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后记（第1页）

2006年春节，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相聚时听说了一个台湾老兵的大致经历，我感到震惊，决定去拜访这位老人。

在一间普通的民房中，我听到了我们这一辈人闻所未闻的故事。对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我小时候只是在诸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电影上看到过，这是我们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后来还看过《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等。这位老人是一个普通的四川老兵，他的讲述让我深感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于是，我到图书馆和书店寻找这类书籍，由此进入了一个从未认真探究的领域：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中国现代战争史。

我知道了一连串的会战，这些会战通过自己的想象不断在脑中形成骇人的画面，飞机轰炸、子弹穿梭、人群逃亡、生命失去、城池丢失……狼烟弥天、焦土遍地、血肉横飞、家破人亡、国无宁日。

我曾在一篇短文《重庆：英雄的城市》中写道：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日军投入30余万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投入60余万人，死亡15万人。1937年12月13日，台儿庄大战，中国军队40万人，历时半个月，伤亡失踪3万人，歼敌11984人。武汉会战，持续4个半月，中国投入百万兵力，伤亡40万；日军投入35万，伤亡20万。豫湘桂会战，日本投入50万兵力，国民党军丢失146座城池。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日军损失兵力70万人。冯玉祥将军感叹：‘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那时的中国，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重庆也成了日本军队的眼中钉。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五年半的大轰炸，轰炸总计218次，出动飞机9000架次，投弹11500枚以上。炸死平民1万余人，炸毁房屋1。7万幢，市区大部分繁华地段沦为废墟。1941年6月5日，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防空洞窒息惨案。日军飞机从傍晚至午夜狂轰滥炸，人们躲入防空洞，敌机炸毁了防空洞出口，致使洞口阻塞洞内缺氧，踩踏和窒息造成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死亡，尸身青紫，布满抓痕，尸骸横积，惨不忍睹。”

“面对强敌，英勇的中国人民绝不妥协。八年浴血奋战，艰难地支撑着残破的河山。一批工厂搬迁，撑持工业的战时运转。学校师生长途跋涉，维持教育薪火相传。文化精英奔走呼吁，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那时的中国就像山城的路，必须奋力爬坡，苦苦支撑，才能熬过时局的艰危！”

“数十年一晃而过。但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在城市的某个地方，应该给历史留下庄重的一笔，就像古埃及人用方尖碑，现代人用纪念碑、纪念塔或博物馆的形式，把重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并珍藏。这样的历史，是生动鲜活的，能引起后来者的共鸣和深思。”

遗憾的是，除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外，中国还没有全面反映抗战的纪念馆。这就是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的原因。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一个作家的方式，来纪念这段历史，纪念为保卫国家而战斗并且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我觉得后代不能忘记他们，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解放战争特别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些往事。虽然那位不善言辞的老兵只说了一句：“那血水啊，漫过膝盖了。”我知道了四平、锦州这些被血水浸泡过的城市。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事件沉入历史河流的底层，让水和流沙掩盖血淋淋的事实真相。

2009年春，在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期间，我利用周末专门去了一次锦州，参观了东北解放战争纪念馆。那次参观，使我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天下，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远征军的那些著名将领为什么在东北战场丢盔卸甲。看到那些长龙一样的支前民工队伍，看到那些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欢天喜地把自己的儿子和丈夫送到前线打仗，我就知道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三年在东北组织起百万大军，并打败了赫赫有名的国民党王牌军队。人心，是一个政权的基石。这印证了那句千古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那么，什么是人心的基础？利益，只有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问题才能天下太平。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不高、资源贫乏的国家，恐怕只能选择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只有向人口数量占大多数的利益群体倾斜。这就迫使体制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这个东方大国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情感，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利益平均。在人口素质高的国度易产生平等思想，平等是能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平等渴求民主；在人口素质高并且物质丰富的国家才有追求自由的条件。没有高素质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强大的物质基础，追求民主和自由就是痴人说梦。相反，没有公民人格和公民能力，在物质上只渴望平均主义；在精神上，要求精英向大众妥协，知识群体向工农兵学习；在政治上，主动放弃民主，期望好皇帝、好清官。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中，没有精英的土壤；也就不可能有政治权威并自觉维护政治权威实现宽容和持久的改革，最终走向进步。相反，当利益分配差距拉大，国家的控制能力弱的时候，经常会激起革命的非理性情绪，从政治家到平民，容易被各种美好的口号引导，走向非理性的暴力，把像本文主人公梁草这样的无辜草民抛向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

