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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第1页)

每次老人一激动,我就只好中断采访。我甚至觉得这老人有太多的泪水,在这点上他比我年轻。我的泪水哪里去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流过泪。他的讲述深深打动了我。但我没有流泪,他的经历与我终究隔着一点什么,我震撼,却没有眼泪。这让我感到人与人之间始终有一种隔膜,尽管我极力想去理解他。

梁玉送我出来,小巷已经被细雨淋湿,我打了一个寒战,毕竟已是深秋,阴郁像天气一样四处弥散。梁玉说,二爷这样认真,他是在给自己的一生做总结呢!我问,他以前给你谈这些事吗?梁玉摇头。你知道远征军吗?梁玉一脸茫然。反问我,你知道吗?我只好如实相告: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在电影电视里看过《地道战》《敌后武工队》《百团大战》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国民党军队抗战这么惨烈!

梁玉把我送到街口,临别时我看她的眼睛,突然又不想立即离开,我说,我送你回去,天在下雨。我敞开风衣,趁机把梁玉揽在怀里,我感到她的身体在发抖,我突然生出男人的豪情,觉得自己有责任一生保护这个柔弱的女人。我紧紧地搂住他,走得豪情万丈。我真想这样一直走下去,但是梁玉说,我要回家了,不知二爷咋样了?我才如梦初醒,催她快点回家。

离开梁玉后我打的去了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关于抗日战争的书。回到出租房我又打开电脑,“爱意荒凉”早给我回了一些话在QQ上,我问她知道“远征军”吗?她说你发什么神经啊,想到什么地方当远征军啊,天下太平哪里还要军队呀?我又问她知道日本鬼子吗?她说知道啊,一撮小胡子,满嘴哟邪哟邪,喜欢花姑娘什么的。“爱意荒凉”跟我们一样,关于日本,脑袋里就只有这么一点简单的臆想,那是宣传品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烙印。

我在百度搜索中输入了“远征军”词条,立即跳出了一大堆关于远征军的资料。其中有一些老兵求助的内容吸引了我。

×××,83岁,现居某市某区某镇某街。毕业于黄埔分校的滇西干训团,远征军第2军9师27团团部指导室中尉。曾参加过收复象达、芒市和黑猛弄战役。村里人不知其参加过远征军。解放初任土改工作队秘书,板桥街街长。自填表“远征军中尉”后,顿由“积极分子”成为专政对象,长期监督改造,批斗不断。现每月480元生活费,多病,行动困难。

×××,83岁,原籍重庆,战后落籍某某市某某区某某镇上水河24号。远征军第6军36师直属队号兵,曾参加过腾冲游击和松山战役,是首攻红木树两个幸存者之一。“文革”中挨批斗,被疏散下放,重返某镇建筑队后一直住在简陋偏棚,两个儿子残疾,儿媳无业,全家五口人靠480元低保金生活,但他很满足。

×××,87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3期,远征军第71军独立炮兵营中校营长,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脱离部队到某某中学教英语。“反右”时成为“一言不发的右派”,从此在狱中度过20年,现居某市第一中学宿舍。

×××,小名老五,84岁,昆明工业学校工程专业毕业,抗战爆发后改入军校,毕业后任远征军第54军某部炮连少校连长,参加过腾冲战役。战后回某市某区某村务农,长期以“历史反革命”受到批斗、管制。终身未婚,现靠侄儿、侄女接济生活。

×××,女,82岁,远征军第71军新编28师政治部少尉服务员,是滇西唯一健在的抗日女兵。家住某县某镇某社区。坚决拒绝采访者,“我不愿意见任何人,不愿再谈过去!”无论采访者怎么解释,那扇一板之隔的门就是没打开。原来,她在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期间,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丁文涛,两人并肩参加过松山战役,战后她离开部队回乡任教。“文革”中双双遭迫害,一个在公路养护段管制劳动,一个在县城拉板车,太多的磨难使她一度精神失常,从此不愿再提过去。

×××,80岁,当年进深山躲难遇到打游击的预备2师,被接受参军送往黄埔分校滇西干训团受训,一年后担任远征军71军少尉特工,派回腾冲搜集敌人情报。长期以来,他对乡邻以至父母都隐瞒了曾是远征军情报员的身份,因此也躲过了历次运动受迫害之劫。为此他很得意。现居某县某乡某条小巷59号。尽管还摆脱不了生活的艰辛,但他说:想想腾冲攻城时那些嘴上还嚼着饭就死去的士兵,我还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B14

进入了丛林,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当他们最后一小股部队被我们殿后的队伍打散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缅甸的华侨当初是怎样满怀期望热泪盈眶地夹道欢迎我们,给我们扔食品和香烟啊!我们心里那股豪气还没发泄到日本鬼子身上,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溃败、稀里糊涂地撤退呢!想来惭愧啊,作为军人,我们没能保护他们。他们把唯一的安全感仍然寄托在我们身上,带上可怜的家当,扶老携幼跟着我们走。他们大半生经营置下的房屋没有了,田地没有了,只好重新寻找新的生路。跟在我们后面有三十多位华侨,老的老,小的小,我们有的扶着老人,有的背上小孩,仍然怀揣着最后的希望,一定要回到祖国。

