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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从上述阎锡山《军国主义谭》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阎锡山上呈此件的目的，是为了让袁世凯学习后起国家德国和日本的“立宪”和“军国”强国之道，使中国在列强爪分世界的狂潮中避免亡国的惨状。

军国主义起源于德国，又兴起于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后，迅速由一个侯藩割据、几被瓜分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强国，以后又靠军国强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与其说类似受制于列强的德国，不如说更像半封建制的日本。因此，当时国人主张学习日本政治军事者，有相当的市场。这对曾留学日本，亲眼目睹日本飞速崛起，并大声疾呼“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阎锡山来说，势必要以中国去同日本比照，势必想要中国学习日本的长处，个中救亡图存的心理因素，还是主要的。为此似乎不应该把阎锡山主张军国强国简单地冠以“军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之类的帽子，加以完全否定。再者，军国主义者的本质劣性是疯狂对外扩张侵略，阎锡山虽倡“军国主义”，但反复强调的是“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这是与德日军国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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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1）

袁世凯是个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大*者。1914年1月，他正式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占多数议员、作为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的国会，随之通令取消了各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5月，袁世凯又公布了一部为他搞专制*服务的《*约法》，同时宣布废除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性质的《*临时约法》。袁记“约法”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另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大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袁记约法，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几乎与封建皇帝相等的专制权力，而且使袁世凯取得了进一步加强专制*的法律依据。根据袁记约法，袁世凯成立了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作为御用立法工具。12月，他操纵“参政院”搞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他获得了当终身总统、指定总统候选人的法定权力。

面对袁世凯的*行径，国内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束手无策。二次革命后逃亡日本的孙中山，“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东渡以来，日夕苦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竞辛亥之功”。　他在日本聚集部分同志，决定解散国民党，放弃妥协的议会活动，另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建立，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准备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在日本的原国民党员千余人中，只有300余人加入，其中最积极者是陈其美等人。陈其美很活跃，工作很积极，同年9月奉孙中山指示为革命到南洋筹款，12月回国策动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派乔义生秘密通知阎锡山“虚与委蛇，暂勿轻动，俟南军渡过黄河，再行出师接应”，　并告以和回国策应革命的陈其美加强联系。

据阎锡山回忆：

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特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于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1915年，袁世凯在破坏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起个人专制*体制之后，便紧锣密鼓地加紧复辟帝制活动。8月，他通过其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文章，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并授意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他通过北洋将领联电拥护帝制，又通过各地的爪牙用威胁和利诱的手段，伪造民意，强令人们拥戴他当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位。次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他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上“洪宪皇帝”的金銮宝殿。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发表檄文讨袁，并通过“中华革命党”，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举行武装反袁斗争。一向主张立宪的梁启超、蔡锷等人也秘密策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2）

当全国反袁力量逐步汇集成一场颇具声势的“护国运动”时，阎锡山为了隐蔽自己，作出了各种拥袁称帝的表示：

1915年9月3日，他秘密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君主国体。电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近自筹安会讨论君主国体问题，全国一致，极表赞同，公民请愿，望治甚殷。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采取德、日两国君主立宪法，不足以立国而救亡。如徒慕共和虚名，既无美、法国民之程度，将不免墨、葡纷争之惨剧，虚名已不可得，实祸且将立至。当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幸赖我大总统德威远播，内乱削平，邻交敦睦，外人翕服，乃得维持治安，以至于今。如渡河中流，已脱惊涛骇浪之险，而尚未诞登彼岸。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其关系中国前途治安更巨且大。我大总统为四万万人所托命，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且近闻有人建议，阻挠反对筹安会之讨论，或且以复辟之说相抵制，不知改定君主，乃内审国情，外窥国势，出于全国人心爱戴之至诚。非君主不足以救中国，非天纵英辟，为全国军人所推戴大有为之君主，不足以救中国，此系国家主义所驱迫，不能参以君臣旧说之空谈。故君主问题与复辟之说，绝不相容。且前清因怵于革命，举天下以让之民国。民国成立，于前清已断绝关系，今民国以鉴于列强趋势，国民请愿，由*而移之君主，天与人归，各当其时，于前清更毫无关系，尚复何言。如因一二浮议，破坏君主立宪国体，徒使怀挟私见之庸臣，及幸灾乐祸之乱党，自幸其得计，而违拂民意，陷于危亡，谁复肯为国家出力。惟有恳乞我大总统力予主持，早定国是，不拘于迂儒旧说之谬，致扰国家长治久安之计。锡山忝列军人，苟利于国，险不避，誓当竭忠报国，以仰副我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谨冒昧以请，伏乞鉴纳，不胜惶恐迫切之至。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谨密呈江印。

