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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岳南：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人类进程有曲折坎坷，但总体来说是向上求进的，这种现状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世道人心。至于你说的这个易中天，是不是前一段拿着一个呱哒板儿在央视“百家讲坛”说评书的那位？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什么是该热的，什么是不该热的？陈寅恪了不起，学不来，就不该热了？我看三国的曹操，清朝的康熙、乾隆等人物，易中天也学不来，他不是还在那里唾液四溅地不停鼓噪吗？难道曹操就是一个该热起来的人物，值得他动用国家资源在全国老少面前不厌其烦地大谈特谈？难道他鼓吹的那些弄权窃柄，敛财称兵，妄倡邪说、煽惑众志，卒至颠危宗社的历史人物是现代青年可以学得来的？这个提法除了说明他的无知，还有一点无畏。无知是可以的，要是无知再加上无畏，这就可怕了，因为他不但误己，更会误人。我在这里要含泪劝告这个拿呱哒板说书的易同志，不是别人少谈，而是你要少谈，最好不要谈什么陈寅恪，因为你确实不懂陈寅恪。一谈，很容易让人看作佛头抹粪。

吴怀尧：我注意到，在《陈寅恪与傅斯年》282…283页，针对陈寅恪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悉近最高楼”的理解时，你说：“后代有学人钱文忠者”“至于后生小子如钱文忠者”；你可以不同意钱氏的解释，但没有必要用这种尖酸刻薄的口气评述吧？

岳南：我是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一个叫钱文忠的人写过一篇小文，考证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关系，说陈寅恪的父亲三立先生在庐山做寿的时候，蒋介石曾提着礼物专门前往拜寿，而陈三立拒收其礼。又说陈寅恪在重庆与蒋介石初次见面，认为蒋是一只癞蛤蟆，不足成事云云。因为这则小文排在杂志的后半部，而且是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这就证明《读书》杂志的编辑没有把其人其文太当作一回事。我读过此文，又将这段史实考证之后，认为钱姓作者所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蛤蟆之说，最早来源于吴宓）。于是我断定这个作者功力不足，可能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或蹲在哪个地方写些报章文章用以打发无聊时间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就作如此称谓。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据介绍是一个叫钱文忠的青年人，给住在北京三0一医院高级病房一个留着和尚头的老者磕头。这个磕头的青年与《读书》杂志上那个钱姓作者是否一人，视频中没有介绍，我不清楚。如果是，我这样称呼也没有什么大错。因为看磕头的动作，好像是小徒弟在拜大师傅的样子，对于一个小和尚，你不可能像余秋雨含泪劝告四川灾区死亡的学生家长那篇雄文一样，说是一个佛学大师云云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5）

当然，所谓后生小子，也含有后生可畏的意思，是对钱文忠的一种鼓励。

吴怀尧：那个光头老汉是季羡林，钱姓年轻人是他的学生，他们这样做是想恢复古代的周礼，也就是一些古代的礼仪，让现代人类学习仿效。

岳南：通过画外音的介绍，我也慢慢知道了这个老汉姓季，名羡林，识得一些字，是一个当代学者。我当时有点不解，心想这一老一少两个当代学者，怎么把堂堂的一家军队高级医院弄成一座古刹或道观了？光天化日之下怎么磕头烧香，装神弄鬼起来，这成何体统？后又替这年轻人担心，心想你可轻一点，少磕几个就行了，否则，搞的额头起一个大青包，多难受。若从地下爬起来，大脑供血过量，头晕目眩，一摇晃撞到房间的垃圾桶上，说不定会撞出脑震荡来。如果真出了这样的事，对医院、对个人都是一件糟糕的事——尽管离医院急珍室很近，有这个方便。

后来这个年轻人撞没撞到垃圾桶上我不知道，只是想起陈寅恪当年在逃死之际，有“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之语。这个季姓老汉当然比陈寅恪差得远，说是平生“识半丁”应该是恰当的。不过，此老汉没有“悔恨”他识了“半丁”，反而认为自己识了二丁，比陈寅恪还多出“一丁”，这还了得？于是他就躺在病床上开始不敢寂寞地振臂高呼“新诗很失败”，“把孔子像抬到奥运会开幕式上去”等等，公开与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叫板，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豫才，以及先锋人员傅斯年等人所倡导的“科学”“*”唱对台戏。其人如此公大胆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心理，还是不太理解。不过世上的事就是奇怪，季老汉这个反五四文化运动成果的主张，还真得到了几个人的赞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不但把孔子从早已被打倒的孔家店里抬出来，索性怀揣“痒痒不差那一虱子”的心理，脱了棉袄呼唤起跳蚤来了。其无知无畏之程度，又不是易中天辈可比似的了。

