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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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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3）

这是否是“正说”呢？我们判断一下。我这些年搞口述历史，已经落下一个病，对很多眼见和亲读的东西，都要打个问号。因为看似真实的东西，会不会背后可能有很多我根本无从了解的东西，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呢？这个也有复杂，空间还很大，因为它是编年史的简单描述，把很多的探寻留给了我们。比如，朱偰在某一次去找某南京领导时的历史细节、情景，怎么样去还原？怎么样去捕捉？他在某种时刻是否带着很激动的情绪在跟执政的人辩论？那个才是生动的。所以有西方史学家说，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是活的编年史。意思就是要让它鲜活起来。

这又让我想到一个细节，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在倒数第几集里面，有一个情景，是汉武帝与司马迁的对话。有印象吧？这个情节肯定是编剧加进去的。把这个加进去，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想一想，可能有。因为当年司马迁写完《史记》，也有机会跟汉武帝见面啊；虽然他受了宫刑，后来还是继续做史官。那有没有可能跟汉武帝来探讨他的《史记》呢？有可能。然而，没有留下史证来证明这个，编剧根据自己现在的史观，即从他作为一个当代人对于历史的遥想，可以把这个细节提供给我们，作为当代史学的细节供我们去思考。

这个细节是什么呢？汉武帝说，你的《史记》我读过了。大概很生气，因为那里写了他自己很多不好；然后武帝就表明作为帝王，自己有多么辛苦，我有很多你不了解啊，你把我写成这样，我的内心很复杂，很痛苦啊；很多事情有我没法说出的理由啊，等等。这也可能吧。说得司马迁不好意思了。司马迁说，哎呀，那干脆我把您的那段推翻了重写吧。武帝很大度，啊，算了，反正也是你的一家之言，不是正史，就这样留下来吧。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当中司马迁对武帝的描写，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个样子。那司马迁笔下的武帝和真实的武帝一个样吗？这个之间有距离吗？我们不知道。但《汉武大帝》的编剧，以他今天对那个史的了解和思考，再把这个细节通过文学想象提供出来，就使这个细节具有了文学的历史真实吗？想一想，好像是有的。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是什么？非常高，我们也很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史家之绝唱”是“史”的，就是写史写到这个程度，可称其为绝唱；后边还一个呢，是“无韵之《离骚》”，《离骚》是什么，是“文”的！文的里边有想象啊，有描述啊，有文学笔法啊，这个文学的笔法今天来看，是不是小说的笔法啊？比如说鸿门宴那个情景，里面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啊？他也是听前人的口述、流传，然后到他这儿记录下来，加以文笔升华，把它再造，是重构过去，对吧？历史是要用“文”写的。历史要写得好看，一定要有文学笔法。那同时文学作品当中有许多历史情景，又是凭着文学家的想象，在做一种“历史”的还原。但这个“历史”要打引号，它可能不是历史中真正发生过的，而完全是作家笔下想象的。但这个想象，你可以估摸出、揣摩出，或者想象出，历史中可能有过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拿我们熟悉的《四世同堂》做例子。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的时候不在北京，也没有亲身体验过日治下北平老百姓的生活，他是听很多朋友向他讲述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什么样，写出他的鸿篇巨制——带有史诗性质的《四世同堂》。我们也许在历史中找不出《四世同堂》中那些真名实姓的人们，找不到历史中有一个叫祁老人的，有一个叫祁天佑的，有一个叫韵梅的，有一个叫瑞宣的，有一个叫胖菊子的，有一个叫蓝东阳的，可能历史中没有这样的真名实姓。但我们在读过《四世同堂》之后，又有谁能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呢？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像蓝东阳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胖菊子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钱诗人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而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的这些人物，都已经成了文学的历史真实的符号。它没有以那种史家的、写史的方法写。否则老舍就不是文学家，是史家了——某年某月某日，日本宪兵到了哪儿，屠杀了多少北平人，他们是谁；这是历史。

但我们读这样的历史，和读老舍先生《四世同堂》这样的文学名著，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一样吗？不一样。文学的历史真实对我们的冲击和震撼更强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小说中所写才是真的历史。当专家告诉我们真历史原来是那样的时候，这个180度的弯我们还常转不过来，甚至还要跟你打架——我不信啊！文学馆请专家来讲“三国”的时候，我们不是对许多人所讲瞠目结舌吗？拿关羽来说，专家告诉我们，历史中有那样的记载，关羽好色！可我们读小说，关羽是一个武圣人。我们愿意相信小说中的关羽形象，“武圣”到了完美的程度，怎么会好色呢？护着嫂嫂，千里寻兄，“好色”才是假历史。你看，这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和可能的历史的真实，它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或者说给我们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巨大落差，怎么样来弥合，怎么样来填补，怎么样来转变？难啊！

