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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生涯 柳如是与顾眉（第1页）

和大脑中储存的男性名人的数量相比，几千年里能被我们记住的女子屈指可数：杨玉环、赵飞燕、苏小小、薛涛、李清照、陈圆圆、柳如是……

写下这些香气氤氲的名字，从头数来，令人心惊：这些被一代代后人怀想不已的女性，十之有五倒是至卑至贱的风尘女子。这些原本应是野草一样卑贱无闻的女人几千年来一直在一代代男人们的记忆中音容宛存，而无数大户豪门的千金佳丽，寻常巷陌的良家妇女，还有曾经满书满卷的贞节烈女，却都如落在书上的灰尘，被岁月之手一拂即去，未能留下丝毫痕迹。

这些活着的时候被人们抛弃、践踏、轻蔑、诅咒的女子，死后却飘凝成了我们历史天空中最奇幻的一抹云霞。

神女的没落

谁能想到，这个人们心目中最肮脏的职业却起源于神圣的祭坛边？

在人类刚刚走进文明的时候，性是一件自然美好的事情。天真纯朴的人们要把一切美好奉献给神，于是他们想到了那种带给他们极致快乐的东西：性。美丽的少女心甘情愿地在高大圣洁的神殿里，在神的目光注视下裎露身体，和那些参加祭祀的男子们如醉如痴地亲热缠绵。任何一个躬逢其盛的男子都有权拥有那具美丽的身体，原始的激情此刻成了庄严的仪式。他们认为，神会欣赏这种仪式甚于最庄严的舞蹈：

事实上，卖淫并非历来遭人蔑视，而且曾经无须遮掩，它的起源是极崇高的。最初，娼妓是献身于神的女祭司，她们以服务于路人为一种礼拜行为。那时，她们是受人尊敬的，男人们既利用她们又敬重她们。

最早的娼妓有着女神般的性格：她们是无私的奉献者，她们的奉献对于男性来说，带有一种慈悲怜悯的意味。

当女祭司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神的祭品之时，就意味着神已由远古时的大地之母变成了男性。男性已经成为大地的主宰，男性的自私和冷漠注定将越来越无情地笼罩整个世界，如同冬季将要来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性变成了人世间最丑陋、最黑暗、最难于启齿的事物。人们畏性如火，他们担心这种如火的激情会烧掉制度和秩序。这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一切秩序和规则都反映了男性的强硬、狭隘和冷酷。男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发明了“女诫”“女训”“女论语”，发明了“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发明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他们用高墙重院，用小脚绣鞋，用谎言和恫吓把女人们囚禁在自己的手心里，最大限度地把她们与性隔离。可是在诅咒性的同时，他们却在妻妾成群之后还要眠花宿柳，用金钱换取肆无忌惮的性放纵。

他们把这些聪明美丽的女子称为“婊子”，在他们的文化体系中把她们定义为天底下最肮脏最下贱的生物。她们被摒弃于正常社会之外，活着没有尊严，死了只能葬在孤坟野岗。人们说，这些女子是“无耻之尤”，是罪恶的源泉，她们的去处只能是十八层地狱，天厌神弃，永世不得超生。

冬季

在男权主义凛冽肆虐的季节，女性如同选错了时序的鲜花一样无法逃避憔悴凋零的命运。男性社会按照他们的需要，野蛮地肢解了女人的天性。这是一种目的和手段都极其野蛮的手术。

女人不许爱美。这句话听起来如同让太阳不许发光，树木不许结果一样的荒谬，然而它却成了女性宪法中的纲领性条款。女性如果把自己打扮得千娇百媚，花明雪艳，主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性魅力，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招蜂引蝶，后果不堪设想。对有些女性来说，漂亮本身就是罪过。《红楼梦》中的晴雯之所以被逐出大观园最终郁郁而死，正是因为她雪肤花貌，体态风流。且看王夫人对她的评价：“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红颜薄命，正是男权社会制造的一个无比乖戾的矛盾。为了满足社会标准，女性只能把自己打扮得远离性感，远离“女人味”，以表示自己心中没有欲望，不会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那位举案齐眉的模范女性孟光之所以被树为千古楷模，重要条件之一即是她本身没有女性魅力，据史书记载，她“肥丑而黑，力举石臼”。“丑妻近地家中宝”，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让男人百分之百放心。

女人不许发展自己的能力。她必须安守第二性的位置，和男人保持能力差距，以确保男性的优势地位不受威胁。按照班昭的标准，女人不要“才明绝异”，只要规矩老实，安静本分，即为有德；不要“辩口利辞”，只要言语礼貌，不出秽语，便是“有言”；不必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织，能洗衣做饭，便是“有工”。而吐辞流盼，言语动人，分明是不安分的征兆；读书习字，吟风弄月，则绝对是“败家的根本”。完美女人的三条标准是文盲、口讷、体力好能干家务活。这更像是奴隶的标准。

