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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山发展的新篇章41（第1页）

从吴用离开石碣村开始算，王伦开创梁山大概两三年。晁天王到达梁山后，梁山不再隐藏自身，调整路线初步开始对抗朝堂，符合了林冲期望其发展的需要。

某一天，济州府官兵千余人由团练使黄安带队来攻击梁山；到达石碣村时，情报就被报到了梁山上。

这里，这个时间大概是失传了。这个时间其实关联到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济州府尹的反应速度、后来蔡京下府尹任命的出发时间，进而可以结合起来推断蔡京的想法。如果这里是“不旬日”，那么就能说明蔡京压根没有指望济州府的追捕成果，而济州府尹为自己的官位做出了极大努力；同时黄安的进攻策略失当不一定只是他自己的水平问题，还有背后济州府尹的压力，使其不能按正常的剿匪步骤来正常攻打梁山——这是很可能的。

吴用安排诱敌之计（但实际作战思路还是阮小二那一套），以水面为主要战场，在金沙滩外利用窄狭港口和大篾索，形成局部封闭空间的火力优势“四下里小港钻出七八支小船来。船上弩箭似飞蝗一般射来”；以陆地偷袭为辅助战场“上岸人马皆不见了；马也被他牵去了；看马的军人都杀死在水里”，对黄安一军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从战争过程来看，梁山此时本身水军船数与黄安队伍应该在一个数量级上。实际战斗过程中，黄安船队由本队再加两边有四五十支船构成；在两边的四五十只船被诱敌深入、梁山利用地利优势关门打狗后，剩余的本队面对梁山的“那三支船又引着十数船支”、加上“两边小港里钻出四五十支小船”，就已落入正面火力对抗的劣势：“箭林里夺路时，只剩得三四支小船”。因此黄安原本的船只，即使算上分散的斥候船只，也不会超过百艘。此外虽然带来“六百余匹好马”，但看战斗过程，应该是放在船上，准备强行登陆金沙滩后直接形成地面骑兵优势。即黄安的作战意图是水运快速登陆、直接用渡过湖的骑兵压制金沙滩，并在金沙滩上依靠骑兵对梁山部队形成有效杀伤、最后四百以上的水兵转步兵登山追杀收获战果。

这个作战思路急于求成、过于理想；如果是对付林冲和七星都不在的王伦四头领加五百未经林冲训练过的梁山喽啰可能有效。在林冲训练过梁山喽啰并亲自带队后，以林冲把握战机的能力，水战结果如何不好判断，但过湖骑兵压制金沙滩的战略设想就必然无法实现。而实战中黄安遇到了七星和林冲组合，在半数船只被梁山用计和利用地形逼住的情况下，水兵紧急登岸构不成队形，被林冲轻松拿下；剩余船只甚至连正面火力都比不过梁山，输得一败涂地。这一大批马也成为了梁山泊建立骑兵、向外发挥影响的重要基础资源。

取得了防守战的胜利，各首领庆贺筵会。朱贵打听到有数十客商准备夜晚偷渡梁山的消息；晁盖先安排三阮带了百人去打劫；随后又增派刘唐再带百人接应，并交待“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夜半三更，山上头领并没休息，晁盖再派“杜迁，宋万引五十馀人下山接应”，除了晁盖本人、两名军师、目前最熟悉山寨防务的林冲在等待消息外，所有头领在一次打劫中先后全下山去了。这既是晁盖对同伴的深刻爱护，也是晁盖不能良好把握战局、初用兵的表现。这个阶段林冲只是陪伴、坐镇，并不指手画脚，不干涉自己推上来的大头领行动，给晁盖等人自行成长的空间。

等到天明，有了告捷的消息。晁盖首先就问“不曾杀人么”；听说没有伤人性命，晁盖大喜。这固然是讲道义、和一般强盗产生明显区别的做法，但也会导致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梁山土匪的信息、越来越少人往梁山下过，导致梁山收入一年年日渐减少，从而坐吃山空——这个问题直到宋江上山后才找到了新的出路。

点视了打劫收获，按仓库：首领：喽啰2:1:1的比例分配了战利、给俘虏脸上刺了字并各尽其用后，晁盖等人开会商量下一步的安排。

晁盖首先重申了自己所望不多；重新感谢了林冲的推举之恩；将目前的战胜和打劫收获归功于头领群体。在梁山初步安定后，晁盖首先想到报恩，该对宋江、朱仝有所回报（所以朱仝追着抢人情虽然死皮赖脸了点，但切实有所收获，晁盖此时就没想到雷横，当然后来吴用还是想到并安排了）；与此同时，虽然晁盖等人误解是白胜主动招供的七星，但依旧讲义气，安排对白胜的救助。

吴用接口，应答非常妥当，首先维护宋江的品格，随后同意报恩依然是首要事务，且需要一定的规格“必用一个兄弟自去”；白胜的事情，也做出了对应安排；随后以“我等且商量”的口吻，补充了领导仅考虑仁义情面、忽略了眼下自身建设和军事发展才是生存根本的事情——正常来说，梁山打退济州府一千兵马，后面应该要面临朝廷越来越汹涌的战争压力，没有享乐的时机。在吴用的回应中，对领导关心的事务进行了肯定和细化、防范了领导所安排的行动可能使他人误会宋江品格的细微风险；再以平常而非否定的口吻，指出当务之急是自己的建设和发展。晁盖采纳了吴用的意见、吴用调动各头领去落实工作。

