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8部分（第1页）

，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反而被生活所累了。”鲁迅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

朱安却是一个性情温顺，平和地对待一切的女子。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对于鲁迅的沉默和冷淡，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朱安都无声无息地接受。唯有一次，她半是自我辩护半是埋怨地说：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个贤良的女子，只是偶而才发出这种淡淡的没有爱的哀怨。

终年无语。确实是她和鲁迅之间的令人悲哀的现实。在这种现实的寂寞的土地上，她的心也是痛苦的。她虽然不识字，但心是善良的，精明的。她是一个中国农村中普通的旧式女子，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社会三从四德这一类封建礼教的熏陶。从自己儿时就开始形成的道德观念和品格观念出发，她在婚前天然地顺从父母，在婚后天然地顺从婆婆和丈夫。她在深深的宁静的院落里宁静地生活，和墙外的世界隔得很远。她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来了解鲁迅是怎样一个不平常的人，然而，她却从一种天然的中国女子传统的坚贞，对鲁迅怀着情意。以至到鲁迅辞世之后，她仍然守在鲁迅母亲的身旁，终身伴随着这个怜爱她的老人。甚至在老人逝世之后，她也依然把自己和周家紧紧连在一起。她对鲁迅的友人许寿裳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样说，我怎样办，决不违背！……”她虽然没有文化，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甚至连他自己为了取函领款而刻印的图章上，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周朱氏”三字。然而她也有自己的心思，也有心灵创伤的疼痛，她也常静静地想着，只是她也只能蕴藏在心里，没有什么地方好去诉说，也没有能力去向别人诉说清楚。

没有爱的悲哀和对于爱的剥夺者——封建礼教的憎恨，交炽在鲁迅的心中。这使他对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燃起了发自心底的共鸣。那位少年痛苦地唱道：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

鲁迅深沉地写道：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作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作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作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热风？随感录四十》）

鲁迅是富有良知的人，即使在这种情感迸发的时刻，依然清醒地说明女性的无辜，对她们的牺牲寄以深切的同情。由于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他更清醒更深切地认识到：他和朱安的婚姻悲剧，只是四千年旧账中的一页。毁灭无数青春的悲剧制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祖传的吃人的筵席，几千年所形成的中国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这种自称为“东方文明”的制度，对于中国人民负有多大的历史罪恶啊！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章为了祖国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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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祖国的《新生》（1）

鲁迅结婚后的第四天，和周作人一起东渡。他把婚事留下的难言的愁闷，暂时抛进了大海的波涛。返回日本之后，便专心致志地扑向他决心毕生从事的文学事业。

当时，正是尔后对鲁迅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章太炎在上海出狱后奔赴日本的时候。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孙中山等人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发行《民报》，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围绕着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正在展开一场大论战。章太炎被推为《民报》主笔，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先进锋利的思想融于一炉的文章，揭露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丑态，也揭露在革命潮流中赌博的吴稚晖等人“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章太炎的文章，说的是救国的真理，加上笔锋强劲，气概非凡，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就是深受其鼓舞的一个人。他钦佩学问家的章太炎，更钦佩革命家的章太炎。他不仅爱读章太炎的文章，而且对他的政治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以1906年为界，在这之前，鲁迅主要是受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的影响，而1906年之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代替了。从学洋务，到对维新的信仰，到站在革命派立场对维新派展开批判，这是青年时代的鲁迅思想成长的三部曲；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前进的步伐。

鲁迅弃医从文这种人生道路的改变，是与他政治上从改良到革命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的。这之后，他充满着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的渴望。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救国，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因此，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商定要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期望通过刊物的呐喊，在文学艺术领域打开一个局面，为祖国尽一点力量。那时，他特别努力学习德语，很注意外国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文学，因此决定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移用但丁诗集的名字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鲁迅用这个名字寄托一种希望：愿《新生》之刊能像但丁那样，大胆探索自己民族的灵魂，从而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够获得新的生机，新的活力。

鲁迅不想把《新生》变成政治活动的园地，只是想发表一些唤起祖国人民新精神的启蒙之音。然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已迫近眉睫，周围的人都热心于实际的革命政治活动，对文学艺术很冷漠，用文艺刊物来陶冶精神的意义，还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因此尚未问世就流产了。这种流产除了“背时”　　的原因之外，就是原来热情支持《新生》的人也走散了。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回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新生》的命运是很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他一走，就只剩下不名一文的几个人了。蕴藏着许多美好憧憬的《新生》之梦的幻灭，使鲁迅感到一种失败的苦恼。刚刚迈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步，就受到了挫折，何况为了迈出这一步，他们已经费了很大的气力。他们不仅拟好刊名，而且还特地印了稿纸，约了稿件，选译了一些外国作品。第一期的插图也已选定，这是从英国十九世纪名画家《瓦支画集》中选出来的一幅油画，题为《希望》，画一个包着眼睛的诗人，抱着竖琴，跪在地球上。鲁迅还物色了后几期的封面，准备选用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髅骷塔，和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现在不仅这一切力气白费了，而且还招来了冷嘲与热讽，有人故意挖苦刊物的名称说：“这不会是县试所取的进学的新生罢”。