因为它难，所以才给那些“戏说”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戏说”者正是从这个空间去“戏说”。《戏说乾隆》也好，《还珠格格》也好，《康熙微服私访记》也好，这样的“戏说”娱乐性强，很好看，有收视率。成长中的青少年在看“戏说”时，脑子里可千万要有这样一个醒，那是“戏说”，不是“正史”！千万不要以为乾隆跟格格一天到晚就那样！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些有头脑的，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学生，已经能够知道“戏说”不过是一种娱乐形式。他们愿意去接触“正说”，甚至愿意去读正史的历史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4）

除了电视的“戏说”以外，现在有些作家，尤其一些传记作者，也“戏说”。如果你的“戏说”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娱乐大众，读者看了一笑，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的“戏说”，打着“正说”的名义、“传记文学”的名义，或者打着“文学传记”的名义，不是据实虚构，而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那这样的人他自己的史观就有问题，并且可能搅乱大家，甚至将你带入历史的死胡同，带入历史的歧途。

我这儿又有一个实例，依然是来自《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作为转载的报纸，其编辑大概没有那种要去核实一下某个作者写的文章是不是属实再转载的必要，而纯粹是作为一个读者，看到某篇文章写得好，就拿来转载了。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文摘》编辑的判断能力。比如像转载刚才那篇文章的编辑，应该是很好的。《世纪》是一个发行量很小的杂志，编辑却能够慧眼识金，把这样一篇能够带给我们历史沉重思考的东西登在《作家文摘》上。《作家文摘》的发行量有100多万份，至少有100多万个读者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这样一个历史的细节，然后产生思考。但同时，也有可能，编辑并不知道所转载的这篇文章是否符合史实，只不过从某个作者的“妙笔”上来看，哎呀，写得天衣无缝，合情合理，似乎是这样。把它转来。于是我们大家看了。再然后，不知道这个史实的读者会以为，似乎是这样，顶多是用文学的形式把那个史实扩大化了一些；或者说，史实这个真实的影子，是曾经存在过的，只不过被文学家的笔放大了。为什么史家常把文学家作为敌人？原因也常在这儿。然而，史实的素材，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学家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体验型的，自己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从这个生活当中提炼出来，成为艺术，成为小说；还有一种，他这方面想象力有限，或者说相对欠发达。他可能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便从历史里面去探寻，专写历史题材。比如二月河，研究清史，写康雍乾。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说，二月河的“康雍乾”可以说写得很成功，写得很好。但如果读者就把二月河的“康雍乾”当成正史，当成真史，也不行。它里面有太多文学的描述，只不过这样的文学描述，很大可能是根据史载的某个具体情形去想象的。

而我将要举的这个例子，就完全是胡编滥造。我为什么敢说它胡编滥造呢？我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它里边写到的一些细节，我都了解，可读者不知道。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即传记文学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虚构，是始终困绕作者的一个操作难点。我主张这样一种原则：如果虚构，最好能据实虚构。对于传记写作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据实虚构；一种认为既然是传记，就要尊重史实，不能虚构。这是写法上的不同。但从读者来说，可能还是愿意看有点儿虚构的作品，它好看啊，有文学性啊，不死板啊！

这是很久以前《作家文摘》上转的一篇文章，也是从某书里边截取的一段。那书说不定现在还有卖的，可能卖得还不错，书名叫《蒋氏家族第四代》。读者一看这书名，便可能会想了解一下蒋氏家族的后人、第四代今天怎么样了。这当然无可厚非。不管从作者写作的想法，还是媒体对于这部书可能带来的利润的考虑，总之，这部书销量或许还不错。书我没有看过，我只看《作家文摘》转的那一段文字。就这一段文字让我怒不可遏。

那个细节的题目叫《蒋友梅邂逅凌叔华》。蒋友梅是蒋的第四代孙女。这个细节讲，蒋友梅在20岁的时候到了伦敦，和当年已经81岁的凌叔华在伦敦邂逅。里边有一系列的场景描写。包括凌叔华怎么到她住的地方去找她，牵着她的手在剑桥浏览，给她讲解。具体细节我不说，仅从我的反证，大家就能了解，作者“正”着是怎么写的了。我一共提了五点。对于学术上的反证，在掌握确凿实证的情形下，你只要有一条，就可以把对方驳倒。我有五条。如果说头三条或头四条还带有疑问，最后一条是致命的，让他倒得很惨，无还手之力。

