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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谈到日本对华侵略时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五四启蒙主义者之口，确实是可怕的。鲁迅多次引用过胡适的这次谈话，可见刺激之深。

胡适自己说对政治有一种终极的特别的兴趣，其实他的朋友们也都如此。当胡适等人积极主张立宪时，广东的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即奚落说：他们“未必是为民争权，不过想借此机会获得个人政治活动的地位，在政府里面分一杯羹罢了”。学者的身份容易掩盖对权力的欲望，致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学者对这欲望的掩盖加以掩盖，居然也做得那般的轻松自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与福柯的谈话中指出，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利益”说不能完全阐释权力问题，于是使用“欲望投资”一词来解释，认为“人们必要时可以通过一种比利益更深奥、更分散的方式产生欲望”；同时指出，“这并不同于利益冲突，因为利益总是追随和处在欲望支配的环境中”。韦伯曾经警告说，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在道德上将陷于两难的困境，他将无法使自己或群体的灵魂得救。追随政府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必然奉行一种秩序主义哲学，就像歌德在美国因茨遭到围困时说的那样：“我宁可要非正义，也不要混乱。”而且，为权力服务，必然意味着对“权力的整体政策”的服从。权利在本质上是整体化的，因此不可能绕道而行。事实证明，胡适们作为知识分子而晋身政府部门，很快为官僚制所同化，成为科塞所称的那类“特别官僚”。科塞肯定说：“如同生物体能包围并中和外来物体一样，官僚制也能使特别官僚屈从于它自身的用途。”他认为，即便处在决策高层，“在这种职位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一者知识分子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政策做出贡献的，而在规定这种标准时，他只起到次要的作用；此外，知识分子作为顾问，仅只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可能被用来为其实已经制定好的政策提供合法性。在这种情形中，决策者所需要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主意，而是他的赞同。在其他情形下，顾问事实上可能成为替罪羊”。李普曼对掌权的方式有着直接的体验，他总结道：“当一个人由教授与研究的职业变为决策者，变为掌权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变成政治家和事业领袖时，他就受到了约束。他的言辞不能被作为无私之论得到信赖，他的教导不能当做科学来信仰。把追求知识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成了相当恶劣的政客或不再是一个学者。”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将“儒”的语源考证为柔，实际上是认同知识分子以其柔软可塑的特性，自然进入权力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容器之内。以他为代表的英美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入阁的行为，体现了统治集团的旨趣。即使在此前后充当过所谓的“反对派”，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要“法治”，也如洛扎诺夫形容当时俄罗斯的“反对派”那样，不过是“奴才房间的反对派”而已。

5。猴王和酋长

法国知识分子德布雷有一个基本观点是：成群的知识分子与机构结盟，并从中得到权力和权威。科塞在《理念人》中列举知识分子活动的八种制度化环境也是很有意思的。比较一下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不同的制度化环境的选择和利用程度，他们与何种机构结盟以及如何结盟，对于了解他们的品质，姿态和面貌是颇具参考价值的。像胡适的一群，他们主要是通过大学，刊物，沙龙聚会进行密切的接触和联络的。胡适无论是作为大学的决策者，或是教授，都把教育当成为名山事业，而不致放弃；他所办的杂志主要是言论杂志，所载内容都是为学者所欣赏的、为治者设想的所谓建设性的意见。留学欧美的朋友的聚会，除了交流政治文化思想之外，多少带有增进私谊的性质。鲁迅颇不同，教育于他首先在于造就个性，培养反抗精神；办刊也是文学杂志，而且是以暴露性批判性为特色的；社交很少，常常回避聚会，上海十年更是到了离群索居的地步。即使在左联，他也是不开会，不交往，明显地游离于组织之外的。

在中国知识界中，鲁迅是一个孤独者，因此，在一生以专制政府为主要目标的、没有任何援手的、充满各种风险和干扰的斗争中，需要他特别的勇敢和坚忍。

1927年底，鲁迅刚到上海，就接连做了一通讲演，其中最著名的两次是，《关于知识阶级》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两次讲演都是谈知识者和权力者、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对立与冲突的，表明了在专制政治底下坚持斗争的不妥协、不屈服的立场。说到统治者，两次讲演都说到猴王和酋长，其突出的特征，就是禁止思想和任意杀戮。“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在“酋长政治”面前，知识分子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展倾向民众的思想呢？鲁迅据此将知识阶级分为真假两种，但判断说，假知识分子寿命比较长。他把思想运动同实际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所谓思想，惟是脱离现实的空谈。然而，专制是否就可以因此长久地维持下去呢？他明明白白指出：“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又说：“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