9月4日，由热衷于帝制运动的段芝贵领衔的北洋系14省将军联合拥袁称帝的密电中，列有阎锡山的名衔，阎知后非但不表反对，反而于9月16日，电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参政院”，以急切而渴望的语气，极尽虚构奉承之词，表示企望“参政院”早日议决实行君主宪政。其电文如下：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钧鉴：近闻各省公民，以君主立宪，联名请愿，于君主*之利害得失，尽情上陈，钧院固已详细审查，洞若观火，思有确定国是，以慰国民望治之殷，其不能不畅思深虑，出以审慎周详者，正欲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策耳。然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祝，早日议决，有以符舆情而巩固国基也。慨自辛亥革命，尝以共和为过渡手续，内乱削平，荏苒四载，政谈纷歧，国民惶骇，自由为厉，有目共睹，而况葡萄（牙）、墨西哥覆辙，殷鉴不远，欲弭内乱，惟有改弦而更张之。审之国是，察之民情，考之历史之沿袭，方舆之博大，种族之繁庶，非大有为之君，建设强有力之政府，施以统一之政治，励精图治数十年，不足以振国是而救危亡。即证之国际之趋势，欧战发生，公理显无足恃，欲维持国际之和平，必须有上等之势力。吾国苟不足自立，将为东西不和平之导线。自立之道，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定君主宪政，断不能收上下一致精神贯彻之效。富强如英，经数次战争，犹深感畴昔自由主义之困难，而趋向于军国政策。我以积弱之国，急起直追，惟日不足，如果能与列强势力相剂，而趋于均等，则国际和平之维持，乃有确实之保证，非厉行军国主义，果有何术以致此。而以共和总统制，厉行军国主义，与以君主立宪制，厉行军国主义，试以德、法、日、美各先进国为比例，果孰得而孰失？盖共和之精神，与军国民之精神，固已绝不相容，而德、日之发奋为雄，岂非以君宪而厉行军国主义之效！此非谓假名君宪之足以强国，必君宪而后能厉行军国主义，以图自存，亦即以维持东亚之和平也；且治国之要，顺多数人民所趋向而措之则安，背多数人民所趋向而措之则危。　。　想看书来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3）

今者，公民请愿，如云斯集，朝野上下，一致赞同。书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所谓天与人归，今其时乎！如蒙竟然主张君宪，则长治久安之策，莫大于是。倘国本一时未能决定，一切政治，均已停滞而不能进行，甚非国家之福。忧心如焚，莫知所措，惟有恳乞钧院，审各省公民请愿书，迅予表决，救国救民，利赖实深。锡山忝列军人，罔识法理，越俎言事，亦自知罪，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心所谓危，难安缄默，冒昧渎陈，惟乞垂察。同武将军阎锡山铣。

为了不使袁世凯怀疑他赞同实行帝制的“诚心”，阎锡山在亲电袁世凯表示拥其称帝的同时，还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各处商号票号，甚至指使其父亲阎书堂以山西“公民”的名义，分电袁世凯政府，请求早废共和，速立君宪。

袁世凯承认帝位后，于1915年12月21日策封要员。冯国璋等封为一等公，唐继尧、阎锡山等因劝进有功，被封为一等侯。对此，阎固然不会引为荣耀，但也未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正值河边村阎府一座二层小楼刚刚完工，村民建议取名“得一楼”，阎未反对。

在袁世凯热衷于帝制自为时，西南地区正酝酿着一股倒袁势力，主要领导人就是曾任滇督、一度受袁世凯赏识的蔡锷。阎锡山与蔡锷本是留日旧友，二次革命时表面态度也颇一致。蔡锷1913年底被调离云南赴京时，即察觉到袁世凯将有异图，于是约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百里）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用以联络知音，对付非常事件。此时，阎锡山曾派李敏之（名敏，云南人，与阎日本同学）赴京与蔡锷秘密联系，“数度往来京并”。　1915年秋冬蔡锷与梁启超等密商潜返云南前，曾以壁间所悬“雅量风清兼月白，高情涧碧与山红”之带框湘绣对联　，托李敏之携赠阎锡山，暗示将要离京出走。

