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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们（第1页）

一

过去读书人家里常能看到渔樵闲话或松荫清隐之类的中堂，大大方方地挂在客厅里，昭示着房主人的某种崇尚或志趣。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的儒家社会，隐逸却得到世俗如此尊崇，确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隐士们几千年来享有荣誉，溢美之词充斥在历代文集。说他们“轻天下、细万物”，“玉辉冰洁，川亭岳峙”，“轻生重道，世间稀出”。在传记作者或崇拜者的笔下，他们德行纯粹，一尘不染；他们眼光高远，洞察世事；他们特立独行，淡泊潇洒，睥睨权贵，粪土王侯；他们穴居野外，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由于远离世俗，有关记载就比较简略，他们的事迹就有些恍兮惚兮。传说有人能参透生死，未卜先知，甚至说能“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这就有点非常人之可想象，可存而不论了。

二

隐与仕是相对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应该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被作为官僚机器理所当然的人才来源之后。战国之前，世官世禄，平民没有途径入仕。及至后来读书才成为仕进之途，读书有成的人一般来说大大小小都能谋个官位。

偏偏有些人，可以做官而不做，可以居高临下而不愿，可以吃俸禄而不吃，就有点不同寻常。

事实上，更多人的隐，是不得已的选择。

传统中国可供读书人选择的社会姿态非常有限。仕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挤的独木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入世观使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承担不起这副重担的。读书人的本性其实不适于做官。四书五经教给了他们一套看起来尽善尽美的大道理，而实际上却空疏无用，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他们眼界极高，能力极低。让这样一批人去和社会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千机百巧的人物打交道，让他们去揣摸上司心事摆平各方土地，他们实在力不从心。让他们做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幸好还有一条途径是隐。

仕和隐这两种姿态都是漂亮的，出仕者对社会、对家族、对祖先、对后代、对自己，都算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而隐逸，则是立足于对以上名位利禄的不屑一顾（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立足于对功名利禄的副作用的清醒认识并且做出了防范（不管是真清醒还是附庸清醒）。所以理论上讲，隐逸是一种起点更高的选择，是一种有着许多光辉的典范事业，是归依在唯一能与儒教遥遥相峙的另一巍峨的文化高地——老庄之下的，因而是一种更为潇洒的姿态，至于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难言之隐，某种打肿脸充胖子，某种苦苦支撑故作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耻感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姿态可以优雅地面对社会。

除了仕与隐，本也可以有其他现实的选择，比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比如潜心学术，比如潜心艺术，甚至可以去做师爷，做商贾。学术上或科学艺术上的成功，因为往往换不来紫金鱼袋，换不来父母封诰，所以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读书人就往往放不下面皮。做这样的选择，需要跨越巨大的心理障碍。那些跨过这道坎的，往往人格异常强健，他们是真正的杰出人士。

三

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人格标准的设定极高，人格范式的设计过于追求完美。一个人究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张扬到什么程度？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我，提高自我，改变自我？人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实现多大跨度的超越？这是人类面对的永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人做出了悲壮的英雄式的选择，无论儒道，都把天人合一的十足完美作为现世的标准，以此来要求自己。儒家的人格设计方案是内圣外王，即在内在精神方面，通过勤学苦修，认识天理，灭去人欲，达到或接近圣人的精神修养。圣人是什么状态呢？据说圣人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圣人得了天道，因此一举一动无不恰到好处，一言一行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这样完善的内在的修养功夫施之于外物，就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就必须立德立功立言，澄清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朴。

要实现这样至高的人格理想，你就得用各种各样严苛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时时刻刻扼杀“人欲”，分分秒秒检查自己的精神活动。你要“日三省吾身”，要“慎独”，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要“战战兢兢，严恭寅畏，弗懈益虔”，你活得太累了。你被罪恶感和焦虑情绪所控制，肾上腺素过量分泌，植物神经趋于紊乱，可你还是成不了圣人。