战争与革命，革命与战争，如影随形。“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的思考，值得我们注意。

解放战争，又是2500万人的伤亡。如果再往上追溯，辛亥革命后，军阀蜂起，北伐战争有多少人伤亡，换来的国民党政权与清廷相比有多大的进步？中国近代，每一次的政治进步都经历了暴力和流血，重新建立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文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情强迫我们实行某种体制，体制的不完善又导致革命的发生，革命带来的可能不是长治久安的新体制，而是历史的倒退，并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冲突、社会动荡和人员伤亡。革命的结果如果没有比旧制度更加完善的新体制，这样的革命有何意义？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抗美援朝战争。南方老兵在零下40摄氏度的雪地里作战，有些人第二天早晨就被冻成了冰雕。为了不暴露目标，战士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直至把自己烧死也一动不动，不能让战友蒙受牺牲。这些情节让我震撼。同样是血肉之躯，他们有着怎样的钢铁意志，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为了信念敢于献身？又是什么样的利益和信念，使他们觉得牺牲是值得的、光荣的？

通过研读战争史，我知道了美军战俘营伤天害理的甄别事件和一些战俘被迫押送到台湾的经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眼前的这位老人身上被刺下的“杀猪拔毛”等恶劣的口号，我不会相信人类为了意识形态之争，会干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

无论是全球两大阵营的争端，还是一个国家内部党派之间的较量，都是源于价值分歧和利益争夺。如果没有人性的善良、着眼全球人类的胸怀以及对不同价值的宽容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基础，作为政治家的人格基础，那么这样的价值和利益就是片面的、狭隘的，人性可能就有滑向恶的危险。如果是普通人之间，就是一场冲突而已；但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有可能把一部分人推向战争，同时也给另外国家的人民带来战争的伤痛，给另外的社会群体带来灾难。战争是邪恶的，尤其要警惕那些在漂亮的口号下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国家”、“解放”、“革命”、“民主”这些引发非理性激情的美丽字眼带来的暴力危险，释放恶的巨大能量，这些能量只能带来毁坏，并不一定会带来富有进步的重建。砸烂一个旧世界，难道就一定能建立一个超越旧世界的新世界？

所以，真正的进步可能不是轰轰烈烈，政治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应该始终处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中，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避免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每一个社会成员才有真正的安全。

回顾20世纪从30年代到90年代的战争和冲突，透过那些貌似正常的决策和让众多人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我看到了魔幻和荒诞不经以及非理性的行为。每一次战争都以国家的利益或国家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行，像梁草这样的普通士兵被抛入历史旋涡中，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无论是日本士兵、中国士兵，还是美国士兵、联合国军士兵，无论是为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为了日本的利益、美国的利益还是苏联的利益，每一个漂亮的口号都可能把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推向死亡边缘，把千千万万的母亲推向痛苦深渊，把千千万万的家庭推向骨肉分离的惨境。社会与个人，道义与生命，国与家，在我的脑中纠结。我在困惑之余，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凉。英国近代思想家霍布斯曾说：“一个人的最高义务即在安守其职责，作为国家的好公民。”“人所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实在只能经由国家而有之。”“国家”一词在全世界畅通无阻，似乎一旦有“国家”的光环，就占领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就有振臂一呼的理由，就有慷慨赴死的价值。那么，生命呢？生存的权利对每个生命是平等的。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是作决策的政治家还是山里的普通农民。

人类建立了国家体制，而国家体制对人的伤害，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体验到。村上春树曾说：“更深一层来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的主人公梁草的命运，也是每一个人在国家和时代中的必然命运。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低贱的草，也是一棵顽强的草！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应该对受害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参观过长城的人无不对这一伟大的建筑奇观发出惊叹，我们无法考证那些参与修建长城的普通人，他们在当时就默默无闻。一个凄楚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对参与修建长城的民间英雄的一种祭奠和纪念。我想以这本书，作为对像梁草这样的老兵表示一个作家的纪念。

此书于2007年秋天动笔，正当要完成的时候，2008年5月12日，一场八级特大地震发生了。我不得不放下笔，投入安置受难乡亲和写作关于地震的报告文学。其间留下的种种心绪，是平常日子难于体验的，也是终生难忘的。在内忧外难中安定下来，重新拿起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并在工作杂事之余断断续续地写完，就像一场持久战。好在，我还是终于完成了，这让我如释重负。至于本书的命运，就像那位山里人的命运一样，是自己无法把握的了。

2011年11月25日四川绵阳虚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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