这些说明，阎锡山与蔡锷二人确实情谊匪浅。但当蔡锷回到云南，统一了云南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战争时，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并显示出对袁世凯“忠心”不二，竟然公开表示反对护国讨袁。12月29日，阎锡山致电北京政事堂，不仅再次表示自己赞同帝制，而且对参与发起护国战争的唐继尧等人大肆诟骂，批评他们是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主张应立即出兵讨“逆”。电文内容大致为：“……自闻滇事发生，迭径吁恳皇帝明发谕旨，遣师讨逆各在案。查阅该逆等通电，措词狂悖，实属叛迹昭彰。此次改定国体，统以法定手续，以正大之机关，征真确之民意，全国一致…可知国民厌弃共和…盖*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戴在约法，中外咸知，故国*张君宪，虽元首不能不勉从民意。迨至万姓拥戴，责以大义，我皇帝犹谦德不居，复径国民代表再三吁恳，乃始俯顺舆情，允主中夏，虽欲诿避，无以自解。唐继尧等逆，前通电各省，以非帝制不能救国为言辞，复迭次劝进，主张甚力。今乃忽翻前议，谋害国家。该逆等叛谋昭著，与云南全体人民赞成君宪，推戴圣主之意，大相违反，诬蔑元首，不忠；反复无常，不义；拥兵作乱，陷害生民，不仁；去顺效逆，谋覆主国，不智。似此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于官为叛，于民为匪，总其通电之词意，全属乱党之行为，非受迫协，失其自由，即与通谋，甘为祸首。设该逆等，意存割据，暗借外援，是自启分裂，以速灭亡。滇省人民，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患何堪设想？拟恳皇帝乾纲独断，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俾中外人等，咸知该逆等，不惟云南之罪人，实为国民之公敌，万不能因二三叛臣，致碍帝制。一面仍乞迅派劲旅，以苏民困而遏乱萌……”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4）

时序进入1916年（洪宪元年），袁世凯矫情不登皇帝大位。1月8日，阎锡山接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等来电，请联名或各自发电促请袁世凯早登大位。为虚与迎奉，阎便于次日单独上电袁世凯，表示山西军民对于君主政体极为拥护，对云南护国起义敌忾同仇，请袁勿以滇乱为意，应早日登位：

臣伏思陛下首出庶物，天泽之分已定，只以即位大典未行，人民悬望，呼吁出于至诚。即亦曾以早登大宝，屡渎圣德，均属情不自已。至于滇逆小丑，势力穷绌，天讨所至，立见消除。此等二三反徒，无关大局。巨受恩深重，督晋已久，地方情形，知之素悉。默察境内人心，安谧如常，边外防务虽重，经调遣劲旅、扼要分驻，足资策应。所有保卫地方之责，谨当督率所部，完全担任，决不至稍有意外，上劳宸廑，伏乞皇帝早日登极，以慰率土归依之愿……

然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方兴未艾，不仅革命党人、立宪党人群起反对，就是北洋系营垒内部也酝酿着反袁力量。北洋系的二大将领段祺瑞与冯国璋，本想继任大总统职位，但袁世凯称帝势必割断了他们继续升徙的前途。他们因对袁的称帝阴谋不满，而与袁的关系日益疏远。在袁积极策划帝制期间，段祺瑞离开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以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另外，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而去；其他“军政名官”也都与袁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系集团已分崩离析。1915年3月15日，广西宣告独立。18日，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征求意见。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3月22日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4月22日袁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自己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北方政局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为之一变，阎锡山对政体的态度也随着发生变化，但在对待袁世凯上，仍相当谨慎。他对袁世凯撤销帝制表示欢迎，却又默认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权位。3月27日，他在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及参谋总长段祺瑞时，就表示：“滇黔事起，日寻干戈，现在国势承积弱之余，强邻逼处，风雨飘摇，同室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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