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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与尊严老舍创作与精神世界的主旋律（第1页）

一个大作家，一个把写作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甚至是第一生命的大作家，一个靠作品来滋补和慰藉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肚子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必定是一道伴随他生命之波缓缓向前的意识之河，是一支永远回响着他精神世界主旋律的人生之歌。

揣着这样的信念，我去读鲁迅，读茅盾，读沈从文，读老舍……我努力去分辨、去摸索这些大师们的主旋律、次主旋律。有时觉得把握住了，但苦于表达上的艰涩；有时表达出来了，但却在心里摇摇头：不对，不对，走调了。

老舍就曾经这样三番五次折磨过我。我认定，老舍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终有一根或几根红线贯穿着，但要想一下子把它抽出来，实在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我想，先试着抽它一根看看吧。选了个老掉牙的角度：人。

老舍努力写了一辈子人，他自己也努力做了一辈子人。谈起老舍，不是谈他笔下的人，就是谈他如何待人。从这一虚一实两个国度里，我似乎听出了立体的、真正老舍的声音。

说到老舍的为人，曾有人用“面面俱到，不得罪人”来概括（以群：《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的确，老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太谦虚了。他永远说自己这不好，那不行，永远扬人抑己，从不顶撞别人的批评甚至嘲讽。在你想给他提两条意见之前，他自己早已提了四条，真是“宁肯天下人负我，我心不负天下人”。但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文革”一开场就给那些他“从不得罪”的人拉到孔夫子庙前打得皮开肉绽呢？又为什么仅仅挨了无知暴徒们的一顿毒打，就举身赴清池，诀别了那一张张亲朋好友的笑脸呢？

老舍之死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世界级的叹号和问号。老舍之死让我觉出，老舍并没有那么“好”。我面前晃动出两个老舍：一个，谦恭和顺，恬退隐忍，谈笑风生，仁至义尽；另一个，则默默地斜倚在幕后，用一双饱含泪水的眼，注视着台前的那个自己。他有时想操纵和约束一下前者，但又仿佛觉得手里这只放出去多年的风筝，早已断了线。这一个，才是真正的老舍。以前我们所谈论和研究的，大多只是台前的那一个。他幽默、他耍贫嘴，他有时笑得让你喷饭，有时又笑得让你掉泪。但他既不是东方朔，也不是侯宝林，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到底里谁？我们不知道。

根据目下时髦的哲学观点，本质都是不可把握的，能够捕捉的都是现象。那么我们也就不必费力去工笔描绘所谓真正的老舍形象。我们只需看一看真理的影子就足够了。这影子，就是作品。

老舍的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本来是“感觉寂寞”、“写着玩玩”的，从开篇第一句就能看出是“立志要幽默”，不笑破你肚皮不算本事的。可扒去幽默这层皮，你才知道，老舍一出手就写了个悲剧。故事的核心是老张的“钱本位”战胜了“人本位”，坏人拿好人随便耍着玩，故事的结尾并不是坏人遭报应、好人大团圆，而是没人性的升官发财，有人性的祸不单行。在老舍的第一部作品里，人，就是低下的人，是没有尊严的。坏人天生没有尊严，好人的尊严是专门为坏人糟踏取乐而准备的。老舍说这叫“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实际上，笑是假的，是抚慰伤口的麻醉剂，是招揽观众的锣鼓点；而失去尊严的恨是真的，是老舍留给自己、留给观众里可能存在的知音的。

再看老舍最后一部作品《正红旗下》。乍一看，似乎是写人的尊严的。旗人们不论穷富贵贱，一举一动都十分“讲究”，“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日常生活充满了艺术气息。人人都有面子，有身份。但是在这背后，旗人为了硬撑起这张尊严的脸皮，穷人每天喝豆汁度日，被讨债的小贩们在门前画满了丢人现眼的“鸡爪子”；殷实一些的旗籍宦官，也“寅吃卯粮”，“几十套服饰循环出入当铺”，遭人白眼和耻笑，甚至为了过个有吃有喝的“肥年”，把房契抵押出去。整个八旗社会都到了“残灯破庙”阶段，它的哪一个成员还能谈得上真正的尊严呢？