疑点一，文中说，1981年秋，20岁的蒋友梅到剑桥，“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凌叔华。”我不知道，时年已81岁高龄而深居浅出的凌叔华会牵着小姑娘的手在剑河畔浏览讲解？我们想想生活中的情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一个81岁的老太太，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平常深居简出，结果听说蒋介石的第四代孙女到了伦敦，然后就屁颠屁颠地跑到她的旅馆，拉着她的小手出去玩，还要给她讲解？这是一个疑点。

疑点二，文中说，蒋友梅初到英国时，举目无亲，是凌叔华主动到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宿舍自报家门。你看，第一个疑点出来以后还不够，居然作者还要这么写，是她自己主动找蒋氏第四代，告诉你，我是凌叔华！不是一个小丫头到长辈府上拜望，倒是耄耋之年的凌叔华跑到学校宿舍里来找她，合乎常理吗？我讲这样的细节的意思，就是想，大家以后再看传记文学作品，或者看某某人的回忆录，有类似这样细节描述的时候，脑子里要打问号了！哪怕说它是真实的，也要想一想现实的真实可能性，一个81岁的人有可能去找一个20岁的小丫头自报家门吗？但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倒在其次了——主要是传记文学，这么写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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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5）

疑点三，文中说“凌叔华之所以来到蒋友梅的身边，是接到了宋美龄的委托所致。”你看，这样的文学描述，会让你觉着它把你那种探古的情绪调动起来。因为你对蒋感兴趣啊，对宋美龄感兴趣啊，所以才要说宋美龄。接到了宋美龄的委托，你还能怀疑吗？她有宋美龄的委托啊。“因为她（宋美龄）和陈西滢有较好的私交。”——陈西滢和凌叔华是夫妇——经与陈西滢和凌叔华现在伦敦的独女陈小滢核实——我为此专门发电子邮件询问凌叔华的女儿，有这件事吗？——她女儿告诉我，凌叔华倒是见过宋美龄，而陈西滢根本就不认识宋美龄。宋美龄是留美的，而陈西滢是留英的，并无机缘相见。

疑点四：文中说，“蒋友梅就成了凌叔华家里的常客。那时的陈西滢早已退出了政治舞台。陈西滢和妻子凌叔华就幽居在泰晤士河边上一条幽深的小巷里。”从地点上来说——我们不是讲五W吗？——陈、凌当时根本就不住在泰晤士河边，而是住在伦敦郊外的汉姆斯特德（Hamsterd），那是个文人聚居的地方。萧乾也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并且在纳粹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在汉姆斯特德的家还中了炸弹。

疑点五：这该是最荒唐可笑的无稽之谈了。即便以上四处都可以用误植误忆来自我开脱，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此篇文字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生编硬造。换言之，如果只有前四点，作者也许还可以解释，由于对史实掌握得不够充分，或者说某人向我叙述的时候记忆有偏差，导致在描写上有一些疏漏，造成了作者的误读，再道个歉什么的。但有这最后的一点，道歉都是说不过去的了。

大家看这最后一点，他刚才有一句说，陈西滢和凌叔华幽居在泰晤士河边。作者写蒋氏第四代到伦敦的时间是1981年，白纸黑字，这个错不了。我们查一下陈西滢的年谱，陈西滢早于1970年3月29日就去世了，如何能在1981年还赋闲在家，并得到宋美龄的委托，见到蒋友梅？难道是宋美龄“委托”给已驾鹤西去冥界的陈西滢，劳他大驾还阳，请太太特别关照一下自己的第四代？可真是见了鬼了！把死人给写活，真是天方夜谭！文坛和出版界再酷爱炒作名人隐私，总也该讲究个最起码的真伪虚实吧。

由此，我就要引到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媒体报导也很多。通过这样的细节，让我们的脑子警醒一下。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身边发生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例子，大家最近几天，通过电视或报纸，应该都知道，在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击中了联合国驻黎部队的哨所，造成4名联合国驻黎巴嫩观察员的死亡，其中一位是中国军人杜照宇。遗体已经运回来了，遗体告别仪式也已经开过了。报导就是这样，事实给你陈述得似乎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时，以军空袭，造成四个人死亡，其中一个中国人。这一点都没错。我看了2006年7月27日的《新京报》，上面有篇专题报道《安南指责以军蓄意袭击》。事件发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马上指责以军是蓄意袭击，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以军外交部和军方发言人都众口一词地说是误炸，不是蓄意。如果我们稍加分析，我们觉得是蓄意的可能性大，还是误炸的可能性大？安南提出，联合国的这个哨所在黎巴嫩已经有很长时间。而且，既然是联合国的哨所，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联合国标识。以色列能不知道吗？可以色列说是误炸，他们要调查。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调查的档案披露。

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是蓄意的，但在相信是蓄意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中立者——我们假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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