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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利普斯基和雷经常到纽约去见马林，有的是机会看到麦钱特和艾弗里认为新影公司欠他们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雷随时可以告诉别人为什么那么讨厌马林。“他长得矮矮胖胖，可以把一件阿玛尼西服穿得不成体统。”雷说，“如果阿米尔告诉我外面阳光很灿烂，我就会向窗外张望。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否清楚人们是怎么把他当个老滑头看待的。”

雷和利普斯基住在马林位于牡蛎湾（Oyster　Bay　Cove）的那幢崭新惹眼的白色砖楼McMansion（指一种大小和风格与周围房子完全不一样的或格格不入的制式豪宅——中文版编者注）里，马林跟皮肤病专家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对马林寸步不让的雷怀疑牡蛎湾的房子是一个房地产代理商借给马林的，坚持认为马林的住址其实是在附近一个大为逊色的地段Syosset，并且故意惹怒马林，把邮件寄到那里，而且总能到达马林的手中。屋里的家具——特大号的光滑的黑椅、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崭新又而时髦，而且很昂贵。“这些家具都是刚买来的，上面还带着大写字母N。”雷说，“这是一个喜欢追求奢侈品的家伙。他的许多衣服都难看得要死。阿米尔扔掉或者送给古德威的衣服恐怕比我一辈子穿过的衣服都要多。我被安排住在像一个医院病房的一小卧室里，无菌，有点像托德·海恩斯的影片《安然无恙》里的某个房间。”

第4章买卖游戏　1992—1993马林不许别人在屋里抽烟，而雷几乎手不离烟。晚上，整个别墅处于一级防范状态。据雷说：“他在楼里的每个角落都装了昂贵的报警系统。这家伙很害怕有人了解他的底细，他是以色列人，也许害怕阿拉伯人来绑架他。我想抽烟的时候，就打开窗户，让烟雾散出去。这下可不得了！他走进屋说：‘你怎么在这里抽烟？’那样子简直像专管吸烟的警察来抓人了。我说：‘你这样怎么过啊？完全生活在恐惧中。你应该搬到郊区去，牡蛎湾根本不如Syosset！’”

“阿米尔进入十月公司后唯一的问题是，谁将第一个离开公司，杰夫还是宾厄姆？”新影公司的前总裁理查德·阿布拉姆威茨说，“因为你要知道，阿米尔最能忍耐了。”阿米尔进公司的消息一传出，各种电话就纷至沓来。有些还是十月的竞争对手比如巴克和伯纳德打来的。据雷回忆：“这些人都说：‘你是怎么回事，疯了吗？你还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人？他会替代你，会干掉你的！’我说：‘我可没说过要控制他。不过我不是跟他做朋友，我只想跟他合伙做生意。虽然他不讨人喜欢，但也值得尊重。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很成熟，事情最终会好起来的’”。多伊奇曼回忆道：“这时外界对阿米尔的议论很多，但他们一概不理睬，我想警告他们，他们坚持认为他已经改了，并承认在新影公司犯了错误。况且他还有一套他们需要经营的策略。”雷在位于第3大道850号的办公室门口碰到了马林，他在那里负责新影公司的影像部。据雷回忆，他们交谈起来。雷说：“我知道你想把在新影公司的待人处事方式搬到十月公司，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马林回答说：“你的疑虑对我有好处。”

“为什么？你干吗要这种好处？这样什么好处都没有。你过去的表现真是太差了。人的本性难移。”

“我打算重新做人了。”

雷说：“他讲了许多自认为你想听的好话。似乎好事都是他的功劳，而坏事都是别人捣的乱。”

雷也许只是对马林放心不下，但利普斯基简直让他发疯，而马林则愿意对什么都洗耳恭听。雷常常给他打电话抱怨自己的合伙人，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有时长达45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小时。马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买卖游戏　1992—1993（2）

另一方面，利普斯基对马林很有好感。“我从来没有跟阿米尔有过不愉快。”他说，“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生意人。他口是心非？他背后下毒手？有关他的说法很多吧？我从来就没有吃过他的亏。我想大家是嫉妒他的精明吧。”无论如何，雷和利普斯基都把马林看作合作伙伴。利普斯基给Allen&Co。打电话时兴奋地说：“好消息。我们刚刚找到一个自己办过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破产前成功过一阵子！”

Allen&Co。还是拒绝给他们提供关键支持，这是没有道理的。《生活是甜蜜的》于1991年10月公映，这是十月公司公映的首部影片。到12月时，雏形未定的公司得到极有权威的全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的青睐，他们把《生活是甜蜜的》评为年度最佳影片。雷说：“这部影片的发行工作只有两个人在做，却赚了200万元。那是我平生最得意的时刻。”后来Allen&Co。把约翰·施密特介绍给他们，他刚刚从米拉麦克斯出来。他毫无负担地加盟进来。他很像瑞士人。据雷说，马林向他们保证，他会进行结算，也就是说会确保他们所需资金及时到位，但是他并没有办到。雷为了刺激他经常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大声喊：“结算，施密特才是结算者呢！”