为了祖国的《新生》（2）

《新生》的筹办，真像一场短暂的梦，倏忽幻灭了。失败给人以烦恼，但也给人以清醒和智慧。鲁迅思索着：是呵，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事业是很艰难的，需要有更充分的准备。然而失败丝毫不能挫折鲁迅的锐气，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便开始投稿了。最初他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付邮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着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过了很久，上海给他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但他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写着，不屈不挠地追求着。他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地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是很使鲁迅感到失望的。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地写文章，然后寄出去。鲁迅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韧性的精神，使他踏碎了前进道路上各种荆棘与障碍，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尽管稿子被不断地退回，但是他的思想在艰难的磨炼中逐步犀利了。从1907年底到1908年，他在《河南》杂志先后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主要是阐述他的科学观，有的则着重阐述他的政治观、社会观、文学观。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所谈的一切都与改变人的精神息息相关，都在探索祖国的新生之路。这些论文尽管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是一个青年思想家的非凡才能，却表现出来了。人们感到，他比写作《斯巴达之魂》的时代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发表鲁迅论文的杂志《河南》，主编者是刘师培。这一年秋天，刘师培和邓实创办了《国粹丛编》，刊登了一些冗长的考据文章，现在，他又要创办一个《河南》杂志，请周作人在南京时的同学孙竹丹向鲁迅约稿，鲁迅便给《河南》第一期写了《人间之历史》（收入《坟》时改名为《人之历史》）。

《人之历史》是鲁迅关于生物进化论的介绍性文章。鲁迅自从在陆师学堂接触了《天演论》以来，一直感到生物进化论对于变革中的祖国是很需要的，因此，他希望让祖国人民多了解这一生物学的真理。于是，此次他便介绍了德国坚定的科学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及其一元论的生物重演律学说。

海克尔在1899年出版的《宇宙之迷》一书，总结了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建立了种系发生学。这一新的学说证明：人类个体胚胎的发育过程反映了物种的发展过程，个体发育过程就是种系发展过程的精简和缩短的重演。因此，人类个体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再现了生物进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即再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鲁迅通过对这一学说的介绍，着重说明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的不断演变过程，人是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逐步进化、最后从猿猴类变来的，而不是神创造的，海克尔这种学说给宗教黑暗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引起了反动神学家的极度仇恨，列宁曾说：“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他以兴奋的心情赞扬这个敢于向上帝挑战的科学家说：“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了祖国的《新生》（3）

鲁迅以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敏锐感，发现了海克尔学说的意义；于是，他选定这种学说加以张扬。那时，海克尔的《宇宙之迷》已有日译本，鲁迅便复述了书中的一些内容，他介绍这些内容，其锋芒所向是很清楚的，文章一开头就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抱残守阙之辈，闻新声而疾走”的情况，鲁迅渴望科学的强大力量，人类进化的法则，能战胜这些陈腐的，阻碍祖国新生的力量。

1908年，鲁迅先后又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在这些长篇论文中，鲁迅的精神救国的思想表现得更明朗，更强烈了。

他的这三篇论文，反对寻找救国道路时走“唯物极端”的道路，否定走纯物质、纯科学技术救国的道路，而坚决主张走精神解放的道路，个性解放的道路。

发表于1908年6月的《科学史教篇》，说明了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关系中，物质性的科学技术与精神性的社会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等，何者更为重要，何者才是拯救民族的当务之急。他用科学发展史实的丰富资料，说明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他又提出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即科学技术既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种推动力，那么，科学技术本身的推动力又是来自哪里呢？这确实是当时主张科学救国的人很少想到的，而鲁迅通过对科学史的钻研，却发现了科学的发展往往要靠一种“超科学’的力量，即精神的力量，包括道德、理想、爱国精神等等。也就是说，人的精神、理想等，才是科学发展的推动力。他说：“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科学发现，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日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此时，鲁迅把超科学之力，即“理想”、“圣觉”的力量，不仅看作是科学前进的推动力，同时看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推动力。这种把精神因素当作社会前进终极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使他引伸出的结论，便是要救中国，不能“以科学为先务”，而应当以“超科学”的精神为先务。

从这种基本见解出发，鲁迅把他开始热烈追求的能够激发人们精神的文学艺术的地位提高了。在《科学史教篇》的结尾，鲁迅告诫人们，科学固然是神圣的，但是社会决不可以走只是崇尚科学知识的极端，一旦走上这种极端，人类美好高尚的情感和明晰敏锐的思想将会消失，社会将走入寂寞，科学也将随之走向虚无的深渊。因此，人们不仅要求有牛顿、波义耳、达尔文、康德等科学之星，而且也要求有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卡莱尔这样一些文学艺术的豪杰，这些文学艺术家在人们心中唤起的精神和情感，将给世界增色，并将不断地丰富人类的文明。鲁迅提醒人们不要急功近利地一味追求物质而忘记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对于处在精神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来说，要获得新生，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把人的精神看成是一种终极的神秘的圣觉力量，认为它是扭转世界的杠杆，则显然是一种空想。

这一年8月，鲁迅发表的社会政治论文《文化偏至论》，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史教篇》中初步提出的思想，更强烈地指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数”；这篇慷慨陈词的长篇论文，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论点，即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和精神的振奋。“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确信只要国人精神振作，个性崛起，那么，祖国将成为强大之邦而无敌于天下。他这些强烈的见解，归结为一个著名的口号，即“任个人而排众数，重灵明而非物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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