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14部分（第1页）

三界中的生命是有层次的，欲界的可以通过修炼到色界甚至无色界。但不修炼就上不去。而上面两界的生命是随时随地可以回来转一圈的，因为他们是比我们能量大得多的“神仙”。色界的神仙回来，会化做不同的形状，或许我们能看见他们，但是无色界的“神仙”下凡，我们欲界的肉眼凡胎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摸不到。

但是，佛家所谓解脱的最高境界是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也就是无论仙境的色界还是无色界，都不是修炼的终极目的，因为只要在三界内，你不管生命多么恒久，最后都逃不了因果和轮回。生命还会在三界中上上下下地折腾。而佛家所谓寂静的涅槃境界，是彻底摆脱轮回，达到永恒的不生不灭才是最后的解脱。

按照佛家的这一生命观我们再来看生命，太阳系中的行星，甚至我们的地球，都有可能存在色界和无色界。比如刚刚被开除出行星行列的冥王星，据说是一个气体的球，当然不会存在我们欲界里的所谓生命，但谁能保证它不存在无色界的生命？包括地球，黑暗无比的地球内部，谁又能保证没有一个无色界天？

因为，在佛教里，天地、内外、上下都是相对的。过去人们一说天人，就一定认为他们在我们上面，那是因为我们把地球当成一个平面之缘故。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并不存在所谓上下的绝对概念，概念都是相对的。因此别总把眼睛朝天，说不定哪天，所谓星外生命就会驾着飞船（当然这个飞船我们可能根本就看不到）从地底下，从海洋深处钻出来。

据说爱因斯坦临死前曾经警告人类：千万别对外星生物开火。也许大智慧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在三界中，掌握了飞船、原子弹的欲界天生命，能力是最微不足道的。

三界内如此，三界外的宇宙就更不知道是怎样的天外有天了。2007…04…17

评论：

大智慧的爱因斯坦也同样力挺佛教，认为未来的宗教应该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而重实践与体验，那只有佛教了。（不垢不净）

覃贤茂点评：

看到萧然兄这篇《关于三界内外的生命》的文章，想起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科幻小说——《死者的代言人》，在这里忍不住要向大家推荐一下。

此书的作者是美国有名的科幻作家奥森·斯科特·卡特，他从从197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至今，获得雨果奖与星云奖的24次提名，并5次最终捧得奖杯，在科幻文学界是大名鼎鼎。

《死者的代言人》是奥森·斯科特·卡特所著安德系列中的一部，我认为其具有非常天才的精典性。

安德系列是卡特最成功的系列作品，而《死者的代言人》则是其中最值得褒奖的颠峰之作。

虽然《死者的代言人》是《安德的游戏》后续作品，但卡特曾经说过，他之所以在前面写了数部安德的游戏系列，其实都是在为了《死者的代言人》一书作铺垫，他真正想写的，正是《死者的代言人》一书。

在小说《安德的游戏》中，人类第一次接触到外星异族虫族，少年天才安德在完全不知情的游戏的情况下，赢得了战争，毁灭了虫族星球。然后安德最终却明白了，他犯下了一个毁灭异族文明的错误。

到了《死者的代言人》一书中，安德已经完全觉悟和成长起来。当不同的异族文明发生冲突时，文明的终极价值和道德底线应该怎么样去判定和调和？

《死者的代言人》一书中，安德开始了赎罪的心灵之旅、认识和内省的存在之旅。在一个遥远的人类植民星球上，继虫族之后，人类接触了第二个异族，安德终于带领着人类学会了宽容和与异族文明共处。

也谈王道与佛——回应野狐禅兄（1）

宗教势力介入世俗政权也要一分为二，它也和世界上任何事务一样，有一弊就总有一利。这一利就是，宗教势力也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甚至民主发展的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来自于其对王道的制衡作用。（提要）

野狐禅兄在评论里说：“纵观历史，参禅悟道，多是闲情逸志之人所为之事，于臣，如苏东坡所处的北宋；于君，如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盛行。算起来，都算是国家中兴王道治世的一个阶段。想到这，以为萧然师兄谈佛论禅的意义，恐怕也在于此吧。”