1992年3到4月间，施密特重新制定了商业计划，把财务结算的时间定在1992年10月5日，这是非常恰当的。尽管成功的喜悦还没有消失，但是利普斯基和雷对Allen&Co。相当失望。银行方面没有筹集到他们需要的700万美元，只筹到微不足道的330万美元，而且还收了30万美元的费用，所以十月公司的有效启动资金只有300万美元。“他们非常吝啬。”利普斯基说，“我把握不准他们这样做是想推掉我们呢还是在检验我们的勇气。他们的意思好像是：‘如果在这么稀薄的空气中你们还能生存得不错，那我们就给你提供稀薄空气吧。’”但是，利普斯基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公正和克制意识在逐渐淡化，虽然还不能说已完全溶化掉。他接着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我拿什么来创业，我和宾厄姆拥有一无所有的一半，后来我和宾厄姆、阿米尔各占一无所有的三分之一，现在变成我们4个人各拥有一无所有的25％。当然，一旦我们跟Allen&Co。谈妥了，那可就成大功臣了。忽然间你得向一个董事会报告情况，我们最后得到了八个董事中的一席。我们的自主权——那不是互相妥协，而是完全被消除了。”

利普斯基和几个合伙人发现自己在财政上完全放不开手脚。他说：“我们只拥有一定份额的财务决定权，购片、印刷和广告费总共加起来才75万美元，超出这个额度须经董事会批准。投资方和银行家们关心的是如何赚钱以及如何抽身而走。他们并不是为杰夫·利普斯基、宾厄姆·雷、阿米尔·马林或者约翰·施密特的未来投资。他们的激情在金钱上。我们的激情或者至少我和宾厄姆的激情在电影上。在如何调和这两种激情上我们可谓煞费苦心，至少最初的几年是这样。”

1992年秋季，十月电影公司准备进军了，他们向导演的宣传基调是“十月公司是更仁慈、更温和的米拉麦克斯。在这里你们不会遇到剪刀手哈维。我们会让你们拍自己想拍的影片”。他们拿到的第一部影片是圣丹斯电影节后争取到的荒木的《走投无路》。十月公司以微不足道的10万美元拿到，该片成本只有3万美元，公映时总支出不到35万美元，后来收入却达140万美元。还有一部叫《世上的每个早晨》（Tous　Les　Matins　du　Monde）的法国影片成绩也很不错。还有派尼贝克（D。　A。　Pennebaker）的纪录片《战争室》（The　War　Room），该片让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成了小有名气的明星。与此同时，这些影片也让马林精疲力竭。他把《欲望之链》（Chain　of　Desire）、《拥抱我、震撼我、亲吻我》（Hold　Me；　Thrill　Me；　Kiss　Me）、《自由落体》（Free　Fall）这些影片制成录像带和电视节目出售，每年能从新影公司的片库中榨取20万到40万元。“如果单纯发行艺术电影，十月公司的创业之初将是很艰难的。”施密特说，“要做从电影到录像转换的生意才能更好地存活下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连雷也不得不欣赏马林的这一思路：“这家伙相当聪明，在他的帮助下公司逐渐探索出多种营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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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3）

但是，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雷想买下《落水狗》，但是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当你无法跟人竞争的时候，这是很让人感到沮丧的。”他说，“我要跟那些家伙一分钱一分钱地去抠。但是我们永远干不过人家。我索性认了，算了吧，干吗这样逼自己发疯？我们的定位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在既有定位上做得更聪明些才对，充分利用好我们能买到的影片。”刚开始那几年，做得最成功的一笔买卖就是拿到了约翰·达尔（John　Dahl）的《最后的诱惑》（The　Last　Seduction）。1994年十月公司只付了30万美元就买下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而且在HBO播出后当年秋天继续在影院放映并获成功。这几乎是从未听说过的事。这部影片最后的总收入达到580万美元，如果说发展道路上有什么艰难的话——艰难也的确存在——几个合伙人已经兴奋得视而不见了。

昆汀·塔伦蒂诺出生于1963年3月27日，在洛杉矶南湾（South　Bay）附近一片破败不堪的社区，由母亲在几位养父的帮助下抚养成人。母亲与其中一位男人结了婚，她的儿子就是以那位继父的名字命名的，成了昆汀·扎斯托皮尔（Quentin　Zastoupil）。他经常转学，永远是一个有着古怪名字的新生，样子像非洲黑人；　厌恶体育。他完全是一个怪人，是个很不合群的家伙。“我是一个笨孩子，老跟不上班。”他常常独来独往、闷闷不乐，老想抓住一切机会逃课。他有时躲在卫生间里，一直等到妈妈去上班才出来，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打发掉剩下的时间，贪婪地阅读漫画或者看电视。在妈妈看来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他在15或16岁，大约九、十年级时就已辍学，后来干过各种零工，还上过表演班。1984年，他在曼哈顿海滩（Manhattan　Beach）的影视资料馆（Video　Archives）找了份工作，在每个南湾的电影怪人眼中，音像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他是看录像长大的新一代制片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完全不同于1970年代的所谓电影小子们，后者都上过电影学院，是在接受世界电影名著营养的哺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我直接看电影。”他经常这样坦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上电影学院。我也没有上过大学。我甚至都没有上过高中。我的电影学院就是尝试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我最好朋友的生日》（My　Best　Friends　Birthday）。我想，天呐，人们花一大笔钱去上大学，而我总是说，别用那笔钱去交学费，直接去拍一部影片吧！”

