于市场。同时，国外的中文报纸也争相转载，首先是泰国，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侠文学之风”。许多大报一看如此，马上跟风增加武侠小说，参与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一年多之后，金庸终在罗孚、梁羽生的动员之下初试啼声，结果一炮而红。《书剑恩仇录》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以致时至今日，梁羽生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虽开风气之先，但金庸后来居上。可是，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他会写武侠小说而且一定会写得好的人！”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作于一九五五年中，也是采用旧式章回体的写法，用回合，下文之前有诗词，作为开篇词用的是辛弃疾的一首词《贺新郎》。这一部长篇也是于《新晚报》上连载了二年的，结果是一写写了十七年，至1972年才封笔，共创作十五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篇幅较长，是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和梁的第二部作品《草莽龙蛇传》之和。因文采斐然，情节峰回路转，结果一发表就大受欢迎，与梁羽生的其它武侠小说互为犄角，一时瑜亮。形成了一个气势。

梁羽生在写完《草莽龙蛇传》之后本不想再续写下去，然而报社不同意，读者不放过，他自己也入于其中，不能自拔，越写越着迷了。香港的《周末报》来约他再写一部武侠小说，梁羽生因为《龙虎斗京华》属仓促披挂上阵，不大满意这部处女作，所以就应承了《周末报》之邀，写出了一部较短的小说《塞外奇侠传》，其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颂女英雄飞红巾的民歌。他试图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不用回目诗为新式标题，同时尝试用新文学的手法，将人物的矛盾冲突不是放在武的上面，而是在情字上做文章。在飞红巾、纳兰###（满洲贵族）和杨云骢的三角恋情上大做文章。梁羽生认为这一部写得比较有文学性，比《龙虎斗京华》好一些。

两年之后的1956年，梁羽生又开始写《七剑下天山》，当时《塞外奇侠传》尚未写完，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约略写到一半多一点。梁羽生受美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响，想以西方文学的技巧来写武侠小说，他至今犹念念不忘的是，他在小说中第一次运用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的心理学说来为书中一个人物桂仲明解梦。这也是武侠小说界第一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及手法吧！论者常指出中国的传统小说向来缺乏详细的心理描写，新文学作家就将西方文学擅长的“意识流”加以张扬，以此批评中国传统小说的缺陷，诚为切中要害之言。确实如此，中国传统小说长于叙史、叙事，疏于细腻的心理及细节描写，尤其缺乏心理活动的描摹。然而，在中国戏剧文学中却历来传承有十分精彩的心理活动的表现手法，在大段的唱念中表现角色的内心冲突、苦闷、心灵挣扎，与西方戏剧中的独白正相合。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以“狂人”的心理活动来大做文章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区别于传统小说的一大新的表现手法。梁羽生此举也代表了新武侠文学家想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窠臼而作出的一种尝试。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比《书剑恩仇录》采用了更多的电影手法，这是因为金庸喜爱电影，曾改编过电影剧本的缘故。紧接着，他于1957年开写的《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三分之一。从1954年到1957年，可视为新武侠小说的早期。就在这一年，梁羽生也完成了《七剑下天山》，紧接着又写起《江湖三女侠》与另一名篇《白发魔女传》。后二部完载于1958年。

新武侠文学的中、后期发展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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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4）

我将1954－1957年定为新武侠文学的早期。从1958年至文革初，一般是以他们开篇写作的时期而计，而金、梁稍有不同。金庸1972年文革未结束就封笔了，梁羽生则一直写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武当一剑》初刊于1980年5月9日的《大公报》上，完结于1983年8月2日，距金庸封笔已有十年之久。所以只可大略分之。如果从新派武侠文学的整体而言，或可将中期定为1958年至六十年代末（1969年）。这一段时间，也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开始活跃的时代。据叶洪生先生所述，卧龙生从1958年起撰《飞燕惊龙》、《铁笛神剑》、《玉钗盟》、《素手劫》等；司马翎亦于1958年涉足武侠文学界，他以“神剑”系列而在武侠文学界出道（还有《剑气千幻录》、《剑神传》、《金缕衣》等），迭有新作，以二十五部作品而傲视“武侠文坛”，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并立，有“台湾三剑客”之称。诸葛青云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亦于1958年以诸葛青云为笔名，以《墨剑双英》、《紫电青霜》、《剑海情天》，以所谓“才子型”武侠文学而闻名。他们三人均在1958年从事武侠文学，但在写作风格上基本还是沿袭了旧武侠文学一路。