在这一段话里，梁山的发展有了全新气象；晁盖作为最高领袖，将原则、道义放在首位，对所有人产生亲和力、号召力和向心力；晁盖作为梁山声望的象征，品德上无可挑剔，完成好了本职任务；吴用作为常务军师（平时事务指望不上天闲心公孙胜），在执行和补完领导计划上考虑周详，发挥了“加亮”的作用；同时吴用在领袖缺乏发展战略规划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把握住梁山现阶段需要落实的工作重点，对最高领袖业务不熟的内容给出工作方向和计划、又不和领袖发生情绪上的对立冲突；晁盖能够采纳吴用意见，放手施行。这形成了最为基础的梁山指挥高层结构。这两人当前的表现，都很称职、互为补充。

与王伦阶段对比，则王伦本身形象和名声不佳；自身没有明确发展计划、更不对下明确公布阶段任务；无人能与王伦形成发展配合、王伦计划即便有错漏也只能直接实施；此外王伦还不太能采纳他人意见，相对独断专行。在领导层面上，晁盖——吴用分工合作体系必然远胜过王伦，梁山执政效率显著提升，显得“好生兴旺”。

黄安手下逃回的军人向济州府太守汇报了战斗情况。从府尹诉苦的角度和太师府干办还在的情况来看，黄安出兵离何涛被放回的时间间隔应该不会太久。府尹对干办抱怨，可能是希望算个交待减责，可能希望延长时间期限，但干办无权回答。

此时接官亭上，有新官到来，旧太守被撤职。新太守从汴梁到济州府多半要走五天以上时间（直线四百里，实际可能六百里以上，且多半带家眷上任，大概率不会全体骑马赶来，全骑马可能两天内）；假设确定新太守人选只花三天时间，则决定太守更替的行为就得在五到十天前做出。虽然黄安进攻梁山的准确时间没有给出，但从这部分描述、并回顾回看到蔡京当时下文安排济州府查生辰纲一事的要求“限在十日捉拿完备，差人解赴东京”来看，较大概率蔡京压根没有等旧太守的进展回报，就直接安排选官事宜、派出了新太守。

同时从新太守思忖的内容来看“蔡太师将这件勾当抬举我，却是此等地面，这般府分”，新太守上任急匆匆，根本就没了解济州府的具体情况，只当是蔡京抬举他。这甚至不应该是上任的正常流程，明显这个新太守也不是蔡京的自己人，大概率只能是买官、甚至可能是蔡京嫌对方钱出的不足的表现。济州府尹的任免完全由蔡京做主，且其任免缘由，竟公然就是蔡京自己的寿礼被劫，甚至看不到济州府尹公务上的错处；而旧太守也丝毫没有意见和反抗。难怪各地官员腐败，原来任免权已在蔡京个人手中、那各地官员不都只能向蔡京效忠、由着蔡京按各地向他进贡的财物考评了么。

如果是按公务论，私人财物被劫，怎么也免不掉府尹；什么，你说你这个私人财物量特别大，那不说别人是否拿的出同等量的货物来，或者说累积货物能否与你相当，你这个财物数量本身是不是就代表你有点问题啊？既然这个逻辑不能成立，那已说明此时朝中蔡京已经一手遮天、肆意妄为，个人的政治能量已经大过了朝堂上正常的任免管理逻辑，各地官员无从反抗。此时道君皇帝和正常的文臣执政团体在哪里？朝堂，已全乱矣。

让我们瞎猜猜买这济州府尹的官职，怕不是买官十万贯、后续在任每年十万贯吧？济州府尹，在你地面上丢了十万贯，我就把你的官位卖上十万贯，我蔡京可是吃不得亏的人，对不对。

而这个新到任的济州府尹，则给了梁山巨大的发展空间。梁山此时力量其实并不强大，总共就济州府送的几百匹战马、不到千人。不说调过呼延灼或关胜来，梁山就没有那么愉快发展的空间；哪怕不给旧太守时间设限，让旧太守正常安排兵马、选择将领、慢慢打造船只、采取步步进逼的方式，此时的梁山也不一定能对抗的了一州（常备三五千兵马）的力量。而新任府尹没有丢失生辰冈的责任，不需要非得和梁山对敌；却要花时间搞清官场关系、整理布防；要给蔡京继续进献收益、要回收自己买官的钱财则需要盘剥百姓。梁山有后面几年的发展时间、有未来成长壮大的人力资源和机会，还得感谢蔡京的这轮人事调动。蔡太师这真是梁山的贴心养护人啊。

从蔡京的行为、新旧太守的反应可以看到，此时的朝堂之上，包括各地方大员，这批人的行为指导思想已经只能是私利，司法程序只剩表皮、不剩内里逻辑、更别提符合道义了；此时朝堂之上和地方官员，论“忠”与否，应该只能忠于蔡京，绝不忠于官家、不忠于社会、不忠于道义。此时的官家忠于他自己么？王进已然迷失，恐怕也已未必。

此时江湖之上，则“朝天王”在梁山上血洗出一片初具道义理想的空间，并在第一轮济州府剿杀中因敌方作战计划的天然缺陷、自身计谋和地利的发挥、内部队伍的团结大获全胜；又因蔡京的人事任免获得了建设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在内部执政团体正确的方向引导下，没有浪费这一机会，道义萌芽开始在梁山之上茁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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