我们不必一部一部地去硬说老舍的所有作品都是写有关人的尊严的。从这一首一尾两部，可见老舍在他创作生涯的一始一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着这个问题。下面再浪费一点篇幅，看看一般被人们视为代表作的《胳驼祥子》。

《骆驼祥子》有两个外部特征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第一，它不幽默；第二，它是悲剧。而它居然是老舍的代表作。这就说明，没有幽默。老舍依然是老舍；没有悲剧，老舍就失去了老舍。幽默只是他的脸谱，而悲剧才是他的魂魄。那么他的悲剧，悲在哪里呢？先说祥子。祥子的奋斗，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能过上一份舒适安闲的正儿八经的北京市民的生活吗？那就应该听虎姑娘的话，买几辆车租出去，每天吃车份儿，再也犯不上到烈日和暴雨下去出那身臭汗。可是他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爬高一点，也可以对一伙子人吆三喝四地作威作福吗？那他就更应该利用虎妞来巴结刘四爷，人和车厂的下一任交椅早晚是他的。可他更没有这样做。祥子三起三落，一心要买辆车，买辆自己的车。但车本身并不是他的理想，车不过是一个象征。祥子嘴笨，否则他一定脱口而出说：“我要的不是辆车，我要的是人的那份尊严！”然而那份尊严，老天是不肯赐与祥子这样的动物的。关于祥子的形象，有人说不够真实，有人说有点类型化。其实老舍是把祥子当作一个“人”来写的。正像阿Q是不是农民无关紧要，祥子是不是车夫也不成问题。他可以是个一心想买车的车夫，也可以是个一心想从良的妓女，一心想当“职业写家”的文人……总之，他是个渴望“是其所是”的存在，他沿着自己选定的方向去铸造自己，他的价值和尊严同时就定型在其中。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老舍为什么把祥子的外号取成“骆驼”，这决不是因为祥子偷过几匹骆驼，而是骆驼的形象，天生就给人一种尊严与屈辱相混合的直感。高大巍蛾，龙骧虎步，昂然不可欺凌，这是尊严的一面；忍饥耐渴，沉默无语，任人宰割，这是屈辱的一面。至于祥子偷骆驼的情节，不过是为了给这个外号找个来由，作家耍个小把戏而已，它与故事的主干没多大关系。因此，老舍所强调的，是一个“胳驼”式的祥子，他要写一个“尊与辱”的祥子。

小说一开始就描写祥子那种高大洒脱的“车夫美”，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崇高”和“自尊”的气息。这是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初入北京这个吸引人、吞没人的“世界”时的梦幻般的第一乐章。老舍好像在说“人之初，性本尊。”但从此往后，祥子的梦幻被一口口地撕咬成碎片，他得到的不是与日俱增的尊严，而是每况愈下的耻辱。这屈辱的第一个层面是经济上的，也就是几次买车的失败。祥子最终还是只能拉人家的车，在人家的白眼下讨剩饭、捡烟头。温饱问题逼着人向金钱低头，所谓“人穷志不短”的豪言正从反面证明人在穷的时候有面临“灭志”的危险。祥子终于给钱跪下了。当初他慷慨解囊为老车夫祖孙俩买肉包子，后来他连一分钱也不肯借给同行。“钱本位”终于战胜了“人本位”。