吴怀尧：在很大程度上，传记作品，特别是写大学者的传记作品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它的作者不仅是作者，更应该是学者，他应该有作家的感受力，更应该有学者的洞察力。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的这种关注度，是来自于公众对“揭秘”过程的兴趣，还是对你研究功力的认可？抑或话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爆炸性和新闻性？

岳南：我想两者都兼而有之吧。其实所谓“揭秘”也谈不到，只是由于政治因素，使陈、傅二公的生活经历与事业成就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部分人所知，现在靠着一些最新“出土”和披露的资料，我尽了最大努力复原了陈、傅二公那段历史事实，因而有些人觉得新鲜，就当作“揭秘”来看待。这个事情与临潼的兵马俑发现有些相通的地方。事实上，当年的兵马俑从制作到埋葬，是许多普通人都知道的史实。只是一朝湮没，一朝发现，时间的转换就使看到它的人在心理和视角上感到不同。　txt小说上传分享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6）

吴怀尧：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也有过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可是后来，仿佛弹指一挥间，那些成群而来的天才们又结队而去，只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吉光片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这种尴尬和遗憾如何才能解决？

岳南：天才成群地来的时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环境、社会风气等密切相关。就人文科学来说，这批人在少年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后来又有机会到东洋或西洋学习现代知识，二者如同两块不同磁石，一旦碰撞，必然产生耀眼的火花和能量。但这批大师这后，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变了，后起者受世风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既缺乏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很难有机会到国外深造，潜心苦读，所以就产生了大师之后无大师的遗憾。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就自然科学而言，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以及社会迫切需求，使人文与科技的隔阂越来越大，学科分化越来越繁杂又越来越精细，新一代学人都把精力集中到各科的分支独进上去了，很难有通才产生。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初叶还有通才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就只有专家了。就物理学来说，有人称恩里科·费米（编者注：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的创立者，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现代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当然，就中国的情形论，几十年的运动与改造，有成就的学人被打倒在地，当翻身坐起来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而新一代人又没有好好读过书，别说出大师，就是小师也困难了。

前一段时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徐钦琦先生曾给过我一个他最新的研究材料，大体是说文学艺术与科技成果的发明与进步，与气候有很大关系，历史上每一次群星灿烂的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所致。文中他举了若干事例加以证明，如希腊文化的奠定、罗马的兴起，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等等。我认为他的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但气候的原因只能代表一个方面，远不能包括一切因素。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状态，不是环境与气候。

大师为何来去匆匆

吴怀尧：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威廉·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个从他嘴里吼出的警句引起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知识分子的深思，你希望“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观点起到类似的效果吗？

岳南：有一天我在院子里遇到了一个传播天主教的人正在向作家钟亦非传授教义，钟亦非对他说：“尼采不是说上帝已经死了吗？”传教者把嘴一撇，颇不以为然地道：“你说错了，是尼采死了。”我说的“大师之后无大师”，不是预言，更不是像尼采一样的宣判，而是一种感叹，这个感叹暗含一种希望和期待，就是希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仍有大师出现，这个大师是民众的一分子，他与芸芸众生共同努力，使人类走向更加*、自由、光明的大道。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7）

