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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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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的那一天早上，马恩很早就醒了过来。天还没有亮透，隔壁寄宿学校的操场上还没有人影，他估计那时候还不到六点钟。通常都是杨红先起来的，她原来是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因此对学校的钟声非常敏感。不管她睡得有多深，只要一听到那钟声和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广播体操的旋律，她就能醒过来。“喇叭里的声音就是比我喊的好听，要紧的是，不管学生站多远，都能听到。”他们第一次搬到这家旅馆的时候，杨红这样对他说。他难以想象杨红站在操场上奶声奶气地喊着口号指挥学生做操的情景，在他看来，她本人还像一个中学生。他第一次带她去见程普先生的时候，程普先生也以为他带着亲戚家的孩子来这里插班的。现在她还在熟睡，两只膝盖抵在胸前，如果不是那两只饱满的乳房鼓在那里，她甚至连中学生都算不上，她简直就是一个婴儿。

他想在她睡醒之前悄悄走开，等事情办完之后再来接她。如果顺利的话，他们还会在一起共进晚餐。马恩做事向来果断，但这一天，临出门的时候，却突然犹豫了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他，他担心再也见不到她，眼前甚至出现了她像弃婴那样沿街喊叫他的情景。“要死也要死到一块儿。”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她说过的这句话。说过这话之后，她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然后又让他往地上连呸了几口，好像这样一来，他们的命运就会改变似的。现在他想起她那孩子气十足的动作，一方面觉得感动，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好笑。究竟带不带她呢？让我再考虑一分钟。他想。他倚着门框又站了一分钟。这一分钟他其实什么也没想，看着仍在酣睡的杨红，他的脑子里其实是一片空白。不过就是这一分钟，使得杨红那一句话成了对事实的精确预言。一分钟之后，他走到了床边，像抱婴儿似的，把杨红抱了起来，“醒一醒。”他说，像猪拱地似的，他把自己的嘴巴拱进杨红的肩窝，他又闻到了一股薄荷的气息。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天他还从她身上闻到了药的味道。昨天晚上，在疯狂做爱的间隙，为了能够排遣那无孔不入的焦虑，他和她都服用了大把的利眠宁，只是因为他平时就比她服用得多，所以他才能够先醒来一步。

“醒一醒，”他用胡子蹭着她那微微泛红的脸蛋，吓唬她说，“有人追过来了。”

她还是没有醒过来，但他看到了她的抽泣。她的鼻翼抽动着，两行泪珠流到了她的嘴角。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在梦中哭泣。他知道她梦见了什么，他觉得让她止住哭非常容易，于是他凑近她的耳朵，低声说了一句：“陈哥并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呢。”他没有料到，他的话音没落，杨红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且哭得很凶，那小巧的身子在他的怀里不停地抖动着，就像一只受到了惊吓的蟋蟀。

他说的没错，在四月九号这一天的早晨，杨红确实梦见了陈栓保。几天之后，当我把这一点告诉马恩的时候，他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那天晚上我也做了这样的梦。我梦见陈栓保扶着山腰的那棵核桃树，摇摇晃晃地又站了起来，没别的办法，我只好又把他打死了一次。奇怪的是，他趴下没多久，就会再次爬起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人烦死。”

按照马恩的说法，他就是在这种烦躁当中醒过来的。他对杨红说的话，与其说是对杨红的安慰，不如说是对自己梦境的重述。早上七点钟，他带着杨红到楼下吃早餐的时候，他看到陈栓保的“建设-125”正停在它原来待的地方，他一边吃油条一边瞧着那辆摩托。就像熟悉身边的这个女人一样，他熟悉它的每一个部件，因为那辆车几乎是他组装起来的。看着它，他确实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陈栓保还没有死，过一会儿，就会牛皮哄哄地来到这个大院，像狗咬尾巴那样，骑着摩托在院子里转圈。马恩感到自己的食指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好像食指捏的不是油条，而是微冲的扳机。多天之后，他还能记住自己的这种感觉，就像我能记住自己当时的感觉一样。在四月九号那一天的早晨，我碰巧和他们坐在一起，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过多地注意马恩，我注意的是杨红。杨红穿的是米黄色毛衣，很宽松，领口开得很大，样式有点像男式的。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吃油条的神态。她吃油条的动作有点像吃糖葫芦或啃鸡腿，一边咬一边把脸往一侧扭。她不能算很漂亮，人们后来在报纸和电视上见到的杨红的照片，确实比她本人漂亮。但她的穿衣打扮和孩子气十足的动作，还是很吸引人的。在济州这样一个小城市（两年前刚由县城改为县级市），她的十足孩子气莫名其妙地给人一种现代的感觉。正是因为注意到了她，我才去留意她身边的马恩。我当然不知道马恩的食指像扣扳机那样抖动了一下，我当时只是觉得，能把这样一个女孩搞到手的男人，一定是很有本事的。我没有看到他的整张脸，看到的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我还看到他的那件到死也没有脱下来的用羊羔皮做成的夹克，在晨曦中闪烁出细碎零乱的光线。