屈辱的第二个层面可以说是性爱上的。祥子在这个问题上本是十分严肃的，他立志要娶一个“干净”的乡下姑娘，而且要“凭自己的本事”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在他眼里，虎妞“算是个什么东西！”。但就是这位虎妞，张罗布网，“预备着细细地收拾他”，而且一举成功。他们的第一次结合，简直就是虎妞对祥子的“诱奸”，是黑暗龌龊的现实世界对祥子纯洁美好的心灵世界的“诱奸”。从此后，祥子变成了老婆的一件玩物。不管虎妞对祥子究竟有没有几分真挚的感情，祥子在潜意识里，是根本不爱虎妞的，甚至恨不能掐死这个“凶恶的走兽”。即使在虎妞难产临死的那一夜，祥子也没从心底往外流一滴泪。继虎妞之后，夏太太又玩弄了祥子，而且使他染上了脏病。祥子最后终于堕落到出入“白房子”的行列中。在性爱这个问题上，祥子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形象出现过，他先是一件被有钱的女人肆意凌辱和玩弄的淫具，后来则是一只猎狗一样发泄本能的动物。祥子这个人在人的又一重大欲求面前跪下了。

屈辱的第三个层面可以叫做人格上的，这是前两个层面的自然延伸。一个买不起车的车夫，一个不是男子汉的男人，他的人格就如受潮的糖塔，转瞬即化，只留下甜蜜的回忆。祥子说“当初咱倒要强过呢。”他体面、自尊、不甘人后，可这些撑不起人格。孙侦探的一支手枪就把个高大粗壮的祥子变成了“一只臭虫”。虎姑娘情愿白嫁给他，而在老丈人刘四眼里，他不过是个“臭拉车的”。原先，他的信念是“穷死，不偷”！曹先生遭了难，他分文不取。末了，他为了六十块钱，出卖了一条人命，同时也出卖了他灵魂中最后那点尊贵的人性。

祥子的悲剧，是一个“人”在尊严与屈辱上下两块磁石之间奋力挣扎，而终于堕人屈辱的悲剧。老舍似乎是告诉你，人天生是该抓住自己的那份尊严的，有了那份尊严，人才像个“人”。但人的外部有个世界，世界的存在却要以人的屈辱为前提，人要在世界中获得正常的生存，就得把尊严抵押出去，这样，人的本性就将一点点泯灭，像出卖了灵魂的浮士德一样，最后变成“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所以，人活着不论是执著于尊严，还是驯服于屈辱，他的命运总是悲苦的。欢乐在生活中只是几个短暂的瞬间，如同祥子刚拉上几天自己新买的车，就被黑洞洞的枪口给吞噬了去一样。

仅从一个祥子身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失之轻率，我们不妨大略浏览一下老舍的人物家族。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罗常培：《我与老舍》）老舍写人，不是按阶级、按职业去分门别类的。他的标准主要是道德、情感。他笔下最触目的是一类“坏蛋”形象：老张、欧阳天风、小赵、刘四、冠晓荷、庞太监……老舍是不把他们当成“人”来描写的，他们是一堆恶的符号，是随时随地来糟踏善的蛆虫，尊与辱这一维在他们身上不存在。老舍笔下最不触目的是几个理想人物，如李景纯、马威、李子荣等，由于描写粗疏，形象模糊，虽然写出了他们为个人或民族的尊严而顽强抗争，但总不免让人有敬而远之的感觉。老舍最大量描写的是处于这至善至恶之间的一大批小人物，像赵子曰、老马、牛老者夫妇、张大哥、祥子、祁家、王利发等等，我姑且把他们叫做“可怜人”。

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点：如何寻求或者是维护自己的尊严。面对这一问题，老舍设计了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忘却，在难得糊涂中无所谓尊与辱，过得舒服就是尊，受了委屈就是辱。牛天赐迷迷糊糊地就长到二十岁，二十年间受尽了屈辱和戏弄，而他仿佛一点没觉得，仿佛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儿。《离婚》中的张大哥，活着的意义就是维护各种老规矩，他的自我价值就实现在当媒人与反对离婚一类的“义举”上，你叫他“像毛驴似的戴上‘遮眼’，去转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转；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地跑几步，他必定要落泪。”这些人已经麻木了，人性在他们心中仿佛吞吃了巨量的安眠片，极难再转醒过来了。老舍显然是否定这一途径的，虽然含着较多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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