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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羞于说话之时(第1页)

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但是,却也爱恨交织。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害羞是什么?有人说,那其实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可是,人为什么要害羞呢?其中缘由,至今莫衷一是,美国人杰罗姆·卡格恩找了满世界的人做实验,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害羞的真正缘由,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任何存在都可以导致害羞。害羞竟然无解,难怪它席卷、裹胁了如此多的人群,“甚至害羞还没有来,我的身体就有了激烈的反应,心脏狂跳,胃里就像藏着一只蝴蝶般紧张不安”,杰罗姆·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说。

不不,我说的并不是这种害羞,这是病,是必然,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我要说的,其实是偶然——不单单看自己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而是去看身体之外发生了什么:明月正在破碎,花朵被露水打湿,抑或雪山瞬间倾塌,穷人偷偷地数钱。所有这些,它们以细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现,却与挫败无关,与屈辱无关,如若害羞出现和发生,那其实是我们认同和臣服了偶然,偶然的美和死亡,偶然的卫星升空和仙女下凡,它们证明的,却是千条万条律法的必然:必然去爱,必然去怕,必然震惊,必然恐惧。

所以,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更加徒劳,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夺目的夕光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祇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它们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钟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光,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们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

是纪念碑,不是一口口的井,如若是井,你就有可能跌落下去,那便是执迷,乃至是喧哗,害羞不值得供奉,值得供奉的仅仅是你的害羞之物,它们的衣襟里没有藏着刀剑,也就不存在奔你而去的役使和阉割:梵·高害羞,在星空底下乞灵,求神饶恕他的罪,一转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卡夫卡,这个害羞到怯懦的保险经纪人,一边迷恋刨花的香气,锤子的敲打声,说是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但是,当一次次的婚约逼近,他的拒绝也是几近凶残。这自然是极端的例证。再说今日,《生命之树》的导演特伦斯·马利克,说起这个人,他一生里可谓遍布着羞于说话的时刻,因为害羞,他几乎不肯站在任何颁奖台上,可是,当他在拍摄这部堪称杰出的电影时,害羞却变成了惊人的偏执和专注,火山的爆发,星云的漂移,潮浪的涌动,都被他绣花般记录了下来,若非如此,便恶狼般不肯放过自己。

我一直记得这一幕:香港电影《蝴蝶》里,名叫小叶的女孩子和名叫阿蝶的成熟女人并肩前行,空气里流动着情欲,因为青春总是容易叫人有恃无恐,小叶的挑逗几乎算得上蛮横,使得阿蝶的羞怯愈加突出,甚至引来了小叶的嘲笑,但是画面一转之后,在浴缸里,当真实的鱼水之欢上演,小叶就发现自己上当了,却原来,她才是被挑逗的那一个——害羞不光只是手足无措,它也可能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卷轴画,掀开它,墙壁要“轰隆隆”作响,一个辽阔的、崭新的洞府就在眼前。

此处的害羞,不是看轻自己,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东西;此处的不说话,其实是要叫话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能够匹配得上被它描述的物事,犹如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味地去战胜,也不是一经碰触便溃逃远遁,而是不断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如果此时是恰如其分的,那就请此时变作行船,送我们去往他处,去迎接其他时刻的恰如其分。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必须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革命时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切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可是,天分四季,月有阴晴,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在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更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是增添爱欲,它便越是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如此回忆他的害羞生涯之起初:“上中学,几何课上,我走神了,往窗外看,正好看见一个迷人的姑娘,我盯着她看,没想到,她也在盯着我看,顿时,我的脸开始发烫,而且越来越烫,从此以后,只要有人盯着我看,不管男的女的,我的脸就开始发红,发烫。”

——实在是悲伤的事,到了这个地步,害羞已经不仅是害羞,它是病,是逆风执炬,必有烧手之患。我也是。“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十几年下来,当初那个老妇人的话,我一直都记得,而且记得越来越牢,到最后,它就变成了怪物电影里的猛兽:我先是饲养它,又再被它反噬。我越是想扎根于更多的羞于说话之时,那种纯粹而剧烈的害羞便在我身上黏附得越紧:说话的声音,翻动书页的声音,乃至碰杯的声音,都要小,都要轻,不如此便不能放心,日渐加剧之后,它便成了病,病一发作,就叫人紧张难安。

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写剧本,实话说吧,写剧本这桩事情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唯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每一次的剧本讨论会,每逢此时,我就如坐针毡,说到底,不过是十几年前听过的那句话又在作祟,时至今日,它已深入了我的骨髓:什么是写作?它就是写,沉默地写,不见天日地写,它怎么可以被说出呢?但我不说,自然有人会说,说桥段,说转折,我一边听,一边心惊肉跳;轮到我说了,我几乎已经心如刀绞,之前的全部生涯都变作一片即将崩塌的堤岸,我每说一句话,一块裂土就离开了堤岸,抢先落入水中。往往说到后来,巨大的虚无感降临,我便觉得我自己是个叛徒,我不仅背叛了此前有过的羞于说话之时,也背叛了写作,背叛了写作中的困难、神秘、不可捉摸和一切不能被说出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写,就先说出来了,这使我看上去好似一只油滑的寄生虫。

这便是人活于世的诸多悲哀之一种:想嫁给皇帝的人勉强做了压寨夫人;练了十年长跑的人只能奔跑在送信的路上;其间还要夹杂多少明珠暗投,指鹿为马,直把杭州作汴州。或早或晚,我们要活成最厌恶的那个自己,既然结局已定,我们越往前走一步,便越是在背弃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而得救还遥不可及,我们仍须丢弃害羞,去争吵,去斥责,去辩论,去滔滔不绝,唯有经过了这些,安静下来,想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无数虚妄里的困顿和奔走,这才害羞,这才说不出话来;事实上,时代变了,你我也变了:世间照样存在叫我们羞于说话的物事,但它们不再是雪和玫瑰花,也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楼,它们渐渐变作了我们日日制造又想日日挣脱的妄念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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