这一天，我和《济州晚报》的一位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谈到了杨红。当然，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叫杨红。朋友的妻子在火车站工作，是个售票员。这个朋友，其实是我前些年在进修学院任教时的学生。中午这顿饭是他们夫妇请我吃的，我喝得稍微多了一点。当朋友的妻子问我对她的衣着的看法的时候，我对她说，早上我刚见到一个女孩，她穿得非常随意，但看上去很有味道。朋友的妻子问怎么有味道，我立即反应过来，在一个女人的面前夸另一个女人，是很愚蠢的。但话一出口就覆水难收了，我只好继续说下去：“我也说不清她怎么会有味道，这样吧，她就住在济州宾馆，你们去我那里玩的时候，我指给你看看。她的男朋友也长得面相不俗，就穿着他这样的皮夹克。”我这么说着，还顺便拉了一下我的朋友的衣服。朋友的妻子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她忘掉了我还是她丈夫的老师呢），说：“这句话我信，只要能找个帅气的男人，女人自己也会越变越好看，怎么看怎么顺眼。”说这话显然给她带来了某种快意，说完之后，她笑得非常诡秘，以加强其语气的嘲讽意味。

后来她走了，我和朋友坐在那里继续喝酒。酒店的老板和我的朋友很熟，他邀我们到楼上唱歌，并说一律打五折。进到楼上的KTV包间，我们看到已经有两位小姐在里面坐着。老板当着小姐的面对我们说：“先凑合着用吧，用不惯的话，我再打传呼给你们另叫两个。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我手上的小姐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病。你们说是不是？”他退到门口的时候，一边关门一边又把脑袋从门缝伸进来，征求了一番小姐们自己的意见。

我的朋友把两位小姐打发走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她们长得比自己的老婆还不中看，实在没什么玩头，还是让她们到更需要她们服务的地方去吧。”她们一走，我们就躺在沙发上睡了起来。酒喝多了，脑袋沉得很，挨着沙发就到了梦乡。这一觉我都做了哪些梦，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们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时候大约是晚上七点钟。按说，这应该是饭店生意最好的时候，可我们来到楼下大厅，却发现酒店里冷冷清清的，倒是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不少人，更多的人站在门前的东阳路上，你听不清他们吵闹的声音，因为那持续不断的警笛声将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在警车的车灯照耀下，我看见了在身边站立的那两个被我们支走的女人。其中一个显得非常兴奋，她说：“这一下好了，老警们有事干了，他们又顾不上我们了。”

我的那位记者朋友是当地人，所以他很快就搞清楚了事情的大概。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出事了，一个银行被端掉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写好了说不定还可以获奖呢。”他说完就告辞，要抢新闻去了。可他一时未能走成，因为饭店的老板拦住了他。老板是想问他要饭钱和KTV的包间费，但不明说，而是问他这里的饭菜和姑娘是否合他的胃口。“你只管实话实说，”老板把我们拉进大厅后，说，“要是不合哥儿们的胃口，就不要给我提钱的事，提钱你就是骂我。”我这位朋友把钱塞给他的时候，老板的脸色显得很难看，难看归难看，钱还是很快装进了兜里。“我就不数了。”装钱的时候，老板说。老板还说这一下济州有戏看了。当然他也骂了一通歹徒，说他们搞得也太过分了，杀两个就够意思了，干吗要杀那么多呢。我的朋友听着听着，突然抓住了老板的胳膊，问他：“抢的真是火车站旁边的银行？”老板说：“店里太忙，我没有顾上听清楚就回来了，好像是那个银行。据说那个银行很有钱。好歹都是个抢，要抢还不挑个钱多的抢。你想好了，能干出这种事的人，肯定都不是笨蛋，这么个弯子，他们的脑子还是可以转过来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晚饭还总得吃吧。我在这家饭店的大厅里又坐了下来。我坐的地方离电视很近，我以为本地的电视新闻里会有对下午发生的事的报道，因此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时间，以免错过。通常各地的新闻节目都放在八点之后，到八点的时候，我看到电视里还在放卡拉OK，我身边的两个人还在拿着话筒高歌“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他们唱得很绝，男的唱女声，女的唱男声，非常投入。唱完一曲，他们又唱了一首《星星点灯》，然后是《采槟榔》。电视里的图像充满着色情意味，一双男人的手在穿着三点式的女人的胸脯上一遍遍划过。“谁先爬上谁先尝啊……”大厅里突然有许多人附和着唱了起来，一种狂欢的气氛说来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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