女人不许有性要求，在性的问题上，稍稍主动，就是淫荡。夫妇之间的性生活只能是为了完成继祖承宗的大业而不得不为之，除此之外，能够节制，就应当尽量节制。男人可以以各种借口放纵自己，就像《红楼梦》中的贾琏，与人通奸被捉后，贾母也为他开脱：“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女人们仅仅有这方面的念头，便是了不得的大事。王夫人因春色荷包而审问凤姐时，那神情如同天塌地陷了一般。王夫人本人自从有了宝玉之后，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压抑自己的性冲动，打发一个个漫漫长夜。按M。E。斯皮罗的理解，东亚家庭中，母亲那臻于极致的强烈母爱正是性挫折的一种升华。正派女性，理应在性压抑中度过一生。

女人不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利益。她们必须根据公婆和丈夫的要求来调节自己的心态和立场。夫在从夫，夫亡从子，她们的使命便是服从忍让，随时随地准备做出牺牲，甚至是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最贤惠的女人会主动提出为丈夫纳妾，甚至会瞒住丈夫偷偷地觅来美妾献到丈夫面前，如同《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样。

一个女人按照上述要求去做的结果无疑意味着自我毁灭。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女性就是按此标准被制造成愚昧、麻木的良家妇女和心理严重扭曲的贞节烈妇。无数蕴藏着才华的生命活得如同灰尘，没有任何色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书香门第中的漂亮女孩儿，自幼聪颖异常，通过自学读书识字，而且喜爱读诗。十二岁的一天夜里，女孩面对当空皓月，作了一首七绝，文笔流畅，颇有才思。女孩天真地把这首诗送给父亲看，这位知识分子父亲读后却忧从中来：他从这首诗中看出这孩子感情丰富，将来必是多情种子，而且天生丽质，难免不给家里酿成“不才之事”。即使出嫁，也不能指望她如同那些“无才便是德”的蠢妇一样安分守己。为了防患于未然，这位有远见的父亲干脆为女儿削去头发，送入尼庵，去和青灯古佛伴终生了。

不幸的幸运者

1640年前后的秦淮河畔，杨柳依依，楼台隐隐，湿润的空气中飘荡着酒香和乐声。世界在这里变得有些奇怪。一些风尘女子经常和士子们举行集会，或饮酒赋诗，或寻幽探胜，或品茗赏花，他们的话题是古琴谱的真伪，历史名人人品的高低，各书家作品的妙处，以及国运兴衰，朝政得失。赋诗联句中，这些女子往往不逊于那些男人，她们往往诗、书、画各有擅胜，甚至让男人们自愧不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集会中，男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看上去更像一种真正的朋友关系而非性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人品才华之上的互相欣赏，相互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当然，两性之间，感情难以划分得锱铢不犯，也许陈寅恪的概括更为准确：“以男女之情而兼诗酒之谊。”

这些女子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她们聪明、活泼，各有所长。她们对人情世态颇有阅历，为人处世有主见，有胆魄，能自立，都很善于在风波险恶中保护自己。她们颇善于生活，绝不放弃能够得到的幸福。甚至青楼中的鸨母也颇富人文情怀，《板桥杂记》载，许多名妓都是鸨母的亲生女儿，妓女出身的鸨母对她们“怜惜备至，遇有佳客，任其流连，不计钱钞；其伧父大贾（粗俗的商人）拒绝勿通，亦不怒也”。如名妓李湘真，性情高傲，常常称病不接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逊词，概勿与通。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

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最有人情味的妓院了，歌舞繁华中因此也隐匿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叛逆气息。

颠倒的不仅是秦淮河两岸。明朝晚期是一个让正人君子蹙眉叹息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糜烂，人欲避开与天理的正面交锋在那些模棱两可的社会局部肆意滋生蔓延。市井小民是随波逐流，而文化人物则是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傅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这句话用另一种词序来表达，不改变其原意：名士之不见容于世俗，正如名妓之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同样有才华，有热情，同样是社会规范的叛逆，同样是纲常礼教的弃儿，所以他们才能相互发现。

相比起那些被种种规范束缚在高墙之内的良家女子，这些原本不幸的风尘中人倒活得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说起来完全是一种错倒的因果，正是社会的放逐使她们获得了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正是命运的打击使她们的生命焕发出奇光异彩。人们剥夺了女子爱美的权利，偏她们能恣情纵意地张扬自己的天生丽质；人们期望女子蒙昧，偏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吟风弄月，尽意书写自己心中的块垒；人们期望女子远离爱情，偏她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与自己真爱的人相伴一生；人们期望女子没有自我，偏她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一重重的风浪相搏击，正是在这种搏击中，她们体验到了生命本质上的力量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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