“民主与专制”的论战以双方共同进入“人才内阁”为结局，颇有大团圆的意味，而由力行社等为蒋介石独揽大权造势而发起的以领袖独裁为中心的法西斯运动，则由蒋介石本人出面叫停。中国到底有没有法西斯主义？“###”，“以党治国”的政制算不算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一书著者沃尔特·拉克尔认为，世界上其实不只存在一种，而是多种法西斯主义，但是，它们有一个公分母，也就是说，有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最低限度”，如共同信仰民族主义、等级结构和“领袖原则”等。他说：“法西斯主义依赖于一个国家政党的存在，而且程度不同地都依赖于对宣传的垄断以及威胁并使用暴力对付反对者。”在法西斯主义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在这里，意志是第一位的，司法是第二位的。“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下没有任何独立的司法。相反，如希特勒在1934年宣布的，党统治着国家。”在不同权力形式的组合中，恐怖与宣传的结合，被视为现代极权主义传统。像汉娜·阿伦特等，就是把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并提为极权主义国家。恐怖手段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以外，还以不完全保密的办法，多少带有神秘主义的办法，散布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难以名状的、吠形吠声的恐惧，使之渗透到国民中间，而不仅仅施之于敌对群体的成员之中。恐怖与宣传是对立的：一个是强制性的，一个是说服性的，可是在完整权力条件下，它们是如此地相辅相成。

大屠杀是一种恐怖，“暗暗的死”是另一种恐怖。自“清党”之后，鲁迅不断著文，揭露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秘密死亡”。《写于深夜里》有一节，题目就叫《略论暗暗的死》，文章使用大量反语，刻毒而悲凉：

……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去，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杀人……

所以第三种秘密法，是即使没有策士的献议，也总有一时要采用的，也许有些地方还已经采用。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6。反抗中国式法西斯

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整个形势，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这种恐怖，的确随时随地同官方的宣传搅缠在一起。所以，鲁迅在抨击恐怖制造者的同时，常常戳穿他们的阴谋，暴露各种政治宣传的反动本质。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公开指出，国民党掌握政权之后，省悟到一切统治手段都不彻底，惟有“大造监狱”，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监狱有两种，一种是到处都有的国粹式，还有一种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监狱”，是做给到中国的外国人看的。至于“反省院”这样的“特种监狱”，则是新近发明的。犯人在里面可以受教育，学政治，反省和写毕业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不可。文章说，偶尔遇见考完放出的“良民”，都大抵是萎靡不振的，可知这种新兴的监狱是如何地使犯人受着肉体和精神的严重折磨。《同意和解释》给专制主义换了一个说法，叫“动物主义”。“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征求同意或加以解释，都是意在宣传。“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当上司对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马克思曾经说过：“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动物主义盛行，可见在中国，着实未曾走出中世纪。五四是反动物主义的，那是走出中世纪的第一步。然而，官方却宣传说，“五四式是不对了”，“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对此，鲁迅就学生请愿遭到镇压一事写道：“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自然，压迫者也有虚弱的时候。《上海所感》揭露说：“革命者因为受到压迫，所以钻到地里去，现在是压迫者和他的爪牙，也躲进暗地里去了。这是因为虽在军刀的保护之下，胡说八道，其实却毫无自信的缘故；而且连对于军刀的力量，也在怀着疑。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而拿着军刀的伟人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钱，也使他们的自信力更加动摇的。”为将来计，他们是随时准备洗刷自己的。关于贪污，鲁迅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外国也有》一文引出古巴一则电文，说古巴政府对前总统麦查度及其旧僚属下逮捕令，并扣押其等财产二千五百万美元云云。鲁迅写道，对外国这等贪污案例的发现，“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接着说：“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提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后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政府是善于宣传的，也就是对外说谎。鲁迅在《宣传与做戏》中还举例说，如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间学校装装门面；全国有大量文盲，总得请几位博士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着几个“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总之，是“普遍的做戏”。“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

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日渐扩大，“民主与专制”的论战揭开了序幕，众多学者纷纷鼓吹独裁的时候，鲁迅接连写了两篇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华德保粹优劣论》开始便说：“希特拉先生不许德国境内有别的党，连屈服了的国权党也难以幸存，这似乎颇感动了我们的有些英雄们，已在称赞其‘大刀阔斧’。但其实这不过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别一面，他们也是很细针密缕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就是全国控制，从禁止别的政党政见之外，连一首歌是什么倾向，一条狗是什么性别，是否需要禁止，都要做出具体的规定。《华德焚书异同论》通过秦始皇和希特勒的焚书一事的比较，指出法西斯主义旨在消灭“非德国思想”，消灭异端，消灭科学的野蛮行为，暴露其使妇人和小儿永远沉沦于黑暗之中的反人类的本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第一节“关于中国的火”，里面还说到希特勒，从放火说到烧饭点灯，证明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无不以毁灭人民的福祉为目的。文章都以“华德”并提，着重点仍在希特勒的“黄脸干儿们”。他们为希特勒的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而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完全的沆瀣一气。然而那结局，文章暗示说，都“不必二世”而亡的。

对于一个独裁、专制、反人民的政府，鲁迅没有像热衷于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的秩序主义者那样，幻想着如何帮助政府完善体制，填补缺陷，消除隐患，无论从情感到理性，他都不能接受这类改良主义计划，相反极力促进另一种激进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革命使政府消亡。这样的政府越庞大，国家越有实力，人民失去的就会越多，直到一无所有。

暴力和恐怖剥夺了他的安全感，虚伪的宣传使他感到恶心。在同行的大量的叛卖，顺从，钻营，苟且中间，他的愤激而又不无忧伤的声音，已然遭到政府，同类，以致自己的掩盖。在他晚年的书信里，流布着黑暗，禁锢，死亡的阴影；许多在《野草》中曾经流露过的情绪，其实已经变换了形态重新在这里显现，这在杂感中是少见的。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又说：“生丁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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