吴怀尧：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自五四运动以降，谁有资格被誉为大师？你认为他们对今天的文化人有哪些启示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岳南：按照一般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记者、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但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定义有所不同，除了有较高文化水平外，还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为人类文明进步所思、所虑、所做贡献的一个特殊群体。关于谁有资格称大师，前面列举的那几位都是有资格的，当然这只是人文方面。但不管以什么标准来划分，陈寅恪与傅斯年都是应该进入此列的，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启示，首先是才华、学问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力量，也就是前边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格风范。试想一下，假如中国大陆十年“*”期间，没有陈寅恪等位数很少的知识分子以生命为代价在苦苦坚持与支撑，而全部像北大的冯友兰、周一良教授一样随风而倒，去当什么为四人帮效力的“梁效”，那就证明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与文化大厦全部塌陷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力量与精神意志也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由于陈寅恪等极少数自由知识分子所显示的傲然风骨与精神意志，才令世人看到一个民族的希望之光，并由此得出，只要这一火种存在，任何强权与暴力都只能呈凶一时，最后必将被这一火种引燃的文化良知与道义之火粉身碎骨。傅斯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且早早地死掉了，大陆上发生的“*”他没有看到。陈寅恪不但看到了，且是感同身受了，但陈寅恪却充当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浩劫中那一颗蛰伏的火种和支撑民族文化的基石与奋起的动力。在人们心目中，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陈寅恪作为“火种”的价值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学问以及在学术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他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个符号和丰碑，他的良知和勇气，使冰冷残酷的铁幕终于显露了一丝缝隙，使后世人类在为那场浩劫感到哀伤与耻辱的同时，多少感到了一丝欣慰。要探讨陈氏内心的道德力为何如此强悍比较困难，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陈寅恪前半生没有受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的西洋文化熏陶与浸淫，在他病卧岭南之后的一系列残酷政治桎梏与人性的戕害中，面对奸臣当道，苍蝇一样的趋势谄媚者满院子乱飞的险恶环境，很难设想他还能成为一颗不灭的“火种”。

吴怀尧：你被好事的评论家誉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原因是你的作品始终建立在细致入微的采访和对档案资料的广泛研究之上，其中蕴含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节与文献，有着令人炫目的描述，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当然，也有人指出，像你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家，作品并非完全原创，只是在拼凑和叠加史料而已，对于此类观点，你怎么看？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8）

岳南：70年前，傅斯年在组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时候，就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史学就是史料学。”“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尽管傅氏提出的这个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曾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批评，但若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傅斯年与史语所那一代学者的身上与学术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士学派”的影子、兰克学派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实证主义史学的痕迹。史学如此，纪实文学很大一部分就是史学，延伸一下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学”。因而在史料搜集上下功夫，是纪实文学作家首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个过程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成色。史料收集后，当然是要进行拼接融合，就像一个木匠把木头弄来整过一番手续，做成一个柜子或箱子一样，用文学语言的胶水把它们贴合成一部成型的作品。

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纪实文学才算完全原创？如何去写才称得上是完全原创？比如写傅斯年这个人物，他于1948年底，把整个史语所几乎完整地拖到了台湾——这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十三个研究所中，唯一一个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到台湾孤岛的纯学术研究机构。赴台后的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后死在任上。我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只能如实地交待傅公的这段生活，也就是从他离别大陆到死在台大医院那一天的典型、有普世意义的事情。对于这段生活，我无法进行“完全原创”，更不能以小说的笔法进行创作。

曾以《罗马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蒙森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学说到底只不过是实际事件的清晰知识，它一方面发现和检验可获得的证据，另一方面依据对造成事件起主要作用的人和当时环境的理解把这些证据编写成叙事文”。蒙森是受兰克学派影响很深的学者，他这番话我是赞成的。

我所创作的纪实文学与别人之不同就在于不是凭空想象的“原创”，而是通过当时的人所见所闻与回忆，将这些材料原原本本地排列出来，一个消逝的历史场景就复原了，死去的人物也由此而鲜活生动起来，任何现代与时俱进的凭空想象与“创作”，与这些发黄的材料比起来都是缺乏血肉与生命力的。因而，对于缺乏“完全原创”这一条建议或说批评，我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它的益处并不准备接受。

用一生时光修筑文化城墙

吴怀尧：近来流行于大街小巷的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中有一句歌词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能否透露下你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梦想与雄心？

岳南：对于这一类的歌，我不太留意，若说有梦想就了不起，我没有感觉到也没有看到。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事，谈不到什么梦想和雄心，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乃男子汉的三大理想或追求。我现在的写作，属于“立言”的一类。既然如此，就要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把这个“言”立得正、立得直，立得真一些，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别人没有发掘过的历史史实和真相，用一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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