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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旧式的钱庄、银号。山西之有银行，虽始于1913年中国银行分行之设立，然属于山西地方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业，当始于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银行”。

在现代社会，金融为经济之杠杆。对此阎锡山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常对人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于独掌山西军政的阎锡山来说，无论是扩充军队，还是兴办实业，都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力，都必须有自己相应的金融机构和系统去支撑。于是他竭力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山西金融，于是就有了“山西省银行”的成立。

山西省银行的前身是“山西官钱局”。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作为维新之举，清政府由国库出资在各省设立官钱局（或称为官银号）。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巡抚以“裕国便民”为号召，奏准清廷在山西设立了晋泰官钱局。辛亥太原起义时，官钱局被抢劫一空，房屋也被烧毁。太原光复，阎锡山就任山西都督。起初因军政情急，无暇顾及其他，军费开支靠与大户、巨户借款筹措。次年，他由绥包返并后，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不能没有自己的“钱局”。于是，责成原晋泰官钱局总理渠本澄将局中的内、外欠账作了清理。之后，去掉“晋泰”，冠以“山西”，使“晋泰官钱局”摇身一变，成了督军可以直接掌握的“山西官钱局”。

据王尊光、张青樾回忆，晋泰官钱局变成山西官钱局后，以新绛人王化南为总办，随即恢复营业。“1913年，袁世凯在各省新设国税筹备处，后改为国税厅，以前由财政司管理的国税，改由国税厅统辖，国税收入完全交存中国银行分行（其时，太原的官办金融机构除了官钱局之外，还有由大清银行改组的中国银行分行——作者）。财政司所管的地方收入以及田赋附加税捐各款，仍存官钱局。这时官钱局就成为阎锡山支付一切费用的供给机关”。

据《民国财政史》载，山西官钱局“由该省军政府拨资创办。总局设于太原省城。旋因资金不足，续拨官款21400余两。民国二年一月，复拨所获红利6400余两。同年12月，又拨资本231000余两，约合银元320900余元。此该局先后拨入资本之数也。当创办之初，悉照票号习惯，并未明定规则。至二年十二月添发资本后，乃由该局重定新章，实行改组，将全面职务分配为文书、会计、出纳、营业四股。其营业情况，以经理司库款项之收支为主要，而于商业上之营业范围甚狭”。

山西官钱局成立后，即开始发行“银票”。“初发行小银元票60000余元，不久即收回。民国二年（1913年）底又开始发行小银元票81800元，大银元票4040元。到六年（1917年）底该局在外纸币流通额，计大银元票53723元，小银元票9097元”。

在改组山西官钱局的同时，为了与河东“军政分府”的李凤鸣、张士秀相抗衡（李、张因与阎锡山不睦，为求自立，向蒲、解、绛三州所属17县的殷实商民，筹集现银万余两，于1913年设立河东兴业银行，后改称兴业钱局）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主动权，阎锡山又于1913年筹备成立了“晋胜银行”。晋胜银行以贾继英为行长。总行设在太原市帽儿巷，在大同设立分行，在京、津两地设有办事处。关于晋胜银行的资金来源，南桂馨回忆说：“康佩珩于续桐溪去大同后，把在五台县东冶镇的忻代宁公团改为保安会，民国元年撤销时，留有四五万元，交阎分肥，作为他们两家的股金，投入了晋胜银行。另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因太原败退，向北路逃避，阎在军款截旷项下拨出两三万元，分给他的亲近人赵戴文、张玉堂、黄国梁、徐一清等，作为晋胜银行的股份，分给了我两股，每股股金1000元。同时阎将每月军费总交该银行，调拨支付，作为流动资金，周转运用。”　显然，与山西官钱局不同，晋胜银行是属于私股性的金融机构。它除开展普通的金融业务外，还通过阎锡山与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关系，代办了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晋胜银行弥补山西官钱局之缺憾，勉力为阎锡山维持局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发展经济文化　开办本省银行（2）

山西官钱局设立之初，阎锡山以都督名义，一度实际上操纵了山西军政。那时的财政虽归民政长管辖，但他们并无实权，不能也不敢与阎对立。待到袁派金永作了山西巡抚后，情况就大不同前了。金永依仗袁世凯作后台，根本不把阎锡山看在眼里。他大权独揽，一手掌握了山西的财政大权，山西官钱局自然处于金永的掌握之中。这样，“阎所领者只不过将军署额定经费而已。从此，不但空名义必须取消（原来在山西都督府成立后，阎锡山为照顾革命出力人员，使各方取得平衡，在都督府内外设立了若干空名义——作者），即实缺原官，如‘秘书长’等亦予裁撤。虽有晋胜银行稍资挹住，然该行历史不长，局面不大，临时筹剂则可，久供大批人员的生活力有不胜。因之阎在这一时期，经济大窘，从而他在这方面也费了不少将来如何如何的筹思”。