至于外王，你会发现圣人之言离现实社会实在太远。在现世，人心远不那么纯洁，各种各样的实用主义取代了圣人的教导，而官场的肮脏污秽更是让单纯的知识分子感到难以忍受。

于是就有了疲倦，有了苦恼，于是就有了疑问，于是就出现了无可奈何的逃避和毅然决然的叛逆。他们逃入乡村，逃入深山，不再理会世事的纷扰，归入老庄的旗帜之下。

这里真好啊！这里，你可以逃离世俗责任的重负，摆脱世俗权力的羁绊，放任自己的性情，舒展自己的心灵，抛弃恐惧焦虑计算和犹豫，亲近山川树木河水和鱼类。幸亏有老庄，告诉人们可以换个活法，轻松得多自在得多。老庄不但为这种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还承诺了更高的人格理想。在这里，你可能通过各种浪漫奇异的修炼方式超越生理极限，甚至超越死亡这困扰人类的永恒恐惧，接近仙人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你可以“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与造物者游，与造物者为人”。人完全拥有了自由意志，人成了上帝。看看《庄子·大宗师》中是如何描述他那天才瑰丽的梦：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翕然而来，翕然而往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真人显然比圣人高超得多。庄子的浪漫幻想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超越的追求心态。

再顽强的灵魂也有疲惫的时候，仕和隐是中国读书人兜里随时揣着的两副牌，可以从容进退。这真是上天的慈悲安排。

四

李白的一生，就是在仕与隐的不断转换过程中度过的。李白在开元十五年（727年）《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人生之路：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先是辅佐帝王，澄清天下，然后归隐山野，寻仙访道。李白写出了一个中国文人所能写出的最完美、最浪漫、最天真的融合儒道的人生理想。可惜的是李白写起诗来雄视百代，却不具备起码的做官素质。他太天真，太幼稚，太无城府。唐玄宗李隆基见了他第一面，就把他看了个一目了然。《酉阳杂俎》载：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李白在翰林待诏一年有余，以为可以大用，最终却被“赐金放还”，不觉大为心灰，心气极高的他入世既然失败，就转而把全部热情投入到出世寻仙，“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餐紫霞，荫青松，乘鸾鹤，驾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李白以他一贯的天真和认真领受了《道录》，躲进深山炼起了丹药，但是修炼了几年，不但未能轻举飞升，反而弄得疾病缠身。后来永王南征，到庐山请李白出山，“辟书三至”，五十六岁的李白又扶病踌躇满志地入了永王幕，以为自己的时机终于来了，但还是不被大用，“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反而因为永王之叛连累入狱，险些被杀头。最后被宽大处理，流放夜郎。侥幸遇到大赦，才被放还。这时他已五十九岁，距死期只有三年了。

李白一生官没做成，隐也隐得不地道，最终以平民身份，不，以遇赦罪犯的身份贫病而死。真是所谓“谋身谋隐两无成”，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一生是失败的。虽然身后，他以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诗人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但诗人身份生前却不被他自己看重，也没有给他的生命以多少慰藉。这才是悲剧所在。

五

隐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因为自视过高，遇到挫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平衡心态，于是满心委屈，以隐逸颓废来作为对社会的反抗。比如名隐王绩。

王是隋人，自幼聪明歧异，好学多闻，十五岁时便独游长安，登大臣杨素之门，与之辩论，“一座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这一经历，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个少年的自命不凡心态。晚年他回忆年青时说：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

……

入仕之后，他仅仅被授以秘书省正字这样微不足道的末职。心高气盛的王绩简直不会把这个职位看成是“官”，干了不久，就托疾辞职了。不久，他被放外任，做了扬州六合县丞，他仍然不置之眼角，遂开始纵酒。随着官位淹蹇，他的酒量也越来越大，愈加放诞不羁。入了唐朝，酒名益著，做门下省待诏，他解释说只是为了每天能喝官给的三升好酒，人称“斗酒学士”而自号“五斗先生”。贞观年间终于归隐故里，依然以酒徒自任，无日不醉，作《醉乡记》，著《酒经》《酒谱》，以“酒瓮多于步兵（阮籍），黍田（用来酿酒的）广于彭泽（陶渊明）”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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