昆汀从前的一位朋友兼写作同仁罗杰·阿瓦里（Roger　Avary）在影视资料馆工作过，也从帕萨迪那的设计艺术中心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退学。“在录像流行以前，我经常常租16毫米的拷贝，看了不少电影方面的书。”他回忆道，“那时听人说起电影时感觉就像神话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镇上有新影片上映，我都会抢着去看，只要能赶上。录像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突然间你有了两万多部片子可供欣赏。有一天，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干吗要上电影学院，去听那些评论老派电影的讲座，你完全可以一天坐上8个或者10个小时去看电影，然后跟朋友们互相探讨。这是我们上过的最好的电影学院。”

随着录像时代的来临，一种高不可攀的文化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众文化，一下子揭掉了电影的阶级光环以及令法国天主教影评家如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等激动不已的影像的神秘性，因此催生了一代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美国电影导演以及想做电影导演的人群。（斯科塞斯差点当了牧师。）录像预示着一场新的电影革命。电影“本来就是大众化的艺术”，录像使电影的大众化走得更远，阿瓦里讲得更明确，这使得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影评家或者教师，这些电影宗教的牧师们——变得无足轻重。但是，电影学院所采取的短期培训班路线是以牺牲电影文化为代价的，即学术机构把向学生传承历史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伟大传统”。其实，教化的影响力这一充满喜悦感的纯真推迟了像塔伦蒂诺这样喜欢他们暴力艺术超过爱森斯坦或雷诺阿的年轻人的青春期，因此录像方便了一种新冷酷主义的诞生，而塔伦蒂诺就是其中最主要也最有成就的实践者。

买卖游戏　1992—1993（4）

阿瓦里长长的金发从脸的两侧像玉米缨子般披下来，他第一次见到塔伦蒂诺是在1984年，在影视资料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并不太在乎他。”他回忆道，“他是一个比我还资深的影迷，有着一个奇妙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脑，有着照相式的记忆力。我们一起轮流胡侃。如果他欣赏一部电影时，我就坚决抵制，只是为了挑战他。他会向我解释这部电影好在那里，我不喜欢是因为不对自己的路，接着我又会意识到我其实很喜欢。我对塔伦蒂诺也是如此，经过一阵这样的反复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店里那伙人会为影片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没有什么影片会烂得在人心中激不起一点波澜，或者让朋友反目成仇——并且经常玩些恶作剧的游戏。录像带店后排有一个成人同性恋影片区，一天，异性恋者阿瓦里惊讶地发现他的朋友在那一区域贴了一张他的照片，他头顶上飘过一只气球，上面写着：“嘿，我是罗杰，我在影视资料馆工作，我很乐意向大家推荐X、Y、Z打头的影片。”阿瓦里回忆道，“他还开导我别太介意。昆汀个性中充满了某种诡异的成分。”

塔伦蒂诺跟阿瓦里一样一直在狂热地进行创作。但他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一个作家看待。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演，或者更好些，是为了当导演。“当了演员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说，“除非我成为他妈的大牌明星，否则，我到了50多岁还得试镜，像我的那些英雄们一样，他们可都是性格演员。我还注意到，独立制片电影对自己的演员们没有做出多大贡献。出名的是导演而不是演员。一个导演拍出一部独立影片后会接着去拍下一部。”

影视资料馆的那帮人互相读对方的手稿，研究琢磨场景和对话。“我们想成为科恩兄弟，他想当伊桑，我想当乔尔。”塔伦蒂诺说。1987年，当塔伦蒂诺问他的朋友是否同意根据他的《直通道》（the　Open　Road）写一个短剧时，阿瓦里毫不犹豫地说可以。“这时，我已经开始喜欢昆汀了。”他说，“过了几个月，昆汀拿着厚厚的一堆稿纸来了，全是手写——几乎无法辨认，很多单词是根据读音拼写出来的，也不在乎语法和标点符号，稿纸被粘贴得不成样子。他几乎把自己想写的一切都塞进一个本子里，《落水狗》、《天生杀人狂》、《低俗小说》（Pulp　Fiction）里的片段全都荟萃其中。他是完全照着自己说话习惯写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声音的调子。我看到最后时伤心极了，里面几乎没有一点我原创的影子，但是他给这部作品注入了情感和灵魂，比我写的高明。我说：‘你得把它打印出来，没有人会费这么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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