古龙的出现却是另辟新径，他以“新派”在台湾武侠文学界独树一帜。古龙是1960年踏入武侠文学界的，肇始时的几部作品反映一般，并不起眼，直至1964年他写完《浣花洗剑录》之后，才开始红了起来。1965至1966年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写作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1967年创作的《铁血传奇》（即楚留香系列）及后写成的《多情剑客无情剑》、《铁胆大侠魂》、《萧十一郎》，一直写了六十一部共计28册，后人编书时将之分为十一个系列。虽然他的“新”法与金、梁有所区别（尤其是在忠实历史、细节描写、文字风格方面），但一般人仍将之归入“新派”。因之，六十年代可谓新武侠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也是港台二地兴起的武侠文学之大观。相对而言，大陆这一段时间正是反右运动至文革初的亢奋、激动时期，政治运动压倒一切，文坛万籁俱寂。

金、梁二位经常都是同时写三部小说，这么多人物、情节，要做到各有新意，不落俗套，就得像象棋国手，一人同时与几个，甚至多达十个以上的人对弈一样，“一脑多用”。金庸此一时期撰著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连城诀》、《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一路写来，气势万千，人物众多却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却丝丝入扣，现在的金庸迷也好，研究者也好，都被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所吸引，也给予相当的好评。梁羽生继一九五九年元旦开始刊载《萍踪侠影录》，连续写下了《冰川天女传》（1959年8月15日）、《还剑奇情录》（1959年11月）、《散花女侠》（1960年2月）、《女帝奇英传》（1961年7月）、《联剑风云录》（1961年7月）、《云海玉弓缘》（1961年10月）、《冰魄寒光剑》（1962年）、《大唐游侠传》（1963年元旦）、《冰河洗剑录》（1963年8月）、《龙凤宝钗录》（1964年6月）、《狂侠天骄魔女》（1964年7月）、《慧剑心魔》（1966年5月）、《风雷震九州》（1965年9月）、《飞凤潜龙》（1966年11月）、《侠骨丹心》（1967年10月）、《瀚海雄风》（1968年3月）、《鸣镝风云录》（1968年6月）、《游剑江湖》（1969年7月）共计19部小说，大都发表在《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正午报》这几家刊物上，很多作品是一年内三部一齐上，如1959年、1961年。1961年开写三部时，1959年的三部有的还没写完，头绪纷杂却条理清楚，实非易事，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写作方式的。而金、梁二位每日写作，难免有急就章之误，这也是现在金庸要花大气力订正、改写其原稿的错漏之处的原因。他的说法是古人有“悔少作”之说，他也要将当时匆匆写下的错漏进行修正，以期改得更合理、更完美一些。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人则赞他认真改写，可将其作品视为文学经典，云云。

这一段时期，古龙也走入他创作的丰收时期，从《浣花洗剑录》（1964年）、《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都是1965年、66年间撰写的，《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系列）（1967年），其后的《多情剑客无情剑》、《铁胆大侠魂》二部曲（又名《风云第一刀》），营造出古龙小说的特殊风格与写法。

我不想以严格的时间来划分新武侠文学的三个阶段。譬如说，金庸的《鹿鼎记》是1969年开始写的，对梁羽生的作品，我也划至1969年7月开始连载的《游剑江湖》止。可以说，梁羽生的作品的划分主要在时间上，但将他们二人的划分放在这一时间点上，也有一点理由。就是他们二位均是报人，除了写武侠小说之外，还得编报，写副刊、社论等，也有散文（金庸多一些政论体散文，梁羽生多一些文化、文学题材散文）。因而，都不免受到当时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比如，金庸的《笑傲江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讽刺文革中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的。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则往往为坚持他的历史观而努力，这是要承受政治压力的（他在左派报纸工作），彼时的大陆，一切历史的研究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来指导的，这是完全否定了文革前及解放前的研究方法及传统的。当然，有人说《女帝奇英传》对武则天的肯定的写法与江青吹捧武则天有关，言外之意是梁羽生投其所好。其实，《女帝奇英传》是在1961年7月1日刊载，1962年8月6日载完的，彼时的江青还不知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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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5）

其次，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鹿鼎记》，这部作品一反武侠小说的传统，塑造出一个无一武侠之技的江湖小混混的“传奇”。《鹿鼎记》的写法与上述金庸的小说大相径庭，表现出一种新风格，也可说是金庸的一种新尝试，而且这部小说在《明报》上一直连载到1972年9月才完结，也可视作大部分篇幅是在七十年代初才完成的，这是否意味着新武侠小说的“新”之转变？可惜的是，金庸至此封笔，未能再往这方面走下去。关于《鹿鼎记》的研究，已有许多大家的文章，我这里不加个案的分析。

古龙在七十年代也渐踏入晚期，他也力图在变，而且变得最多最大。叶洪生就指出他其实是自1970年推出的《萧十一郎》而开始这个转折点的。这部小说是先推出电影，尔后才“还原”为小说的。而自此以后，古龙的作品就以散文诗体（很少超过二行的段落）而写作了《流星·蝴蝶·剑》、《欢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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