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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第1页）

千年悖论：科举之路

假设几千年前，太空中有一架高清晰度的摄像机对准中国，拍摄下几千年来这片大地上的风云流变，然后，我们按下录像机的快放键，中国历史的粗略脉络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画面上，一些近乎规律性的东西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皇朝轰轰烈烈地兴起，然后又颓然崩溃；可以看到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还可以看到和平每隔一段时间就被打破，从北部高原涌下游牧民族的慓悍铁骑或者是南方平原上兴起一群群裹着红头巾黄头巾的手持武器的流民，尖锐地呼喊。

不过，王朝兴废、分裂统一的循环并没有严格的规律性。相比之下，另一种现象，却以一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的潮汐般的准确周期，反复出现在自隋唐至清共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里，除了王朝颠覆的大混乱时期，它钟表一样精确的频率很少改变。每隔三年，你会看到在这片广袤大地的平原和山谷的各个角落里，都会走出一些手挟书本身穿长袍的人，他们或是步行，或是骑马，或是乘车，先是汇集在一千多个县城，经淘汰后，剩下一部分又汇集到十几个省城，经过类似的筛选，为数更少的剩余者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向着京城长途跋涉，其后，他们汇集到京城一片叫做贡院的整齐而拥挤的建筑里，埋头在里面写着一些什么。最后，一小部分幸运者被选拔出来，被授予官职，剩下的大部分人风流云散，回到各自的出发地，等待三年后的又一次聚集。

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20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淡忘了。

一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艘体积庞大而设计落后的航船，因为历经几千年的使用而残破不堪。清乾隆年间，一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驾驶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内没有沉没。”确实，当19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美国人史密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人气质》中记载了一些使他惊讶不已而当时的中国人却浑然不觉的事例。他说，按理，一串铜钱（这是当时中国的标准货币）应当是一百文，但是在十八个省份中，这个标准随随便便地变化着，一串钱从九十九、九十六、八十三文（如陕西省府），一直降到直隶省东部的三十三文，人们却习以为常。银子买卖中的称量也是同样，除非偶然巧合，没有两个地方使用同样的“两”，隔开几十里路，秤的大小就会出现不知不觉的差异，虽然这种情况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是却没有人想到加以统一。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交通。在北京、湖南、四川，他都看到过同样的被废弃的公路，几百年前宽大整齐的石板现在凌乱残断，东一块西一块地弃置在地上，交通要道现在成了交通障碍。当初修建这些道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现在却由于无人管理而被任意毁坏。这位美国牧师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惜，痛惜之余，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史密斯的记载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然而，当我们稍微认真地翻阅一下历史时，我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悖论。科举制度表现出完整、有序、严谨、实用的金属性质的特征，在整个模糊漶漫的背景下显得特别醒目。

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采用什么方式选拔官吏，在各个时代都曾是一个难题，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依然袭用贵族体制。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人才这样宏大的设想，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后，西方人才参考这个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一制度的社会组织力和它的效率。从来没有一种制度能像科举一样，动员起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参与。从繁华的内地到荒远的边疆，从达官显宦到每一个山村里的农民，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因为每一次考榜的公布而被大面积搅动，由此造成的社会情绪的兴奋激动很久才能平息。从贫穷的农户到最高贵的王公家庭，都有孩子为了投入这种竞争而在灯光下紧张地学习。在幅员如此广阔而交通和通讯手段又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环环相扣的三个层次考试的严密周期性和有效性；在一个习惯于漠视制度，常常是腐败横行的社会里，能够基本保持着这种选拔的公平公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以想象，在这一成绩的背后，一定有着大量艰苦的努力与付出。