有一天,大家突然听说我们的长官逃往印度了,不知怎么的,我们都扔了枪,垂头丧气地坐着。班长李大贵每一个麻点都洋溢着愤怒,呼呼地嚷:我们被人甩了,王义武掏出将军送给他的钢笔,呜呜地哭。我想我们这是打的他妈什么鸡巴仗啊!一心想着为国效力,却弄成个散兵游勇!牢骚归牢骚,闹腾一阵,还得起身,跟着那一支部队走,既然人家逃了,我们也只有逃,这是唯一的选择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片树林简直像座地狱。高大的树枝密密实实地盖住了天空,一丝阳光都难以透下来。雾气弥漫,数十米开外不见人影,简直无法分辨东西南北,瘴气刺激着鼻子和眼睛。最为恐怖的是蚂蟥。小时候,我们家乡那一带也有蚂蟥,但它很小,只是栽秧打谷时节偶尔碰上,并不足以致人死命。但我对蚂蟥、蛇乃至黄鳝这类软体动物都很害怕。它们的伤害往往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你连搏斗的力气都无法用上。最先受到攻击的是杨和顺。当我们走得精疲力竭时,听到“休息”,都一屁股坐在地上。地上是厚积的落叶,坐上去很柔软。对于惊恐又疲惫的士兵来说,柔软的大地简直就像温暖的床一样充满诱惑。这个动作似乎有一种传染性,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坐在地上,有的甚至闭上通红的眼睛打瞌睡,瞬间就响起了呼噜。杨和顺说,长官跑他娘的吧,反正老子要回国!我知道他心里装着为他守扁担的姑娘,我意味深长地对他笑了一下,他也投来诡秘的笑。

班长李大贵也倒下了。他说,奶奶的,老子不想走了!他伸开四肢,呼呼大睡,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有人惊叫:蚂蟥,蚂蟥!惊醒之后我看见自己的腿上、脸上全是蚂蟥。那些又大又长的蚂蟥仿佛闻见了猎物的气息,从树叶上跳下来,或者从落叶上爬起来,成群结队地向浑然不觉的人们爬来,它们钻进肉里,便开始吸血。我惊叫着拿起刺刀去挑,愤怒地把它们劈成两半。我转身翻我的背包,背包上已经被蚂蟥爬满。我大叫着在树干上将背包一阵乱摔,这时我听见像雨点一样密密的响声。一位华侨跑过来抱住我,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两拳打倒他之后,又提着背包跑到别的树下。这时我听见杨六娃拉动枪栓,杨六娃大叫:站住,再跑老子要开枪了!我突然停住。杨六娃哇的一声大哭:梁哥,你把树上的蚂蟥全弄下来了!

我回头才见大家都在逮蚂蟥。被我打过的华侨嘴角还挂着血,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点棉花,又取出一个铁瓶,打开倒了一些汽油,来替我擦洗。怪了,这家伙见了汽油味就从身上滚下来了。大家便抢着这点珍贵的棉球,去对付蚂蟥。我向那位老乡赔礼道歉。这时大家才注意到班长还躺在地上。王义武说,咦,班长居然不怕蚂蟥,还在做他的黄粱美梦呢!

我急忙跑去推他。他的脚上、身上、脸上已经爬满了蚂蟥,连头发里都钻进了那些东西。我大叫:班长,班长!班长没有一点反应,那位华侨贴了一些棉屑在他的鼻孔上,华侨说,鼻孔无气,他已经死了!

我们哪里相信华侨的话呀,便一个劲地摇他唤他!那些可恶的蚂蟥仍在吸他的血,它们通体红亮,就像镶嵌在他身上的细碎花蕾。我抢过华侨的小包袱,把一小瓶汽油倒在毛巾上,使劲地擦呀擦呀。狗日的小东西,比日本鬼子还厉害,说不定是日本人安插的秘密武器。我取下刺刀用刀尖一个一个地戳死它们。大家也都取下刺刀,对准落在地上的蚂蟥使劲地戳啊,丛林里充满了杀气。大家把没有使出来的力气都发泄在这里了,仿佛在同鬼子肉搏一样玩命。有人在抱怨我们是没老子的部队没娘的兵,也有人呜呜地哭。我突然看见华侨在抽烟,我一把抢过他的烟头,扔在沾满汽油的毛巾上,我想烧死这些害人的东西,我要烧掉这片总也见不着太阳的树林!

杨和顺冲了过来,他一巴掌把我推出去很远,这点汽油还有用啊,你却把它烧了!他想去扑,踩了两脚又被火吓退。落叶太潮了,根本点不着。毛巾上的蚂蟥变成了一些焦煳煳的黑点,毛巾最后变成一堆灰烬。杨和顺拔出刺刀开始挖土,大家也都过来戳土挖坑,我们把班长李大贵身上的遗物取下来,就把他埋进浅坑里,大家排成一排红着眼敬礼告别。我看见班长的裤裆上都爬满蚂蟥,班长那个全班第一的家伙也被吸干了血。班长再也用不上那玩意儿了。班长的声音又粗又野,现在便归于永远的沉寂了。班长想打完鬼子回家种田,班长有的是力气,却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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