阎锡山在1917年得兼省长后，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经济处于拮据状态，一方面又需要依靠足够的经济力来扩充实力。有鉴于此，作为权宜之计，他首先设立了两个机构——铜元局和机器局。辛亥革命后，币制统一改为银元，山西田赋自1913年开始，即改征银元以下的辅币，当时在民间流传的仅为制钱，交易携带均感不便。而是时其他省已有开始铸造制钱的。阎锡山便瞅准这个机会，在民间收购制钱和废铜，以铜元局铸造铜元，从中谋取利润，以解不时之需。同时，由于考虑到以后省政与军队的开支将会日益增加，没有能够统制全省的金融机构难以支撑；而以官钱局的名义既不适宜发行全省统一的纸币，又难以统制全省之金融的现实情况。阎锡山决定接收原山西官钱局的全部人员和物资，筹组新的金融机构——山西省银行。

经过一个时期的筹措，1919年，阎锡山下令结束山西官钱局，代之以“山西省银行”。

是年8月1日，山西省银行在太原傅公祠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出席大会的股东达245户。大会在临时主席赵戴文的主持下，选举了董事、监察，通过了“山西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正式宣告了山西省银行的成立。

山西省银行成立之初，采取公私合办的形式。资本预定为300万元，第一次股东大会时，实收股本万元。“在私股方面，预定为100万元，于1918年筹备期间即开始招募，下令各县公款局、商会、钱业公会、粮食公会等机构发动认股。实际招募到的现金不多，其中一部分是以‘善后公债’入股的。辛亥革命时，阎锡山曾派人向祁县渠筱洲劝募过白银13万两，其他辛亥革命军也有向地方劝募的款项和经过地方所供应的物资。1913年阎锡山为收买人心，将各种款项一律作为无息公债发给地方和原主，准备分年抽签偿还，称为善后公债。省银行成立时，即将此项公债收回，折合成以元为单位的股票，作为银行投资，按股票额由财政厅垫付现金。在公股方面，除官钱局转交的资金20余万元外，其余由财政厅筹措。按照当时银行注册领照的规定，收足股额半数以上，即可开始营业。省银行开行时实有资本约为180万元（此数应包括善后公债在内——作者）”。

公私合办的形式一直维持到1922—1923年。据南桂馨回忆，公私合办的形式对于银行创办之初的筹资是必要的，不过，“既有商股，必有商股方面的董事和监察人，对阎的任意运用省行资金，多少也有点不便，所以在民国十一、二年，他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名，把私人股票一律收买，给予票面十足现金。各持有者亦甚满意。追想以前，从地方对军队供应，变为公债，从无利公债，变为有息股票，今又获得十足现金，这确系当时各省所没有过的好事。从而‘阎锡山不骗人’的话，传遍各地，而省行信用更昭著了。”　这样，阎锡山不仅按照自己的意愿，使山西省银行由公私合办从此变为单独公办，而且为其赢得了信用，可谓一举两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发展经济文化　开办本省银行（3）

根据“山西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经营普通银行事业，调剂全省金融为宗旨”；“设总行于山西省城，总辖各行一切事务”；“除山西省垣外拟于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归化、包头及省内太谷、新绛、忻县、大同、长治等处先行设立分行”。山西省银行的营业范围为：（一）存款；（二）放款；（三）汇兑；（四）买卖生金银；（五）折收未满限期票及汇票；（六）代素有交易之银行、公司、商号及个人收取各种票据之款项；（七）代人保管贵重物品；（八）兼营储蓄业务。此外，阎锡山创办山西省银行还有两个更重要的目的，这就是代理省金库和发行省钞。

在开展银行普通业务方面，山西省银行得天独厚。1918年，省行还在筹备期间，即开始办理存、放款业务。正式成立之后，由于背后有着政权的支持，其业务很快就扩展开来。据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对山西银行业务的调查显示，无论是中国银行的太原、大同办事处，还是上海交通银行的大同办事处，抑或是天津裕华银行在山西的分行，都不足以与山西省银行相抗衡。就资本而言，当时山西银行业务的总资本额为300余万元，山西省银行一家即达240万元，占到总额的80％，处于绝对优势。从存、放款业务看，存款方面，“当时存款的种类分为定期、往来和特别三种。特别存款总额1万余元，为省银行全部吸收。往来存款总额130余万元，省银行吸收了83万余元，占到63％左右。定期存款总额224万余元，省银行吸收到54万元，占24％左右”。放款方面，“各银行的放款总额为840余万元，其中省银行为590余万元，占71％左右。”“信用放款总额为676万余元，其中省银行为595万余元，占88％”。