透过典籍的记载，我们能够在今天穿越时空，把目光投向科举考试的现场。每一年的三月初九日到十八日，在前一年乡试中考取的举人们从全国的各个角落准时汇集到京师的贡院门前参加会试。天边凝着冬云，北风刺骨，但是由于紧张兴奋，人们几乎忘了天气的寒冷。他们是经过由县试、府试、院试层层淘汰剩下来的精英，到这一层次的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还要经过一次更为严酷的考验，他们当中只有二百到四百人能够通过最后这一关，成为最后的幸运儿：进士。考场是一间间蜂巢式的考舍，这种设计便于监考官的巡察而能有效防止抄袭。考场内已经过严格的检查，确认没有人在考舍内预先埋设什么备用的抄袭材料，然后考生们根据临时打乱的座号依次唱号入场。考场内戒备森严，在各个关口分别有外场砖门巡察官员，围墙外巡察官员，专门搜检大臣，稽查与考生交谈、换卷、乱号等作弊行为的大臣，当然，还有防备考场上出现意外事故的医生。官员们神态严肃，一遍又一遍检查着举人们的衣服物品。气氛似乎紧张了点，有着一种防士子如同防贼的让人不太舒服的心态，但同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官员身上平时并不多见的严谨而现实的态度。在这里，他们一改平日拖沓颟顸的作风，不再用道德教化来代替制度考虑，而宁可做人性实恶的最坏设防。这一次，他们对人性的态度是少有的现实，他们的措施也少有的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交卷后的措施同样严密细致：考生考完后，受卷官就在卷子上盖上印记，十卷一封，转到弥封所。弥封官再把试卷上考生的名字封上，打乱顺序，盖上印记，转到誊录所，在这里，所有的考卷都被书手重新抄写，目的是为了防止阅卷官通过笔迹认出考生。然后，两种卷子被送到对读所，对读官核查卷子抄写无误，在卷子上印下对读官和誊录手的名字以备万一出错时核查，最后，这批卷子才到阅卷官手里。在试卷的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用笔的颜色、停留的时限都有严格规定，整个过程周密严谨，滴水不漏，从制度角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现作弊的可能。即使现在看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其设计的周密严谨而惊叹。

这些林林总总的规定也许让你觉得琐碎麻烦，但如果你考虑到这个社会平素拖沓散漫的做事习惯，惯于把制度变成一纸空文的传统，那些为科举制度的完善而持续努力的人的认真精神就更加引人注目。一千三百一十七年之中，科举制的连续有效运转，为中国贡献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一千多万各类行政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社会基层。它基本上维护了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毫无疑问，它在传统社会的正常运作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在对这个制度的回望中，我们发现，创造、组织和实际操作力这些素质并不是中国人血液中先天缺乏的因子。保持社会的缓慢松散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家们的刻意而为，是出于追求稳定和谐的政治目的。它几千年来不紧不慢是一种有意识的懈怠。当这个民族集中起精力时，它也能把一件事做得完完整整，严严密密，漂漂亮亮。科举制以它的公正、效率、精密和整个社会背景产生巨大的反差效应。

二

这个制度的诞生，似乎就基于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构想应该诞生于秦皇汉武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脑海里，然而事实是，它的创造者因为荒淫、离经叛道而著名，他就是隋炀帝。

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隋炀帝确实荒淫而且荒唐，他心性浮夸，把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带到了国家的行政上，但是他一系列荒唐行为背后所表现出的瑰奇华丽的创造欲，却淹没在史实当中。实际上杨广是个天赋极高的人，他才华出众，从他留下来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文笔相当出色。《资治通鉴》上记载，他“美姿仪，性敏慧，深沉严重，好学，善属文”。而且他胸襟抱负不凡，富有想象力，做人也颇有情趣，喜欢做一些大手笔的事。比如他听说当时的吐谷浑族从波斯引进了一种“龙马”，骏逸非凡，放养在青海草原。于是他就在全国选了两千匹良种母马放入接近青海的山川地带，想求得“龙种”。这件事虽然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是作为他荒唐的一个例证载在史书，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炀帝浪漫的创造性格和愿意进行试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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