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3部分（第1页）

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的情绪感染应该是种美学感受，当年那样一种空前的激动也纯因《红灯记》的艺术魅力所致，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夸张的。这和以后在*中再度观看此剧时的心态有所不同。

《红灯记》尽管在*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认它本身自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它确实是好，确实是美，确实是精彩，确实是令人激动。虽然它也有时代局限，但不论从剧本本身还是从演出的表演导演、音乐创作以及舞台美术的水准来说，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被那个时代的观众普遍接受，才能感动当年整个一代人，以致对它如痴如狂，就像当年我看此戏时所表现出的那样。我本来就是一个京剧迷，小时候也学过一些京剧唱段，看了《红灯记》之后我又成了现代京剧迷，迷上了样板戏。我女儿是在*中出生的，我给她取了个样板名字，叫“沙智红”，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八出样板戏，我让我女儿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见我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的痴迷。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剧，有什么样的戏剧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当年像我的这样痴迷于样板戏特别是痴迷于《红灯记》的观众为数并不少。

吴怀尧：如果现在回头来盘点一番，你觉得此生最欣慰的是什么？

沙叶新：就是我这一生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写作，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个人一生能从事他最喜欢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当一个作家，但是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现在基本还算一个吧，不是很有成就。另外，我每次转型都不错，先是戏剧创作，后来当院长，当院长至少没有成一个贪官，清清白白上台，不带污点下台。

吴怀尧：在祝您早如康复的同时，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孤独的时候？

沙叶新：我觉得社会越进步，社会越文明，应该孤独者越来越少，解决孤独的方法，包括药物也越多。我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就不孤独。我有三不，一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睡不着觉，看到枕头就打呼；二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胃口不好，精饲料、粗饲料都能吃；三是不知道什么叫生气，但总是惹别人生气。不生气的人一般不太会孤独，他的人际关系好呀。我因为从小受宠爱，我的家庭也很和美，而且我的基因不是孤独型的，所以我不孤独。这真的和基因有关系。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研究孤独的座谈会，主持人在采访我的时候说，她不信我不孤独，硬追着我问：沙先生，您想想看，您一定会有孤独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我说：有了，有了，我想起来了她很高兴：什么时候？我说1939年。啊？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妈妈的子宫里。在妈妈的肚子里那多孤独啊，关在里面十个月，没电灯，没电话，漆黑一片；养出来了，谁都不愿再回去，可见那是孤独之处，你说是不是？

采访手记：

秋天的晚些时候，黄浦江的流水已经很凉了，哗啦啦倒着走。

经过邮件和电话沟通，沙叶新先生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于是，我们知道，2008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他被查出患有胃癌。四天后，他住进医院。4月10日开刀，24日回到家中休息调养了11天，5月5号回到医院做化疗。“我当初之所以没说我患癌，绝对不是因为我担心让大家知道了，我会自卑，我会变成需要眷顾和同情的‘弱者’，从而我会在正常、健康的群体中被疏离。不，我是怕人麻烦，怕人为我担忧，我不愿意别人为我忧心忡忡。”他说。

我问，生理上的变化是否给你带来心理上的影响？生完病的状态跟以往不太一样；他说，消极的不是没有，总觉得有阴影，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复发和转移，这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十年以前还可以说来日方长，现在不知道来日到什么时候，好像我就真的总是喜欢去想象，可能人离死亡越近离世俗越远。”

他靠着椅子上，拿着一个按摩仪在身上来来回回，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获得第二次生命，就觉得打了胜仗，会更积极工作，更热爱生活，更热爱生命，更热爱我的朋友，更热爱我的家人。”访谈的过程中，沙先生热情的招呼我们喝茶，配合我们拍照，回答我们的提问，让孙女“乖，把门带上，出去玩哈！”

两个多小时不停歇的谈话，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剧作家顽童般的幽默、令人敬佩的乐观和不摧不折的良知。天黑的时候，他有些累了。我们随之停止了这次谈话，并约定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余下的采访。不久后，当我们再次短信联系沙先生的时候，获悉他身体不适。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坐在电脑前回答我们的提问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通读了沙先生的个人博客，希望能有所收获。

幸运的是，我们的不少问题，沙先生在以前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过阐述（这也说明我们的采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于是，我们有针对性的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将之和此前的采访融为一体并请沙先生过目后发表。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读者据此认定这个访谈“偷工减料”，　那么我们对此表示歉意。当然，我们最想说的还是祝福沙先生，身体好，心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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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多面陈丹青（1）

【人物志】陈丹青，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1953年出生于上海，17岁到农村插队，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近年来在绘画之外，陆续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纸风行。

2001年，有人看过一次讲演，坐在最中间的是个光头，大大的眼睛很明亮。据说整场他讲了不少话，但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后来大家知道，原来他叫陈丹青。

这个机智而敏锐的人，在繁杂和喧嚣中，时常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近年来，他的观点和判断，往往起到石破天惊的效果，同样的原因，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老愤青。近日，陈丹青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我们发现，在他的各种不同身份中，却有着始终如一的激愤、热诚和坦率，感性而不乏理性。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陈丹青　多面陈丹青（2）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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