在代理省金库方面，山西省银行可谓“一枝独秀”。山西省银行开办之初，只办理普通业务，对于山西省财政厅的款项收支，与一般银行手续等同。二十年代初，方根据阎锡山省署财政的需要，在其太原分行下设立了“省金库”。省金库作为银行中之专门机构，一方面代财政厅收发各种款项、支付军政各费；另一方面兼管发行和兑换“金库券”。金库券系阎锡山的创造，其实就是一种在6个月之后才能兑换的有价证券，相当于国库券、公债券等，可视为山西发行地方公债之始，1921年前后开始在山西发行。阎锡山推销金库券采取硬性摊派的方式，如在军政人员的薪金里固定搭发等。“其办法是：于军政人员每月关发薪饷时，按210搭发，6个月后兑现，每月每元6厘利息（当时银行放款利息每月每元为1分1厘），如到期不兑，过一个月，多加一个月利息，但不到期而想兑换，则需到街市小钱摊上去贴现。……金库券的发行额，系由财政厅决定，省银行只按财政厅的支款凭证开付而已。此项金库券于1928年阎锡山兼领冀、察、平、津后，不便在初兼领的地区发行，因而在山西也停止发行。从此省银行结束了此项业务。”

在发行省钞方面，山西省银行得以专办。发行纸币是经济繁荣、金融发达的需要。山西民间发行纸币——钱帖子，由来已久。然而，金融的不统一和缺乏管理，几乎所有的商号店铺都可发行纸币，从而使纸币发行陷入混乱过滥的境地，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对此，当时阎锡山在给北洋政府的呈文中称，“查晋省制钱，久已缺乏，铜元亦复无多，以致各县私立商号滥发钱帖，几成不兑现之纸币，不但市面不稳，而公家财政感受周转困难之影响，非亟取缔，不足以弥隐患。”

三、发展经济文化　开办本省银行（4）

山西省银行成立后，为发行省钞作准备，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为统一全省纸币发行权；其二为筹措准备金。

首先是统一全省钞票发行权。“当时，在货币的使用上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各县使用的银钱，计算单位极不统一，有的以银两为单位，有的以银元为单位，有的以制钱为单位。而制钱的计算单位也不统一，有以1000文为一吊的，有以960文为一吊的，也有以820文为一吊的。……另一种是各地的私营商号，只要有些资本和信用，他们就发行银钱票子。还有商号来往交易，不见现款，通过钱庄过拨，称为‘拨兑钱’的。当铺、粮台、钱庄出钱帖子，代现款流通。因无限制，所出帖子，往往超过其兑付能力，从而亏空倒闭，坑骗商民。阎锡山便乘此机会，下了一个命令，规定各县商民交易一律以银元为计算单位，白银按7钱2分折银元1元。交易以现款为主，有信用者可以赊欠。禁止商号出钱帖子，不准钱庄以‘拨兑钱’名义，从中过拨，暗增通货，影响物价。……接着，在省银行发行钞票后，私商银号、钱庄也起而效尤，纷纷发行铜元券，趁火打劫，……一时市面钞票如毛，物价高涨。1922年，阎锡山利用整顿商业名义，召开全省商界联合会，借口‘商家滥发票子，时常骗人，掀起物价高涨，老百姓受害很大’，禁止私商发行钞票，并正式下令统一省钞发行权。又规定了缴收私商票子的办法，由银行增以纸币，发兑私商所发的铜元券。兑回后，由省银行向原发票子的商号进行结算，收回现金。但各商号因为准备金不足，往往不能及时如数交现，省银行不得不分期收回，直至1923年才清理完竣。”

在此期间，阎锡山还以省长及其他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法规，使统一发行省钞、统一纸币发行权成为法定之规。这些法规计有《划一币制暂行规则》、《山西省发行铜元规则》、《山西省发行镍币条例》、《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等。《划一币制暂行规则》明文规定：“凡山西境内商民交易，一律周行银元、铜元”；“铜元以每十枚为一百文，每百枚为一千文”。《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首先声明：“本规则专为禁止各县商号发行银元纸币而设，凡违令发行者，应受本规则之惩罚”。同时具体规定：“凡私发银元纸币经委员查出者，按照所发数目每一元处以三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罚款”。《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明确指出：“本省境内除中国银行、山西省银行经国府、省政府分别令准发行纸币外，其余公私商号一概禁止发行”。这些法规多被编入《山西现行政治纲要》、《山西省政现行法规汇编》中，从而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将全省钞票发行权集中于山西省银行之手，使发行省钞合法化，一体化。

其次是筹措省钞准备金。众所周知，发行纸币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准备金，否则以空对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势必垮台。阎锡山要求由省银行统一发行省钞，那么准备金的问题就自然被提到了日程上。山西省银行原定资本300万元，但一直没有如数招募到位。而实有现金作准备金，数额显然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阎锡山专门组织召开了一个财政会议。会议以警务处长南桂馨为首席，参加者有：督军署秘书长贾景德、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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