野狐禅兄的留言每每引发我思索，只可惜尚不知道此兄是何方高人，从它留言的字里行间，我觉得此兄无论才情还是才气、才华，均该在我之上。

野狐禅说道王道与禅，让我想到王道与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一些微妙关系，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对王道影响最小的是佛教。

佛教在印度，远没有印度教对政治的影响大。在中国，除去藏传佛教，有点政教合一的味道，而汉传佛教对王道的影响很有限。虽然有不少皇帝，如梁武帝、武则天、顺治、雍正等，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佛教作为一种完整的宗教势力并没有像西方的教会那样，对政权产生过重大影响。这的确是一耐人寻味的现象。

为什么佛教在其鼎盛时期，可以影响到全民，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没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介入世俗政权？在我看来，佛教自身的组织架构是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的组织以寺庙为单位，一个寺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严谨的结构，但是走出寺庙，佛教并没有一个把寺庙联合起来的横向的机构。因此，纵使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寺庙，但是他们互不关联，而且没有等级之分，别管寺庙大小，方丈都是一样的级别，少林寺的方丈是方丈，法源寺的方丈也是方丈，彼此平等。平等当然有平等的好处，但也导致佛教难以形成势力，因为谁也号令不了谁。

而天主教则是一个类似世俗政权的金字塔结构：塔尖是教皇，下面有红衣大主教，和大主教，在下面有主教和神父，可谓等级森严、结构严密。垂直体系便于整合势力。这就和过去一些大的帮会一样，要成气候，一定要有等级，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很难衡量其利弊。回过头看，当初西方教廷势力过大时，也一度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比如，教廷烧死科学家哥白尼就是明显的一个坏例子。但是，从更长远看，宗教势力介入世俗政权也要一分为二，它也和世界上任何事务一样，有一弊就总有一利。这一利就是，宗教势力也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甚至民主发展的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来自于其对王道的制衡作用。

总体而言，今天西方的民主进程快于东方。这绝非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功劳。如果论思潮，中国早在孟子时代就有“民贵思想”甚至“民本思想”（孟子早就提过“民为贵，君为轻”。当然，孟子的民贵思想的出发点是“君”，这是后话。），但仅有思想远远不够。我认为，西方的民主先进一些，实在与宗教势力分去一部分王权，从而产生某种制衡力不无关系。

仔细分析，东西方的王道其实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王道至高无上，不仅讲究“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服从，而且中国的王道是“天授”，皇帝是天子，是“奉天承运”。而西方的王道就则是纯世俗的，没有上帝给它撑腰。因为上帝只给教会撑腰，如果说西方也有“天子”，那也应该是教皇而不是国王。这样，东西方的王道就有了“天壤之别”，一个是天子，一个是人君。

“出身”差异导致利益和权力也大不同。在中国，王权拥有一切。姓赵的当了皇帝，天下就姓赵，所有东西名义上都是他的。而西方不行，你虽然是君，但也是人，和贵族甚至百姓没有本质区别。加上旁边还有和你平起平坐的教廷势力，这就使得王不得不和贵族和教会展开博弈。几百年的博弈下来，产生了影响到后世政权的“圣经”——《大宪章》，这一“圣经”规定了国王与贵族彼此的权力和义务，大大削弱了王的权力。

也谈王道与佛——回应野狐禅兄（2）

这个把王道加上了紧箍咒的《大宪章》其实是后来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这个东西，西方之后的民主进程只靠几个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论，绝对不可能走的这样快、这样彻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宗教制约王道，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

没有制约的王道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显现出积极的一面，比如在生产力比较低时期，集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高度集权使中国在长达近1000年的时间内领先于西方。

但是，别忘了“特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王必须是明王而不能是昏君。因为，没有制约的体制导致在体制内部没有办法产生自我修复的力量，要改朝换代，只有靠来自外部的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别管多么昏庸、多么残暴，永远不会在本朝代内，像英国的查理王、法国的路易十六一样，被推上断头台。除掉夏桀，只能靠商汤，同样除掉商纣王王也只能靠文王和周公。

因此，中国为除掉暴君所付出的社会总成本就比之西方大得多。所以，明君们殚精竭虑积累起来的财富，就在一代代王朝更迭的革命里毁于一旦。周而复始的打破重来的发展模式的结果正如艾丰先生说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奋斗了几千年，换来的还是一穷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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